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罰需不需要?每當在體罰議題上和人有接觸時， 有種源自過去的焦慮總是隨著心跳直線上升..... 自己對體罰的認知是，體罰指涉的是權威，探討體罰的必要性， 或許得理解自身權力的起源，並處理師生關係彼此對權威的認識與各自焦慮。 或需它的需要性與否已經不是那麼簡單的是非題了。 ** 對於體罰，個人立場並不反對、甚至是傾向支持體罰的。 但對於這孩子的表現來看，事件的最後焦點是在穿脫雨衣的問題， 個人認為是不需要「對於穿脫雨衣與否」來進行體罰， 我想甚至有些成年人或多或少的，也會在雨天懶的撐傘、騎車懶的穿雨衣等， 雖然是智能方面有限制的學生，讓他知道雨天可以有穿戴雨具的方式， 而不是只能淋雨或不知道怎麼使用雨具，剩下的就是學生自己的選擇。 如果會使用雨具、也知道淋雨可能的後果，我會當作小孩成長過程， 難免都會經歷過一段想帥氣一下或和別人不一樣的階段。 但看起來老師對學生的管教起始於「未遵守秩序排路隊」、「被誤認讓學生亂跑]等等， 這部分自己看到的是片面的，並不清楚更細膩的過程，所以我是不予置評。 但我想這或許是核心問題吧... ** 但回到標題「體罰需不需要」的問題， 我不知道原po是針對「體罰議題」還是「該事件」， 但在體罰的肯定論與否定論之間，不管自己在哪邊都像白鴿群中的白烏鴉， 處處人人譙，也想對上面片段結論做點澄清。 體罰的議題直到現在都停留在用與不用、各自對教學(或成長)輪廓影響之間做爭論， 但站在教育工作者的立場，個人是認為其實採用體罰，可以更細的去區分為: 「體罰是教學普遍中唯一手段」、「體罰是教學過程的最後手段」兩個定位。 前面就不談，當體罰成為唯一手段其合理性便可能被無限上綱， 相信現在的老師絕不希望任何學生，被他人用這樣的方式對待，所以我自始至終反對。 ** 但體罰被定位過程中的最後手段性時，我想， 或許我們不需要急於辯護其合理性，急於撇開外界對體罰的負面觀感， 而是先承認它是「必要之惡」。 如同我們對「權力」或「權威」的觀點一樣，發自濫用權力與迷戀權威的行動， 是大部分人所厭惡的，但當權力或權威是對抗不公不法時，它是絕對必要的。 我們很難因為不喜歡權威或不迷戀權力而對運用的人一率責備不加以區分， 相反的就是因為體會了權力(或權威)的「必要之惡」，所以更謹慎的運用權力(權威)， 但也難免的，我們或他人卻對出自善意的權威或權力仍然抱持敵視。 這就是體認體罰的「必要之惡」的重要性， 在客觀的認知上，「體罰」也是教師的「權力」， 學生面對體罰同時也正在面對教師的「權威」。 若我們能清楚的將體罰區辨為「唯一性與最後性」而選擇了後者， 便得對「自己與權威」之間的關係做更細膩的辨識， ** 目前的論證表面上有好幾種，但在本質上是，老師越包容學生， 就不能樹立自己的權威，或無法以其他方式處罰，包容與權威兩者成反向關係。 這樣的包容是溺愛，也是這幾年師生關係的特質。 被逼到底限的老師既想扭轉不可控制的局面，有時卻又在行動後感到內疚， 惡性循環下，最後乾脆麻木成支持體罰用在「過分」的學生， 而不去探究自己對必要之惡的認識，或是甚至終於爆發了暴力。 或許體罰不能持續被停留在採取與否的觀點了，應該是教師開啟的自我反省: 不是對體罰方式或學生結果的，而是對自己與學生之間「權威關係」的反省。 如果只是探討權威關係，就先把體罰的範圍放寬到處理的範圍， 到底我們開始考慮責備處罰時，是在解決學生的問題?還是解決自己的焦慮? 這些被隱默的內在，我先承認我是。 究竟是在何種角度之下來用任何方式處理的? 是道德的、認知差異的、還是附加的? (比如未成年談戀愛、同儕之間彼此接受的講髒話、或是文章中不穿雨衣、 下課起鬨、甚至是學生阿魯巴、打掃不認真等等) 還是真的是影響了全體的權利、甚至是違法行為?(如偷竊、欺負人) ** 自己曾有經驗，學生彼此用髒話開玩笑，不理勸止，幾次之後， 我採取公然生氣並禁止，事後仔細回溯當時的情形，對自己行為嚴苛檢視， 發現根本不是在解決學生講髒話，而是因為「學生不聽勸告」， 禁止只是展現權威後的「權力」，簡言之在解決自己教師身分被漠視與挑戰。 整個過程都是道德判斷、以及附加的，並不是真正在協助學生釐清對髒話的認知。 事後退一步的告訴他，其實並非禁止他講髒話，因為與朋友之間我自己也會講髒話， 但是髒話不要用在好朋友之外的人，要加以克制，否則會有法律責任的後果。 (兩邊接受互講髒話便不違法) 我很慶幸去檢視了自己的權威，因為當時我是幾乎有體罰的念頭。 但釐清了自己真正要處理的事情是不希望學生因為髒話招來不必要的麻煩。 站在體罰是最後手段性，其實他們根本不至於到那階段。 但對於欺負人的累犯，鬧到對方家長來找人，我是會親自採取體罰的， 但體罰之後我也告訴學生，欺負人是不對的，如果今天我不打你， 對方可能先打或是把你送到警察局，到時候是兩敗俱傷。 我認為此刻自己也是在與學生檢視自己的權威的必要性，以及互相認知， 進一步打開了解學生欺負人的背後的對話。 長久之後也發現，大多數的學生都是懂事的，當處罰放在最後手段性時， 其實也知道自己的確是不對的，而事後隨著時間也能理解並成長。 但如果是從認知不同或道德判斷而進行權威，比如同學間善意的髒話、談戀愛等， 反而是越處罰學生越反抗的。 或許本質已經不是在單單從學生何種行為、發展到何時要運用權威(或處罰)了， 當看到學生的「問題」，當然可以很快用一般認知或透過權力來認定， 但本質終究是，學生的問題我是用何種角度去看?而真正要處理的是什麼? 不吃午餐跑去打球，我當然可以像訓育組長用校規去禁止他們打球，強迫他們吃午餐， 但實際上真正要處理的不是不吃午餐(摸摸良心為了減肥有時我也不吃午餐) 而是打球的慾望(就像自己該處理的是正確的減肥方法)。 ** 如果你看到這邊，很抱歉，傷了你的眼。 權威關係也因為各種學生與事件的多元、差異性， 我想自己的經驗，目前是無能清楚去對整個體罰論點或方法做一個完善整理。 或許自己對權威的理解過程是淺薄的，在此有感而發，總覺得很雜亂，也不細膩， 但其實是仍然感到焦慮的，也希望能多聽到其他老師對體罰的看法。 事實上權威關係的自省，自己已經覺得它是一種內在催化過程而不是技術的， 是結構但不是架構的，在我的能力範圍內，實在很難將之簡納成條列式、名詞式的。 然而，不論是人X基金會的一些理念，或是一些行為心理學的教學套件， 不正是教條式的過度簡化了師生關係的複雜性?以致於台灣的教師們， 實際運用時受否定論點的敵意，肯定論點又被去脈絡的放在管教方法選擇上， 使得處罰「內涵」被逼迫至一個邊緣的位置。 自己對權威的自我理解，目的是能釐清體罰的必要性，並警惕最後手段性的定位， 避免我落入道德或教師角色的判斷，面對問題同時能發展更多的選擇， 也希望與學生去看到彼此在權威中，各自位置的不同，而非互相抵制或制裁。 我想體罰行為，是被污名化許久了，而且短期是不可能被澄清， 但正因為它的被污名化僅僅是聚焦在「教師權力」造成的「傷害行動」上， 台灣的教師或許真的開始嘗試，對自我權威的檢視。 (事實上自己與學生之間的關係，正是反映教育體制對待學生的縮影) 這不是為了回應反對者，也不是為了抵制反對論， 對我而言和人家討論何種行為該用體罰，沒什麼意義了。 這是為了自己與學生之間的關係、學生與教育之間的關係所進行內在的對話。 重點不是在處罰的名聲了，而是我與學生的關係。 或許體罰或管教的問題，其實不該是自己行動中綁手綁腳的原因吧...... ** 體罰否定論， 是有意剝奪自己改進教育的權力的行為，認為沒有體罰的權力就是美德， 事實上是將無能變成一種虛偽的美德，來面對自己的無能。 而體罰肯定論， 在不承認它是必要之「惡」而未釐清謹慎運用，有時不小心的成為製造緊張情勢的專家， 無法承認「惡」的必要性而不肯對話，或許它必然變成了公認的邪惡。 -- (一時這麼雜亂且荒謬的文章我有被鞭的覺悟了 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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