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時間很久了，可是還是想寫寫看。 : 推 ianlin45:幹你老師 什麼都有你的理由 什麼都不可行 203.203.161.34 03/30 15:03 ^^^^^^^^ : → ianlin45:別人的成功是賽到 你的失敗是運氣不好 203.203.161.34 03/30 15:03 : → ianlin45:屁話一堆 203.203.161.34 03/30 15:04 : → ianlin45:規劃當然不能保證成功 但是看結果就知道 203.203.161.34 03/30 15:04 : → ianlin45:有沒有認真在做 還是打打嘴砲而已 203.203.161.34 03/30 15:04 : → ianlin45:隨便八個字 生技產業 創意產業 就算數了? 203.203.161.34 03/30 15:05 : → ianlin45:那既然都是在賭 乾脆賭個太空礦業 203.203.161.34 03/30 15:05 : → ianlin45:然後失敗了說 賭輸很正常 203.203.161.34 03/30 15:06 : → ianlin45:反正政府都沒責任就對了 203.203.161.34 03/30 15:06 : → ianlin45:歪理 自扁以下 全部都在說歪理 203.203.161.34 03/30 15:06 : 推 yellowshoes:呃 樓上有點激動 不過罵得很對 123.193.157.12 03/30 18:14 : → LHsieh:哪些人擅長嘴砲..蠻明顯的 218.160.40.130 03/31 03:38 第一件事，麻煩版主把ianlin45網友處理一下。 第二件事，我想從我當時回文的核心，產業政策重頭寫。 有網友說「孫運璿提前十五年規劃好台灣產業 那現在呢? A看到政府規劃了什麼下一代?」。 大哉問。 大哉到我們應該重新檢視台灣的產業政策， 順便跟南韓、新加坡一起看，我們才能看出端倪。 台灣跟南韓一樣，在韓戰的那幾年都是一無所有， 雖然在1949年左右展開土地改革，但經濟上仍非常殘破。 但是比較起南韓，台灣是幸運的：台灣的糖業雖在二戰中萎縮67％， 但因為糖廠的重設備較少，復原較易， 因此糖業是台灣極度仰賴的外匯來源。 基本上台灣早期的外匯來源，就是糖、香蕉這種熱帶農業。 這個時候新加坡尚未獨立，所以我們就不提了。 台灣和南韓在走向工業化的過程中， 基本資金都來自於對農業的壓榨， 對台灣農業的壓榨敘述，就麻煩自行去看「無米樂」。 但接下來，兩國的策略卻大相逕庭。 台灣走向中小企業為基礎，南韓選擇大企業為基礎。 朴正熙在1962年掌權（那年他代理總統），到1979年他被暗殺為止， 他的經濟戰略就是以日本為假想敵全力發展自主工業， 所以效法日本的大財閥式經濟，想扶植南韓的大企業。 然而發展中國家的民間資金不夠湊成大企業， 因此朴正熙用國家的力量扶植。 南韓政府首先完成銀行國有化，將貸款的發放全交由政府控制， 然後透過對貸款的控制，挑選特定的企業予以扶植， 反過來說，沒有被挑到的企業就會因為借不到貸款而枯萎。 這其實是用政府力量限制同一領域的企業數量。 正向的說，這使得南韓市場有利於大企業發展， 反向的說，這就使得「官商勾結」成了南韓的政治傳統。 因為如果大企業主不勾結政府高官，根本連貸款都借不到。 為了穩固大企業的勞力需求，南韓政府徵稅主力在中產階級， 至於下層階級，南韓政府幾乎不作任何社會福利和救濟。 相較於南韓為擊敗日本而採取扶植大企業的策略， 台灣則在中小企業和大企業擺盪。 請注意，台灣並不是單純的中小企業經濟，而是很特殊的內外銷分工產業。 台灣內需性較強的產業就有很多是大企業，裕隆、國泰、太電， 或是國營企業如榮工處（雖然叫榮工處，但差不多就是企業體）等， 這些產業受利於政府的保護政策而茁壯， 缺點也差不多：就是沒什麼國際競爭力。 至於賺外匯的，則幾乎仰賴台灣的中小企業， 這種企業其實沒受政府太多扶植，仰賴的多半就是老闆和員工的刻苦耐勞。 台灣沒有明確扶植大企業的原因，一般認為有二， 一是小蔣是社會主義出身，政治哲學上有比較強的反拖拉斯意識， 比較重視庶民、小企業的問題。 二是KMT畢竟是完全沒經過民主驗證的政權， 跟朴正熙政權不同：朴氏雖是仰賴選舉舞弊而數度當選總統， 但終究是民選出來的，然而KMT政權沒有此一正當性可用， 因此它必須顧慮到民間大企業的興起， 動搖其政權統治力基礎可能性， 因此壓制民間大企業，鼓勵中小企業出頭，有利於其統治的安定。 各位可以研究台塑的發展史，即可看出上述原因。 兩國的出發點和顧慮不同，就造就了不同的產業形貌。 南韓發展出大財閥體系，單一財閥底下的產業無所不包， 你能想像三星有賣口香糖嗎？別懷疑，我嚼過。 台灣則正好相反，所謂的大企業規模別說跟世界比， 跟南韓比都是小巫見大巫。 我們回來檢視一下新加坡。 新加坡在1965年獨立，獨立之時新加坡連國家機器都是殘缺不全 （這點跟台灣很不一樣，KMT把完整的國家機器帶來台灣）， 所以新加坡是一邊建國一邊搞經濟的。 新加坡的特殊之處在於它的地理位置本身就是經濟的賣點， 所以新加坡發展的策略就是把新加坡塑造成國際港， 因此新加坡的金融業、運輸業很早就對外開放， 這也就使得新加坡的國際化程度遠高於台韓兩國。 第二個特殊之處是，新加坡政府搶人才搶得非常凶。 新加坡早期只有兩間大學，政府在學生大四畢業時， 就開出很好的就業條件網羅各系前幾名的學生進入政府做事， 因此第一流的人才都被政府所用， 有的就在政府部門，有的就在國營企業任職。 第一個特殊處結果是讓新加坡用外商的力量讓自己茁壯的。 新加坡的就業結構和產業競爭力很特殊： 新加坡85%的就業人口（還是白領人口？忘了）是在外商工作。 為本土公司工作的人反而是少數。 第二個特殊處的結果是， 新加坡政府治理效率世界第一流， 但新加坡卻非常缺乏創業精神：因為本土企業找不到第一流人才。 這兩個特殊處彼此是相呼應的。 所以各位很難說出新加坡獨特的工業是什麼， 而新加坡的大企業幾乎都是國營企業。 朱雲漢以前對臺、韓、星的發展模式有很簡單的說法： 台灣是國家主義，南韓是民族主義，新加坡是國際主義。 現在拉回台韓，也拉回孫運璿的時代。 完成民生產業之後，台灣產業應以何者為主體？ 當時其實是多點灑下去的，很多領域都試過。 舉例來說，當時就想拼造船業，因為當時造船業很旺， 但沒想到造船業後來遭遇極大之不景氣，台灣的國營大造船廠死相就非常難看。 當時活下來的造船廠，除了像日本，設計和造船技術一流， 可以建造特殊船在賺錢外， 就是像南韓一樣，以壓榨勞工的方式取得利潤。 喔，造船因為有很多small piece要切要銲，所以自動化程度有限， 很大部分仰賴勞力。 中船既無特殊之技術，也不可能壓榨勞工，前途自然可想而知。 孫運璿也投資在生技產業過。 不要懷疑，「生技產業是明星產業」的概念已經燒幾十年了， 打從1953年，DNA雙螺旋模型被確立後， 生技產業就一直被熱炒，各位可以去問問連方瑀， 她碩士念明尼蘇達的生化碩士的原因。 但各位可能很難想像， 當初新竹科學園區成立之時，其中要扶植的產業之一是生技產業。 為什麼我們沒印象？因為生技產業幾乎全死， 只有一家活了下來：那家企業是作人造骨的。 至於汽車業也曾是孫運璿要投資的， 只能說還好裕隆擋得凶，趙耀東又得罪太多人， 不然國營大汽車廠蓋下去，面對八○年代的國際車業不景氣， 台灣又會再賠上一大筆錢。 包含半導體業，能成功也都有運氣的成分。 台達電曾經為孫運璿拍過紀錄片， 邀集當時為台灣創建半導體產業的海外學人回憶當年， 當中前輩們就提及，當時在技術轉移IC技術時， 當時製程有CMOS和NMOS兩種，當時其實哪種好，沒人知道， 只是因為當時在數家願意作技術移轉的外商中， 以RCA的價格開最低，而RCA正是用CMOS製程。 就這樣，台灣IC技術移轉選擇CMOS， 正好，CMOS由於其製程特性，成為日後IC製造的主要製程。 如果那時選擇NMOS呢？ 如果，那時沒有潘文淵呢？ 如果那時潘文淵關在十天中寫出的「積體電路計畫草案」有問題呢？ 如果當時立院沒有通過1000萬US的預算支助IC產業呢？ 如果…… 不要以為這些「如果」很遙遠，當時都是未知數。 加拿大（還是英國？忘了，只記得這兩國在IC產業都當了冤大頭） 大約跟台灣同時期進入IC產業，他們砸了7000萬美元，最後卻一事無成， 可見就算同樣看到「IC」的遠景，甚至拿出更大的錢下去砸， 產業也未必成功。 任何產業的成功，都是天時、地利、人和的結果， 我常覺得，把重心放在懷念「孫運璿」上， 很容易讓聽者誤以為只要再有一個「孫運璿」， 我們台灣就可以再規劃好下一世代的產業， 台灣就可有再十五年的榮景。 但實際上，上述的「如果」只要有一個不成立， 就算有孫運璿也是無能為力。 畢竟，七、八○年代台灣政府不是只投資IC產業耶！ 如果成功都算孫運璿的，那些失敗的要不要也算孫運璿的呢？ 這不是說孫運璿沒有功勞，但過度的放大單一政務官責任， 在我看來，不是一個現代化國家應有的討論態度， 只不過又是中國醬缸文化的「人治」、「仰盼明君」經典思維再現， 從而忽略現代社會的巨大經濟成功，關鍵都是團隊戰力和運氣， 而不是某個突出的個人。 所謂「產業政策」，就是計畫經濟的另一種名詞包裝。 既是計畫經濟，就是有成有敗，通常是敗的比成的多。 再順便講個例子。 1980開啟新竹科學園區，順利扶植硬體產業後， 政府開始決定要扶植軟體產業，這個責任就交給資策會， 整個計畫大約是1993年開始推動， 結果是資策會輔導的軟體產業全上不了國際臺面，而活下來順利發光的產業， 如防毒、多媒體播映等軟體業，當初全沒有接受資策會輔導。 這成了資策會的一大笑柄， 我親口聽過一個成功軟體業經理人說：「還好當年我們沒接受政府輔導！」 大概1998年吧！那年自己有機會對一個大企業主口頭提出產業報告， 那時生技產業就在炒了（炒到現在，產值到底放大多少呢？）， 當時是這樣報告的： 「回顧過去的產業政策制訂， 吾人當可發現制訂產業政策的影響因素甚多， 某種程度上就是政府賭博式的選擇產業後，投入政策資源一試。 作為企業，下如此賭注有其合理性， 然則作為國家，運用政策賭注產業的合理性顯有疑慮， 因對A產業投入政策資源，即是對B產業予以歧視對待， 不僅對產業不甚公平，亦違反市場的公平競爭原則。 倘若過去政府的政策手段有公平性問題， 另有投資產業失敗的風險時， 放棄既有賭博式的產業政策並不為過， 然政府又應扮演如何角色？ 吾人認為在於從改進政府效率著手，擴大稅制改革， 透過稅制規劃，方為能為國家打下真正切實之經濟基礎， 亦即從東亞國家發展時採取的賭博式策略， 轉換成歐美國家以稅制調整均衡經濟體制之策略。 這條道路勢將較為難行，但也是台灣未來唯一可長可久之『產業政策』。 當年大企業主聽完我的報告後，頗為悲觀的跟我說對台灣政治人物而言， 這幾乎是條不可能的任務，當時我還頗不服氣（年輕嘛！）。 但這九年來每次想起那次報告，感慨尤深。 不是要替DPP開脫責任，而是不認為要討論產業政策， 就只是抬起「孫運璿」，討論就可以下結論了。 -- 有一篇論文講發展中國家的策略，讀來令人暢快淋漓， 有興趣者不妨一讀： 發展型『國家』或發展型國家『理論』的終結？ 台灣社會研究第三十四期，鄭為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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