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时间很久了，可是还是想写写看。 : 推 ianlin45:干你老师 什麽都有你的理由 什麽都不可行 203.203.161.34 03/30 15:03 ^^^^^^^^ : → ianlin45:别人的成功是赛到 你的失败是运气不好 203.203.161.34 03/30 15:03 : → ianlin45:屁话一堆 203.203.161.34 03/30 15:04 : → ianlin45:规划当然不能保证成功 但是看结果就知道 203.203.161.34 03/30 15:04 : → ianlin45:有没有认真在做 还是打打嘴炮而已 203.203.161.34 03/30 15:04 : → ianlin45:随便八个字 生技产业 创意产业 就算数了? 203.203.161.34 03/30 15:05 : → ianlin45:那既然都是在赌 乾脆赌个太空矿业 203.203.161.34 03/30 15:05 : → ianlin45:然後失败了说 赌输很正常 203.203.161.34 03/30 15:06 : → ianlin45:反正政府都没责任就对了 203.203.161.34 03/30 15:06 : → ianlin45:歪理 自扁以下 全部都在说歪理 203.203.161.34 03/30 15:06 : 推 yellowshoes:呃 楼上有点激动 不过骂得很对 123.193.157.12 03/30 18:14 : → LHsieh:哪些人擅长嘴炮..蛮明显的 218.160.40.130 03/31 03:38 第一件事，麻烦版主把ianlin45网友处理一下。 第二件事，我想从我当时回文的核心，产业政策重头写。 有网友说「孙运璿提前十五年规划好台湾产业 那现在呢? A看到政府规划了什麽下一代?」。 大哉问。 大哉到我们应该重新检视台湾的产业政策， 顺便跟南韩、新加坡一起看，我们才能看出端倪。 台湾跟南韩一样，在韩战的那几年都是一无所有， 虽然在1949年左右展开土地改革，但经济上仍非常残破。 但是比较起南韩，台湾是幸运的：台湾的糖业虽在二战中萎缩67％， 但因为糖厂的重设备较少，复原较易， 因此糖业是台湾极度仰赖的外汇来源。 基本上台湾早期的外汇来源，就是糖、香蕉这种热带农业。 这个时候新加坡尚未独立，所以我们就不提了。 台湾和南韩在走向工业化的过程中， 基本资金都来自於对农业的压榨， 对台湾农业的压榨叙述，就麻烦自行去看「无米乐」。 但接下来，两国的策略却大相迳庭。 台湾走向中小企业为基础，南韩选择大企业为基础。 朴正熙在1962年掌权（那年他代理总统），到1979年他被暗杀为止， 他的经济战略就是以日本为假想敌全力发展自主工业， 所以效法日本的大财阀式经济，想扶植南韩的大企业。 然而发展中国家的民间资金不够凑成大企业， 因此朴正熙用国家的力量扶植。 南韩政府首先完成银行国有化，将贷款的发放全交由政府控制， 然後透过对贷款的控制，挑选特定的企业予以扶植， 反过来说，没有被挑到的企业就会因为借不到贷款而枯萎。 这其实是用政府力量限制同一领域的企业数量。 正向的说，这使得南韩市场有利於大企业发展， 反向的说，这就使得「官商勾结」成了南韩的政治传统。 因为如果大企业主不勾结政府高官，根本连贷款都借不到。 为了稳固大企业的劳力需求，南韩政府徵税主力在中产阶级， 至於下层阶级，南韩政府几乎不作任何社会福利和救济。 相较於南韩为击败日本而采取扶植大企业的策略， 台湾则在中小企业和大企业摆荡。 请注意，台湾并不是单纯的中小企业经济，而是很特殊的内外销分工产业。 台湾内需性较强的产业就有很多是大企业，裕隆、国泰、太电， 或是国营企业如荣工处（虽然叫荣工处，但差不多就是企业体）等， 这些产业受利於政府的保护政策而茁壮， 缺点也差不多：就是没什麽国际竞争力。 至於赚外汇的，则几乎仰赖台湾的中小企业， 这种企业其实没受政府太多扶植，仰赖的多半就是老板和员工的刻苦耐劳。 台湾没有明确扶植大企业的原因，一般认为有二， 一是小蒋是社会主义出身，政治哲学上有比较强的反拖拉斯意识， 比较重视庶民、小企业的问题。 二是KMT毕竟是完全没经过民主验证的政权， 跟朴正熙政权不同：朴氏虽是仰赖选举舞弊而数度当选总统， 但终究是民选出来的，然而KMT政权没有此一正当性可用， 因此它必须顾虑到民间大企业的兴起， 动摇其政权统治力基础可能性， 因此压制民间大企业，鼓励中小企业出头，有利於其统治的安定。 各位可以研究台塑的发展史，即可看出上述原因。 两国的出发点和顾虑不同，就造就了不同的产业形貌。 南韩发展出大财阀体系，单一财阀底下的产业无所不包， 你能想像三星有卖口香糖吗？别怀疑，我嚼过。 台湾则正好相反，所谓的大企业规模别说跟世界比， 跟南韩比都是小巫见大巫。 我们回来检视一下新加坡。 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独立之时新加坡连国家机器都是残缺不全 （这点跟台湾很不一样，KMT把完整的国家机器带来台湾）， 所以新加坡是一边建国一边搞经济的。 新加坡的特殊之处在於它的地理位置本身就是经济的卖点， 所以新加坡发展的策略就是把新加坡塑造成国际港， 因此新加坡的金融业、运输业很早就对外开放， 这也就使得新加坡的国际化程度远高於台韩两国。 第二个特殊之处是，新加坡政府抢人才抢得非常凶。 新加坡早期只有两间大学，政府在学生大四毕业时， 就开出很好的就业条件网罗各系前几名的学生进入政府做事， 因此第一流的人才都被政府所用， 有的就在政府部门，有的就在国营企业任职。 第一个特殊处结果是让新加坡用外商的力量让自己茁壮的。 新加坡的就业结构和产业竞争力很特殊： 新加坡85%的就业人口（还是白领人口？忘了）是在外商工作。 为本土公司工作的人反而是少数。 第二个特殊处的结果是， 新加坡政府治理效率世界第一流， 但新加坡却非常缺乏创业精神：因为本土企业找不到第一流人才。 这两个特殊处彼此是相呼应的。 所以各位很难说出新加坡独特的工业是什麽， 而新加坡的大企业几乎都是国营企业。 朱云汉以前对台、韩、星的发展模式有很简单的说法： 台湾是国家主义，南韩是民族主义，新加坡是国际主义。 现在拉回台韩，也拉回孙运璿的时代。 完成民生产业之後，台湾产业应以何者为主体？ 当时其实是多点洒下去的，很多领域都试过。 举例来说，当时就想拼造船业，因为当时造船业很旺， 但没想到造船业後来遭遇极大之不景气，台湾的国营大造船厂死相就非常难看。 当时活下来的造船厂，除了像日本，设计和造船技术一流， 可以建造特殊船在赚钱外， 就是像南韩一样，以压榨劳工的方式取得利润。 喔，造船因为有很多small piece要切要焊，所以自动化程度有限， 很大部分仰赖劳力。 中船既无特殊之技术，也不可能压榨劳工，前途自然可想而知。 孙运璿也投资在生技产业过。 不要怀疑，「生技产业是明星产业」的概念已经烧几十年了， 打从1953年，DNA双螺旋模型被确立後， 生技产业就一直被热炒，各位可以去问问连方瑀， 她硕士念明尼苏达的生化硕士的原因。 但各位可能很难想像， 当初新竹科学园区成立之时，其中要扶植的产业之一是生技产业。 为什麽我们没印象？因为生技产业几乎全死， 只有一家活了下来：那家企业是作人造骨的。 至於汽车业也曾是孙运璿要投资的， 只能说还好裕隆挡得凶，赵耀东又得罪太多人， 不然国营大汽车厂盖下去，面对八○年代的国际车业不景气， 台湾又会再赔上一大笔钱。 包含半导体业，能成功也都有运气的成分。 台达电曾经为孙运璿拍过纪录片， 邀集当时为台湾创建半导体产业的海外学人回忆当年， 当中前辈们就提及，当时在技术转移IC技术时， 当时制程有CMOS和NMOS两种，当时其实哪种好，没人知道， 只是因为当时在数家愿意作技术移转的外商中， 以RCA的价格开最低，而RCA正是用CMOS制程。 就这样，台湾IC技术移转选择CMOS， 正好，CMOS由於其制程特性，成为日後IC制造的主要制程。 如果那时选择NMOS呢？ 如果，那时没有潘文渊呢？ 如果那时潘文渊关在十天中写出的「积体电路计画草案」有问题呢？ 如果当时立院没有通过1000万US的预算支助IC产业呢？ 如果…… 不要以为这些「如果」很遥远，当时都是未知数。 加拿大（还是英国？忘了，只记得这两国在IC产业都当了冤大头） 大约跟台湾同时期进入IC产业，他们砸了7000万美元，最後却一事无成， 可见就算同样看到「IC」的远景，甚至拿出更大的钱下去砸， 产业也未必成功。 任何产业的成功，都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 我常觉得，把重心放在怀念「孙运璿」上， 很容易让听者误以为只要再有一个「孙运璿」， 我们台湾就可以再规划好下一世代的产业， 台湾就可有再十五年的荣景。 但实际上，上述的「如果」只要有一个不成立， 就算有孙运璿也是无能为力。 毕竟，七、八○年代台湾政府不是只投资IC产业耶！ 如果成功都算孙运璿的，那些失败的要不要也算孙运璿的呢？ 这不是说孙运璿没有功劳，但过度的放大单一政务官责任， 在我看来，不是一个现代化国家应有的讨论态度， 只不过又是中国酱缸文化的「人治」、「仰盼明君」经典思维再现， 从而忽略现代社会的巨大经济成功，关键都是团队战力和运气， 而不是某个突出的个人。 所谓「产业政策」，就是计画经济的另一种名词包装。 既是计画经济，就是有成有败，通常是败的比成的多。 再顺便讲个例子。 1980开启新竹科学园区，顺利扶植硬体产业後， 政府开始决定要扶植软体产业，这个责任就交给资策会， 整个计画大约是1993年开始推动， 结果是资策会辅导的软体产业全上不了国际台面，而活下来顺利发光的产业， 如防毒、多媒体播映等软体业，当初全没有接受资策会辅导。 这成了资策会的一大笑柄， 我亲口听过一个成功软体业经理人说：「还好当年我们没接受政府辅导！」 大概1998年吧！那年自己有机会对一个大企业主口头提出产业报告， 那时生技产业就在炒了（炒到现在，产值到底放大多少呢？）， 当时是这样报告的： 「回顾过去的产业政策制订， 吾人当可发现制订产业政策的影响因素甚多， 某种程度上就是政府赌博式的选择产业後，投入政策资源一试。 作为企业，下如此赌注有其合理性， 然则作为国家，运用政策赌注产业的合理性显有疑虑， 因对A产业投入政策资源，即是对B产业予以歧视对待， 不仅对产业不甚公平，亦违反市场的公平竞争原则。 倘若过去政府的政策手段有公平性问题， 另有投资产业失败的风险时， 放弃既有赌博式的产业政策并不为过， 然政府又应扮演如何角色？ 吾人认为在於从改进政府效率着手，扩大税制改革， 透过税制规划，方为能为国家打下真正切实之经济基础， 亦即从东亚国家发展时采取的赌博式策略， 转换成欧美国家以税制调整均衡经济体制之策略。 这条道路势将较为难行，但也是台湾未来唯一可长可久之『产业政策』。 当年大企业主听完我的报告後，颇为悲观的跟我说对台湾政治人物而言， 这几乎是条不可能的任务，当时我还颇不服气（年轻嘛！）。 但这九年来每次想起那次报告，感慨尤深。 不是要替DPP开脱责任，而是不认为要讨论产业政策， 就只是抬起「孙运璿」，讨论就可以下结论了。 -- 有一篇论文讲发展中国家的策略，读来令人畅快淋漓， 有兴趣者不妨一读： 发展型『国家』或发展型国家『理论』的终结？ 台湾社会研究第三十四期，郑为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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