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受到德國、法國等大陸法系的憲政思想，所採取的是大陸法系的「集中式抽象審 查」，換言之，不對個案作「直接、有效、立即」的幫助，而是將違憲的法律宣告無效， 再交由下級法院重啟審判程序． 　　但我認為，這樣的憲法審查動作對台灣是不利的．因為大法官一旦作成解釋案，見解 幾乎就「僵固」了，除非後來的大法官作補充，否則幾乎就成了「另一種法律型態」，又 因為這是解釋憲法的，在效力上也相當憲法位階，可謂之「不具民意基礎的制憲者」．我 認為，這實在專斷，且立法院也「未必」遵守，甚至乾脆拖延，我國憲法史上，大法官作 成解釋案要求立法院補充，而立法遲延的不乏其例．另一方面，大法官作成的解釋又未必 符合期待，也有可能並非憲法原意，常常引發學者之間的論戰．於是，之前我曾經舉加拿 大憲法的不理會條款作為例子，大致說明如下： 　　加拿大憲法的憲法審查，有學者稱之為「司法覆議」，與「行政覆議」有何不同呢？ 「覆議制」多出現在總統制國家中，也就是俗稱的「否決權」．典型的總統制，如美國， 總統可以將其認為「窒礙難行」的法案否決，連同理由書交回國會，國會可以依總統的理 由書加以修改，或可以用「絕對多數」將法案強行通過，這是三權分立國家的總統與國會 的制衡方法．在台灣，覆議權不在總統而在行政院長手中，總統則掌握覆議核可權，不禁 令人懷疑，這樣做到底有何實益？目前台灣踐行的憲政活動，總統與行政院長根本不可能 分屬不同黨派，這與法國這種可能出現「左右共治」的歷史習慣完全不同，要知道，法國 「國會多數黨組閣」的傳統已經深植民心，因此總統若未掌握國會多數，為了順應民意， 要就解散國會改選，不然就只能任命國會多數，因此法國總統擁有「主動解散國會」的權 限，這點與台灣不同，如此法國總統與國會的平衡還能稍微兼顧，台灣的總統與國會幾乎 無對話之可能，加上台灣也沒有「尊重國會多數」的習慣，那是否可以將總統的「某些權 力」取消呢？我認為有二，其一是恢復行政院長同意權，另一個就是取消總統的否決權． 　　我尤其對第二個權力的取消，更加注重！因為他可以一舉解決「三個問題」．首先， 我們都知道立法院的席次減半之後，並沒有使得立法院提高效率，相對而言，由於溝通成 本降低，某些法案是否合理、實用實是有待商榷，甚至由於「立法不周延」，不可否認某 些法案可能在「違憲邊緣」，倘若遇到保守一點的大法官，大可以過關；但如果遇到了較 為激進、急欲擴張大法官威嚴的大法官，加上某些人特意去挑戰該法律的「合憲性」時， 只消「一紙解釋」就能將歷經幾個月，甚至幾年的法案付諸流水，徒增浪費而已，反不如 一開始，就讓總統、立法委員、行政院或監察院就可能違憲的疑慮，馬上交由大法官審議 ，大法官經過審核後，若作出「違憲宣告」則撤回立法院，要立法院「再行考慮」，而非 馬上無效，待立法院以三分之二多數再次通過才能生效，或者事前立法院基於「立即性公 益需求」以絕對多數將可能因此違反的「人權條文」宣示「不理會」，避開司法院審議， 但時效只有四年，由下屆國會再以絕對多數通過，否則立即失效．這樣的程序，在憲政學 者口中稱為「憲政對話」，其精神在於：不具民意基礎的機關應不得使民意機關的決議無 效，認為憲法解釋應該是行政、立法與司法的共同對話，而非司法獨占． 　　加拿大目前施行這項不理會條款有一定的期間，其中建立了不少原則，首先不可「概 括」的不理會，其次對「立即性公益性需求」進行嚴格審查．另一方面，由於大法官作出 的審查不具有「絕對性」，不會太過浪費立法資源，且還能向立法院直接提出建議，對於 實際案例上，大法官也偏向「個案上的實質救濟」，這是英美法系的中心思想，我覺得正 是台灣憲法審查所欠缺的，人民重視的從來不是某個法案有沒有違憲，而是在這個違憲的法案 中能得到多少實際上的立即幫助？另外，當某個法案可能違憲或在違憲邊緣，大法官可以 宣告違憲，讓立法院更加仔細斟酌，這並非傳統的制衡概念，而是讓立法更完備，既符合 民眾期待，又能符合務實與時效性，且能符合憲法保障人權的要求．當人民的基本權力受 到傷害時，法院可以緩和法律的嚴酷，對於個案與以衡平，又要接受來自各方對於憲法的 意見與解讀，從而找出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法秩序. 　　台灣或許是發展民主才短短二十年，很多東西都是抄襲他國的，而沒有我國的精神， 為何憲法解釋就要「集中」，就要「抽象」呢？大法官應該要多與人民與立法院對話，而 不是像個「長者」，必須要能居中緩和各個政治部門的衝突．我只能說，台灣人的國際觀 太弱了，對於法治也不甚關心，當各國開始整理舊法典，對法規鬆綁，對人權採取務實的 保護，對司法的尊重，對監察使與廉政透明化的要求，台灣目前的架構雖然「能有所為」 ，但是監察院的職能不比外國監察使，考試院與人事行政總處的脫鉤令人質疑行政中立的 可能與可信度，兩大憲法怪獸「張牙舞爪」，卻時常暗中勾結，對憲政是一大傷害，大法 官獨占司法審查，或許能在某一程度上阻止他們過度擅權，卻只是在「清掃前朝陳痾」， 而非創建新的法威信，或許大法官能可以改變做法，至少給予人民「實質幫助」． -- 無法用道理說服，就用事實讓其懾服， 無法用事實懾服，就用武力讓其臣服， 無法用武力臣服，就直接讓其穿喪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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