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的意義 「民粹」(populism) 是個中性的字眼，固然它有可能對社會產生負面的影響，但沒有必 要把它看成本質的「惡」，否則極可能會誤解民粹的意涵。如果我們真的憂慮民粹的負面 影響，也應仔細分析它的起源與特質，如此方能約束它，避免失控。本文即從這個角度出 發，把民粹當成社會中存在的政治或社會現象，再探究其意義與影響。 學界有關民粹的討論甚多，但是把它當成一個學術概念來處理的卻很少。(Taggart, 2000:10) 主要原因是它呈現的樣貌過於豐富，難以捉摸。Edward Shils 在冷戰對峙的年 代，首先對民粹進行系統的分析。他把民粹放在精英 (elites) 與群眾 (masses) 緊張對 壘的脈絡中來看，民粹是一種人民不滿現狀的意識形態，它認為現有社會秩序其實是統治 階級藉壟斷權力、財產、血統、文化而確立。(Shils, 1956: 100-1) 民粹主義者認為統 治階級所代表的制度，既腐化又缺乏智慧；因此，寧願相信人民自己，也不相信這套制度 。 (Shils, 1956: 101-3) 民粹主要的特質就是對政府的怨懟。 Kornhauser 則將 Shils 的定義與其「大眾社會」(mass society) 的研究聯結在一起， 認為民粹現象是大眾社會的原因與結果，它拒斥多元、歧異，傾向追求一致，有侵犯個人 自由的可能性，因此是與自由民主是相衝突的。(Kornhauser, 1959: 103) Torcuato Di Tella 比較拉美和歐洲的民粹運動後，認為民粹是社會邁向現代化過程的產 物。通常是不滿現狀的中產階級精英與期望日漸升高的群眾間的聯結，經濟發展好的社會 中尤其容易發生。(Di Tella, 1997: 196) Cavin Kitching 亦是把民粹運動放在社會發展的脈絡中來看，民粹是對工業化社會的疑慮，是小規模生產 者對集中生產趨勢的反動。(Kitching, 1989: 19-22) 其實，每個歷史上的民粹運動都有獨特的時空情境與發展脈絡，我們很難找到固定的通則 。Peter Worsley 比較各國的例子後說民粹至多只能稱是一種政治文化，而不是有特定內 容的意識型態，也不是一種特定的組織形式。(Worsley, 1969: 245) 不少學者， 如 Ernesto Laclau (1977:145) 放棄普遍化概念的嘗試，認為民粹運動是情境決定 (contextual) 的，不同的民粹例子很難類推。另外一些學者，如 Margaret Canovan (1981)，將民粹區分為七種類型，前三類 (the populism of farmers, of peasants, of intellectuals) 為農民民粹運動 (agrarian populism)，分別以美國一八九Ｏ年代的 的人民黨 (people's party)，加拿大一九三Ｏ年代的 Social Credit movement，以及德 國一八九Ｏ年代的農民運動為代表。(Canovan, 1981:104) 後四類為政治民粹運動：「民粹獨裁」 (populist dictatorship)、「民粹式民主」 (populist domocracy)、「反動式民粹」 (reactionary populism) 和「政客的民粹」 (politicians' populism)。「民粹獨裁」是人民支持的獨裁政權，典型的例子有拉丁美 洲的民粹政權、曾任美國路易斯安納州州長 (1932-5) 及參院議員 (1932-5) 的 Huey Long，他是窮人的代言人，對抗資產階級富人。「民粹式民主」主張落實直接民主的精神 ，例如美國二十世紀初期的進步主義運動，主要由知識分子帶動，主張以直接民主替代或 補充功能不彰的代議政治，他們是在十九世紀美國農民民粹運動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 (Canovan: 1981:177) 瑞士則是民粹民主的典型代表。「反動式民粹」是激進的反自由主 義運動，如美國阿拉巴馬州的 George Wallace。一九六八年當黑人民權運動如火如荼地 展開時，Wallace 豎起反對「種族去隔離化」(racial desegregation) 的大旗，堅持種 族隔離政策。英國的 Enoch Powell. 警告外來移民對英國傳統文化的破壞。他們代表 「草根的反動、威權、種族思想」對抗「進步、自由、寬容的精英文化」。 (Canovan, 1981:229) 最後，「政客的民粹」這是政治人物巧妙地團結「人民」，創造跨 越階級、全包式的 (catch-all) 政治意向，虜獲選民的心，挑戰既有權力結構。美國總 統 Jimmy Carter 可謂個中翹楚。(Canovan, 1981:269-73) Canovan 表示這些類型並非一成不變，民粹運動依發展的情境可能在不同的時間、不同類型間轉換 ，唯一的共同點是「訴諸人民」和「反精英文化」，但即使是此點，亦不宜過於強調。 (Canovan, 1981: 298)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學者們對民粹的分析甚少將它當成絕對負面 現象來看待，它僅代表基層人民對既有制度、精英統治的不信任，這個字眼是中性的。 Margaret Canovan 的新作〈相信人民！民粹和民主的兩個面向〉(Trust the People! Populism and the two Faces of Democracy, 1999) 對民主社會中的民粹運動則有更清 楚的理論探討。她對民粹運動的界定是「訴諸人民以反抗既有權力結構和主流觀念、社會 價值的運動」。(Canovan, 1999:3) 民粹的發動者是被社會邊緣化的人民，可能是知識份 子，也可能是弱勢團體，他們對既有社會制度或秩序不滿，不惜採取激烈的反制行動。他 們反對的對象除了握有權力 (包括政黨、國會、政客、利益團體等) 的精英外，也包括他 們所代表的文化。民粹運動不信任代議民主，痛恨政客的虛矯、官僚的裝腔作勢。 (Canovan, 1999:5-6; Taggart, 2000: 108) 他們採取的論述策略是簡化問題、強調人民 主權、激化對立。(Taggart, 2000: 108-112) 直接民主，如創制、複決、罷免等，合乎 人民主權的精神，因此受到民粹主義者的歡迎，不令人意外。當然，此種反對的情緒未必 是理性的。(Taggart, 2000: 95) 民粹正當性的基礎是人民的道德直覺與常識，「正義」是一種感覺，毋須透過難以理解的 理論或複雜的法律來詮釋。民粹運動者自認為他們代表的是抽象的「人民」(the people) 利益，而不是少數人的利益。這裡的「人民」有區隔你我的作用。 (Canovan, 1999: 5; Taggart, 2000: 94) 某些是「真正」的人民，另外一些則是要被打倒的對象。當他們提及「全民利益」時，隱 含有一些罔顧人民利益的人存在。用這樣方式，他們可以把平民與精英、特權、貴族、富 人對立起來；也可能把不同的族群或宗教信仰的人對立起來。然而，真正的人民通常是沈 默的、沒有組織的、弱勢的，所以才會被壓迫。民粹運動者慣於把敵人「妖魔化」 (demonized)，一方面這可以強化自身的正當性，另一方面可以增加自己的內部凝聚力。 (Taggart, 2000: 94-6) 當民粹主義與民族 (國家)主義結合時，其他民族 (國家) 的人 就變成攻擊或譴責的對象。 民粹的特質 民粹運動無特定思想內涵 民粹沒有特定的思想內涵，基本上它可以與任何意識形態結合，端視其社會情境或反對的 對象而定。(Canovan, 1999: 4) 因此，民粹運動的訴求可能是土地改革、解除束縛，改善生活，如歷史上屢見不鮮的農民 革命；也可能針對財團、官僚、政黨與貪婪政客，如美國十九世紀末的進步主義運動；也 可能是民族主義導向，挑戰國際秩序，如德國納粹。民粹訴求可能是右派的降低賦稅，要 求更多的自由市場，也可能是左派的土地改革或財富重新分配。他們可能是挑戰沒有正當 性的法律規範，也可能是要求社會秩序的重建，也可能指向性別、宗教、種族上的議題。 對民粹運動的研究者而言，他們訴求什麼不是重點，重點在他們為什麼會有如此的訴求？ 此種訴求反應著怎樣的意義？以及他們的行動造成了怎樣的影響。當然，這與民粹的運作 型式有關。 民粹與民粹領袖 民粹直接訴求人民的情感，反對制度的中介，因此很難建立完整、效率的領導體系，這造 成發展上的困境。(Taggart, 2000: 99-100) 同時，民粹沒有清楚的核心意識形態，更增 加內部領導的困難，因此，民粹領導者的人格特質乃成為民粹是否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 Max Weber 的「克里斯瑪」 (charismatic) 領袖恰好符合民粹運動的需求。 (Taggart, 2000: 101) 民粹領袖簡潔有力的訴求，走入群眾，贏得人民的信賴，彼此建 立類似於宗教般的效忠關係。他們瞭解群眾的道德熱情不易維繫，因此必須不斷製造 「事件」證明自己的「神聖性」 (不管是能力或行為) 方能維持領導權威於不墜。缺乏制 度式的組織運作，權力過度集中於領導者，造成民粹領導仰賴威權領導和不寬容的特性。 (Taggart, 2000: 103) 民粹的困境是，它必須制度化，運動方能持續；然而制度化以後 ，與群眾的距離就會增大，甚至疏離，這是個兩難。直接民主是克服制度化兩難的途徑之 一，不少民粹運動正是以直接民主作為訴求重點。(Taggart, 2000: 1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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