（一）夜路上的星光少年 他叫林子岳，十五岁，国中三年级，个子瘦高，戴着一副永远往下滑的眼镜，总是低着头，像是习惯了缩起肩膀对抗世界的重压。 他出生在一个单亲家庭，妈妈患有精神障碍，常年无法稳定工作，家中经济全靠低收补助和偶尔接到的临时工维生。 林子岳从不抱怨，他的笔记本总是密密麻麻写满补习笔记和心情抄录，对他而言，知识是他能抓住的唯一出口。 陈卉庭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户寄养家庭的饭桌前。 那天她探访寄养孩子，刚好遇见子岳与寄养爸妈共进晚餐。他低头扒饭，听到她来自社福机构，抬起头来朝她微笑，那是一种不好意思却真诚的笑，就像深夜里还愿意亮着的街灯。 卉庭从他的案卷中得知，子岳在补习班靠着半工半读的名额，努力追赶成绩。他想考上公立高中，将来读大学，赚钱让妈妈过安稳的日子。 每次卉庭问他：「有没有觉得很累？」他都腼腆笑笑：「我不怕苦，姐姐。」 他最大的梦想，是成为兽医。 那天他偷偷跟卉庭说：「我想帮像我这样流浪的小动物，也帮我妈。」 直到那一天。 那是一个补习後的晚上，已近十点，子岳背着破旧的书包，穿越一条人行道准备搭公车。 车来时，他被一辆违规右转、酒驾的休旅车当场撞飞。 现场没有刹车声，只有他被抛到空中的书包，啪地摔在地上，笔记本散了一地。里头有一张他画的画，是他与妈妈在草地上野餐的模样，上头写着：「以後我养你，不让你再流浪。」 陈卉庭在凌晨三点赶到急诊，遇到值班的，是汪予恩。 他们第一次在病房外哭得说不出话，是在那天。 「我试着抢救，但他……根本没反应了。那孩子，心脏压了快一个小时。」汪予恩的眼泪就这样滑下来。 卉庭蹲在走廊角落，把那张野餐的画紧紧握在手里，哭得像失去自己家人。 接下来几天，她无法工作。 直到她收到了子岳寄养爸妈的一封简讯：「谢谢你一直陪他，他走得没有遗憾。他说过，你是他最信任的大人。」 那天，她决定回去上班。 她重新写下子岳的个案故事，在周会时念给所有人听。 「我们不能停止悲伤，但也不能停止前进。」她说。 --- 二、那孩子的微笑像月亮一样 陈卉庭第一次见到林子岳，是在秋天的某个周五下午，天气转凉，阳光却难得地温暖。 她到寄养家庭访视其他个案，却在饭桌旁多看了一眼这个坐在角落吃饭的瘦高男孩。 他低着头扒饭，吃得很快，像是怕自己占用太多资源，但又很有礼貌，不发出一点声音。 寄养妈妈笑说：「他啊，来我们家才两个礼拜，吃饭比谁都客气，洗碗也抢着来。」 卉庭忍不住问：「你叫什麽名字？」 他抬起头，有点腼腆地笑了：「林子岳。」 那个笑容让卉庭停了一秒—— 那是一种安静而谦卑的光，像是经历过很多沉默的夜晚却依然愿意对世界微笑。 她回办公室後，把子岳的资料调出来看。 父不详，母亲有重大精神病史，长期处於药物治疗与住院交替的状态，家里连基本的生活照顾都无法维持。 子岳从小在不同亲戚与机构之间辗转，十三岁时几乎失联，是街头夜巡队报案才找到。那时他在便利商店外帮人提塑胶袋换一个面包。 那晚，卉庭抱着他的社工个案本，看着上面一行行资料，眼泪掉下来，一滴一滴落在桌上，像是小水坑。她忍不住想：「我真的适合做这份工作吗？」 这不是第一次这样怀疑自己。 从进入社工这一行以来，她的泪腺几乎没真正休息过。 她哭病童、哭家暴、哭被抛弃的老奶奶、哭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 她曾被督导点名谈话：「你再这样情绪这麽重，早晚会被掏空。你要想清楚，社工不是陪哭的，是帮忙的。」 她知道他们没错。专业的社工需要距离感，需要稳定的情绪。但她就是做不到。 她甚至羡慕同事能在处理最残忍的家暴案後，依然准时下班吃火锅笑聊天，而她，回家却还会梦见那些孩子的眼睛。 子岳却让她重新动摇了。 接下来的几周，她开始主动探视这位孩子。会带他去吃冰淇淋、听他聊他最喜欢的书《动物大百科》，也在他没钱补习时，替他申请了半补助名额。 她发现这孩子总是在拼命感谢别人——连坐上公车都会转头鞠躬感谢司机，去补习班会带两颗糖果给老师。 她有一次问他：「你为什麽对人这麽好？」 他说：「因为我知道，如果人家愿意帮我，我就不能浪费。」 那天晚上，卉庭一个人走回社工中心，眼泪边走边掉。不是为了悲伤，而是为了感动。她从没遇过一个孩子，在那麽贫乏的生命中，还能这麽努力地活得有光。 她写下日志：「我还是常常觉得自己不适合这行。可是我又想，如果有像子岳这样的孩子存在，那我不做社工，谁来陪他呢？」 她终於开始学会，不是要让自己变冷酷才能撑下去，而是要学会带着泪继续站着，因为总会有人需要她温柔的坚持。 她没想到的是，这份坚持，在某天深夜，会那麽剧烈地被撕裂。而那裂缝，会让她与另一个同样在哭的人，相遇。 三、汪予恩的眼泪 汪予恩第一次在手术房里哭，是他实习医师的最後一年。 那是一个七岁男童，车祸重创，全身多处骨折与内出血。他跟着主治医师在急诊室做抢救，从心肺复苏、插管、紧急输血、临时开刀，一整套流程下来，整整八个小时。当最後宣布急救无效时，所有人都累瘫了。 而他，坐在病房外，眼泪一颗一颗掉下来，止都止不住。 学长拍拍他的肩膀，只说了一句：「这样你会撑不久。」 他知道，那不是批评，而是前辈的担忧。 汪予恩的眼泪来得比人快，从小就是。 他不是不坚强，只是太敏感。国小时，有同学被骂哭，他会偷偷躲到厕所也哭一场。 长大後，他把这种「共情能力」藏在白袍底下，包得严严实实，偶尔还要开玩笑让自己看起来「像个男人」。 他是医生世家，父亲是名声响亮的外科权威，冷静、俐落、理性。母亲是麻醉科主任，温柔但果断。 他从小听惯这样的话：「医生要判断，不是要情绪。」 但他无法完全照做。他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想起那些救不回来的病人，有的名字他记不住，有的脸他却永远忘不了。 他曾问自己：「如果我哭，是不是就代表我不够格？」 直到那个冬天，他救回了一个割腕的青少女。 她醒来时，第一句话问的是：「我还活着？太糟了。」 他握住她的手眼泪不禁掉下来：「没错，你活下来了，并且还有很多人会为你哭。」 那一刻，他看见那女孩的眼泪也滑落。 他们都没说话，只是静静地对视，好像彼此理解了什麽。 後来那位女孩写信给他，说：「谢谢你当时的眼泪，让我知道我不是孤单的人。」 那一封信，他留到现在。 从那以後，他不再刻意压抑眼泪。 他知道自己与其他医生不同，他的眼泪不是软弱，而是一种连结——让病人、让家属、让失控的情境里有人能看见： 这里还有人在「一起痛」。 他以为他已经接受了自己这样的样子。 直到他在那个深夜的急诊室里，看见陈卉庭蹲在墙角哭，那种无声的崩溃，让他忽然很想走过去，也一起崩溃一次。 那天之後，他开始主动找机会与卉庭合作。只要她负责的个案进了急诊，他总是刚好在；只要她来访视，他总是多留几分钟陪她聊。 他不知道这是不是喜欢。 他只知道，能跟另一个不怕哭的人一起，在这个太多伤口的世界里，用眼泪撑起一点温柔，他感觉自己终於不是那麽孤单。 --- 四、哭完之後，我们一起吃点热的 那天是雨夜，急诊室电话响个不停。 汪予恩刚结束一场手术，还没来得及喝口水，就被护士叫去儿童急诊：「有一位五岁男童，疑似严重家暴，社工那边正在联系。」 男童叫小哲，只有五岁，刚被邻居报警救出，身体多处瘀青、肋骨骨折，身上还有烫伤和旧伤。来急诊时他没有哭，只是静静地抱着一只破掉的泰迪熊，看着天花板。 汪予恩低头看他，蹲下问：「你会痛吗？」 小哲没说话，只轻轻地摇头。 这时，一个湿透雨衣、脸色苍白的人冲进急诊室，是陈卉庭。她一见到小哲，什麽话都没说，眼泪就先掉了下来。 她伸手轻轻摸摸小哲的手，手很冰，像一块刚从冷藏库里拿出来的豆腐。小哲看了她一眼，还是不说话。但在下一秒，他小小的身体突然扑进她怀里，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我肚子饿……不要打我。」 那句话，让她当场哭出声来。 汪予恩当晚全程守在急诊室，协助检查、固定骨折，连夜安排社福报案与照会。他本应该像其他医生一样离开、交班，可他没有，他留下来陪着卉庭。 清晨四点，两人坐在医院对面的小摊子，点了两碗热腾腾的咸粥。手还没端起来，卉庭又开始掉眼泪。 「你知道吗？我问小哲，他最喜欢什麽，他说最喜欢学校午餐，因为热。」 「热的东西，是他感受活着的证明。」汪予恩泪眼盈眶轻声说。 他们没有太多言语，只是吃一口粥，哭一次，然後再吃。 眼泪一滴滴掉进碗里，却不苦，反而咸得刚好。 那之後，小哲被转介到中途之家，每周由卉庭负责追踪。每次回诊，汪予恩都会在。他们开始习惯一起面对这些孩子的苦：有人从信仰中失望、有人从家庭中逃亡、有人从年纪还没懂「保护」时就被撕裂了人生。 有一次，卉庭在个案室崩溃，她说：「我真的不想再哭了。我好累，我都快要分不清这些孩子的故事，和我自己人生的界线了。」 他轻轻拥住她，第一次那麽近地抱住她。 他说：「那就哭，我陪你。你哭完了，我们去吃饭。吃完了，我们就再撑一天。」 从那天开始，「一起哭、一起吃、再一起撑」成了他们彼此的默契。 他们开始分享日常。无论是清晨急诊的便当、深夜会议後的关东煮，甚至有次在便利商店坐在地板上啃饭团，也笑着说：「今天没哭太多喔，进步了耶。」 他们哭，但也开始微笑。 那种微笑不是快乐，而是心里有一个人知道你正在痛，所以那份痛不会无人接住。 他们从彼此的眼泪里，学会不再害怕软弱。因为对方就在旁边，一起掉眼泪，一起擦掉，一起走下去。 — 五、哭爆的那天，谁都不再坚强 林子岳的告别式办在一个阴雨绵绵的清晨，时间定在早上十点，地点是社福中心旁的简易追思堂。墙上挂着他最後一张生活照，是他在寄养家庭前院笑着浇花的样子，笑容腼腆，阳光从叶子缝隙间洒落在他瘦瘦的脸颊上。 告别式没有奏乐，也没有宗教仪式，只有一场温柔而破碎的哭泣会。 陈卉庭来得早，站在照片前一言不发，只是抿着嘴，一直握着那张曾经从子岳书包里掉出来的画——他和母亲坐在草地上野餐，上面那句话写着：「以後我养你，不让你再流浪。」 她眼眶泛红，但仍撑着没哭。直到寄养爸爸扶着寄养妈妈走进来，一进门便痛哭失声。 「他才开始叫我爸耶……才刚叫……」寄养爸爸像个迷失的孩子，抱着椅子腿哭倒在地。 接着，是子岳的生母，也来了。 她神情呆滞，头发凌乱，像刚从病房逃出来的样子。医护说她前一天刚从精神病房短暂假释出院。她一眼看到子岳的照片就跪了下来，手狂抓自己的脸，大喊：「我没机会了！我没机会当他妈妈了！啊啊啊啊……」 她的哭声像野兽，从腹部深处爆出，撕扯所有在场的人仅存的平静。 那一刻，陈卉庭的眼泪终於决堤。 她抓着胸口，蹲在墙角，全身颤抖。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为了谁哭——是为了子岳？还是为了所有来不及、所有被错过、所有再也回不来的爱？ 这时，一个中年男人走进追思堂。 他穿着黑色夹克，脸色灰白，手上提着一袋水果和一封信。他脚步沉重地走向灵前，放下供品，转身看着众人，忽然跪了下来，对着照片猛磕头，额头发出沉闷的「咚咚」声。 「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只是…那晚喝了一杯酒……我……我是两个孩子的爸爸啊……我怎麽会……怎麽会……」 那人，就是撞死林子岳的酒驾犯——李国雄，四十一岁，两个女儿，一次加班後的聚餐，心存侥幸开车，只有一次，就夺走了别人一生努力的未来。 李国雄像是忘了场地、忘了身分、忘了後果，只是不停痛哭，跪地抽搐。 「我梦到他……我梦到他问我，叔叔，你为什麽那麽急？我……我回答不出来……我真的回答不出来啊……」 这时，寄养妈妈本能地冲上去，举手想打他，却在挥下去的那一刻，整个人软了，抱着他一起蹲下来，边哭边喊：「你知道吗？他每晚都写功课写到十一点……你知道吗？他连一杯珍奶都舍不得买……」 那一刻，全场集体崩溃。 社工们、医护们、寄养家庭、同学代表、甚至几位记者也红了眼眶——没有一个人忍住，所有人哭到崩溃。 陈卉庭和汪予恩紧紧握着彼此的手，像抓着唯一不会倒塌的柱子。两人都在流泪，泪水沾湿衬衫，打湿口罩，但他们没有放开彼此。 这是一场眼泪的风暴。 那一天，没有人在伪装坚强；那一天，所有人都承认：「我们会痛，我们真的很痛。」 但就在这场哭声如雷的终曲中，阳光，竟从乌云後轻轻探出。 有人替子岳点了一炷香，有人默默捐了善款，有人开始着手推动「青春安全回家法案」，而有人——陈卉庭与汪予恩——在那天结束後，决定成立一个名字很简单、却含义深重的组织： 「我们一起哭基金会」——为所有失去与未能被及时挽回的生命，留下更多愿意哭、愿意陪伴的人。 — 六、哭，是因为还在爱 告别式後的第230天，阳光再度普照进台北。 陈卉庭与汪予恩，正式创立了「我们一起哭基金会」，这是一个专为失依、清寒、受创青少年提供生活、教育与心理支持的非营利组织。他们不让任何一笔捐款被制度冷却，也不让任何一个故事只是存档在社工系统里。 基金会的第一笔资金，来自林子岳的案捐帐户，来自寄养爸妈、医院同仁、还有……李国雄的第一份悔罪金。 是的，撞死子岳的酒驾者，主动把自己名下的一辆车变卖，捐出赔偿外的额外金额，只希望子岳的名字，能不只是「新闻上短短的一则悲剧」。 他还写了一封信，留在基金会的纪录墙上： 「子岳，我想你不会原谅我，但如果还有一点点可能，我希望你知道，我愿意每天活着去记得你。」 ——李国雄，两个孩子的父亲，一个犯错的人 卉庭和予恩并不为他辩解。他们只是选择让痛苦变得有用，让眼泪成为推动改变的潮水。 基金会第一年，帮助了二十七位青少年。其中有一位少女，在寄养家庭中成绩稳定、参加美术比赛获奖；还有一位男孩，原本因受虐几乎失语，後来重新学会说话，他第一句完整说出的话是：「谢谢。」 每帮助一位孩子，卉庭都会哭。而每次她哭，予恩就会拍拍她的背，笑说：「我们基金会标志就是眼泪滴进一颗心，不哭就不像我们了。」 就这样，一边哭，一边撑，他们一起走过一年、两年。 直到有一天，汪予恩带她去看了一处荒地，那里是基金会准备设立「林子岳记忆学苑」的地方。他举着图纸、兴奋地说明这里要盖教室、那里要盖食堂时，忽然停下来，看着陈卉庭，深吸一口气，还没开口，眼泪就先掉下来： 「卉庭，我们陪过那麽多孩子走过伤口，也一起哭过太多次了。我想这次，我，我想为我们自己开一扇窗。」 他从图纸後拿出一枚戒指。 卉庭先是一怔，然後忍不住笑了，却又马上红了眼眶。 「你怎麽连求婚也要让我哭啊？」 他又哭又笑着擦掉她眼角的泪：「我求婚的时候不哭，那我还是我吗？」 她点头，笑中带泪。 「那你哭完，我们一起吃点热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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