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述《reader (讀者)》之銘言： : 現今教育改革的主要課題，是國家競爭力需要再上一層樓，因而 : 必須從基礎教育改起，然而過去十年的教改，有方向沒組織，有 : 內容沒方法，而反對者又因噎廢食全面反對，就一個思考縝密的 : 學者來說，是有這個潛力站在大格局上細細審視改正，然而缺乏 : 足夠的教育行政經歷，仍是極為麻煩的事情。 連下一篇朋友的文一起回： 台灣對於內閣官員的思考，充滿了很多威權時代的特殊思考，總是希望 有個專業人士、輩分夠高的，去擔任部會首長。這種想法的基礎，其實是因 為國民黨過去好用技術官僚擔任政務官。尤其是所謂財經部會，跟軍警單位 ，正好是兩個極為明顯的例子：軍警看期別年班歷練，財經部會也一樣；軍 職升到頂的時候可以轉當警政署長，或者轉到其他軍方持股以及退輔系統的 各種公司擔任主管；警職到頂的時候，則轉往與警察仍有利益糾葛的特定行 業。財經部會，就轉往各國營公司，公營行庫等等。 用事務官擔任政務官有其好處，但同時也有壞處。好處是所謂專業領導 ，但這一點也正是導致因循保守的致命傷。同時也使得當時覺得自己永不下 台的執政黨，除了棍子以外，多了一根誘惑事務官的蘿蔔。事務官僚系統不 能因此獨立，都想做官的話，其實其自尊和自我要求就不容易建立。 當然事務官層級太過獨立自主，也不見得是好事。像日本官僚這樣與產 、學界緊密結合，無論換什麼政黨上去，國家運轉方式都不變，都是由固定 的派閥在掌控，這也是一個令人困擾的問題。然而畢竟這個結構能維持，與 日本的社會結構有密切的關係。台灣是否會形成相同狀況，就蠻可以思考。 絕大多數政黨會正常輪替、民主制度上軌道國家，政治人物雖然會有某 程度的專業能力，但這個能力並不是在於他對事務部門的各種東西有多清楚 ，而是對於這些事務的政治意義能不能妥善地掌握。領導的人真正應該做的 工作並不是也不可能事必躬親，毋寧是能夠傾聽、判斷、並且有抉擇的勇氣 跟責任感。打個比方來說，也就是能當兵、能將兵與能將將的差別。 近年來的教育部長，除了師範學校、教育官僚系統出身的林清江先生、 楊朝祥先生、郭為藩先生之外，其他諸如吳京、曾志朗、黃榮村等等，多數 是找所謂卓越的科學界人士。這些人之所以政治正確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可 以被連結到「提昇高等教育競爭力」、「提昇科學水準」。然而美國沒有任 何諾貝爾獎出身的教育部長，拿到諾貝爾獎的美國人數比其他國籍都要多。 日本拿過諾貝爾物理、化學、生理醫學等獎項的人也沒當過部長，這幾年也 是批哩啪啦連拿了好幾個。這些東西與教育部長本身的資歷真的有關係嗎？ 恐怕答案比較傾向於否定。 更根本的問題是：教育部長的工作內容，不只是高等教育，不只是「教 改」，毋寧是整個國家怎麼樣看待一個人、想要國民平均來講被培養成什麼 樣子。換句話說，教育部長要花更多功夫去提出這個時代、這個國家的人類 形象，由此才能知道我們要怎麼樣地調整教育體制。法國的右派政府找了知 名的哲學家Luc Ferry 擔任教育部長，可以說對我們是具有啟示性的。固然 Ferry 的名聲是令名或是惡名，還有討論餘地，但至少這個人在面對各界對 教育的意見時，會勇於表明他所想要的人類形象，或者套句流行話說，是他 的教育願景。 而我們現在是否找得出哪個重量級的哲學家來擔綱這個工作？李遠哲院 長一個人足夠嗎？我們現在找不出這種人選，正代表著我們正在為過去五、 六十年打壓思想、一味地鼓吹理工救國而犧牲具有自身特性之人文、社會思 想付出代價。而假定我們繼續從提昇競爭力等等非關本質的層面去思考的時 候，這個代價可能只會更大。 總結來講，由杜院長擔任教育部長，不是由所謂科學界人士或教育官僚 出任，是一個值得期待的選擇。而更令人期待的是，當現在年輕的一代逐漸 成熟以後，未來我們能找到更有能力提出更為圓熟之人類形象與教育願景的 教育部長繼任人選。 -- 狄馬喬即使被三振了， 也是很好看的。 --Ted Willia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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