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的意义 「民粹」(populism) 是个中性的字眼，固然它有可能对社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但没有必 要把它看成本质的「恶」，否则极可能会误解民粹的意涵。如果我们真的忧虑民粹的负面 影响，也应仔细分析它的起源与特质，如此方能约束它，避免失控。本文即从这个角度出 发，把民粹当成社会中存在的政治或社会现象，再探究其意义与影响。 学界有关民粹的讨论甚多，但是把它当成一个学术概念来处理的却很少。(Taggart, 2000:10) 主要原因是它呈现的样貌过於丰富，难以捉摸。Edward Shils 在冷战对峙的年 代，首先对民粹进行系统的分析。他把民粹放在精英 (elites) 与群众 (masses) 紧张对 垒的脉络中来看，民粹是一种人民不满现状的意识形态，它认为现有社会秩序其实是统治 阶级藉垄断权力、财产、血统、文化而确立。(Shils, 1956: 100-1) 民粹主义者认为统 治阶级所代表的制度，既腐化又缺乏智慧；因此，宁愿相信人民自己，也不相信这套制度 。 (Shils, 1956: 101-3) 民粹主要的特质就是对政府的怨怼。 Kornhauser 则将 Shils 的定义与其「大众社会」(mass society) 的研究联结在一起， 认为民粹现象是大众社会的原因与结果，它拒斥多元、歧异，倾向追求一致，有侵犯个人 自由的可能性，因此是与自由民主是相冲突的。(Kornhauser, 1959: 103) Torcuato Di Tella 比较拉美和欧洲的民粹运动後，认为民粹是社会迈向现代化过程的产 物。通常是不满现状的中产阶级精英与期望日渐升高的群众间的联结，经济发展好的社会 中尤其容易发生。(Di Tella, 1997: 196) Cavin Kitching 亦是把民粹运动放在社会发展的脉络中来看，民粹是对工业化社会的疑虑，是小规模生产 者对集中生产趋势的反动。(Kitching, 1989: 19-22) 其实，每个历史上的民粹运动都有独特的时空情境与发展脉络，我们很难找到固定的通则 。Peter Worsley 比较各国的例子後说民粹至多只能称是一种政治文化，而不是有特定内 容的意识型态，也不是一种特定的组织形式。(Worsley, 1969: 245) 不少学者， 如 Ernesto Laclau (1977:145) 放弃普遍化概念的尝试，认为民粹运动是情境决定 (contextual) 的，不同的民粹例子很难类推。另外一些学者，如 Margaret Canovan (1981)，将民粹区分为七种类型，前三类 (the populism of farmers, of peasants, of intellectuals) 为农民民粹运动 (agrarian populism)，分别以美国一八九Ｏ年代的 的人民党 (people's party)，加拿大一九三Ｏ年代的 Social Credit movement，以及德 国一八九Ｏ年代的农民运动为代表。(Canovan, 1981:104) 後四类为政治民粹运动：「民粹独裁」 (populist dictatorship)、「民粹式民主」 (populist domocracy)、「反动式民粹」 (reactionary populism) 和「政客的民粹」 (politicians' populism)。「民粹独裁」是人民支持的独裁政权，典型的例子有拉丁美 洲的民粹政权、曾任美国路易斯安纳州州长 (1932-5) 及参院议员 (1932-5) 的 Huey Long，他是穷人的代言人，对抗资产阶级富人。「民粹式民主」主张落实直接民主的精神 ，例如美国二十世纪初期的进步主义运动，主要由知识分子带动，主张以直接民主替代或 补充功能不彰的代议政治，他们是在十九世纪美国农民民粹运动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Canovan: 1981:177) 瑞士则是民粹民主的典型代表。「反动式民粹」是激进的反自由主 义运动，如美国阿拉巴马州的 George Wallace。一九六八年当黑人民权运动如火如荼地 展开时，Wallace 竖起反对「种族去隔离化」(racial desegregation) 的大旗，坚持种 族隔离政策。英国的 Enoch Powell. 警告外来移民对英国传统文化的破坏。他们代表 「草根的反动、威权、种族思想」对抗「进步、自由、宽容的精英文化」。 (Canovan, 1981:229) 最後，「政客的民粹」这是政治人物巧妙地团结「人民」，创造跨 越阶级、全包式的 (catch-all) 政治意向，虏获选民的心，挑战既有权力结构。美国总 统 Jimmy Carter 可谓个中翘楚。(Canovan, 1981:269-73) Canovan 表示这些类型并非一成不变，民粹运动依发展的情境可能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类型间转换 ，唯一的共同点是「诉诸人民」和「反精英文化」，但即使是此点，亦不宜过於强调。 (Canovan, 1981: 298)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学者们对民粹的分析甚少将它当成绝对负面 现象来看待，它仅代表基层人民对既有制度、精英统治的不信任，这个字眼是中性的。 Margaret Canovan 的新作〈相信人民！民粹和民主的两个面向〉(Trust the People! Populism and the two Faces of Democracy, 1999) 对民主社会中的民粹运动则有更清 楚的理论探讨。她对民粹运动的界定是「诉诸人民以反抗既有权力结构和主流观念、社会 价值的运动」。(Canovan, 1999:3) 民粹的发动者是被社会边缘化的人民，可能是知识份 子，也可能是弱势团体，他们对既有社会制度或秩序不满，不惜采取激烈的反制行动。他 们反对的对象除了握有权力 (包括政党、国会、政客、利益团体等) 的精英外，也包括他 们所代表的文化。民粹运动不信任代议民主，痛恨政客的虚矫、官僚的装腔作势。 (Canovan, 1999:5-6; Taggart, 2000: 108) 他们采取的论述策略是简化问题、强调人民 主权、激化对立。(Taggart, 2000: 108-112) 直接民主，如创制、复决、罢免等，合乎 人民主权的精神，因此受到民粹主义者的欢迎，不令人意外。当然，此种反对的情绪未必 是理性的。(Taggart, 2000: 95) 民粹正当性的基础是人民的道德直觉与常识，「正义」是一种感觉，毋须透过难以理解的 理论或复杂的法律来诠释。民粹运动者自认为他们代表的是抽象的「人民」(the people) 利益，而不是少数人的利益。这里的「人民」有区隔你我的作用。 (Canovan, 1999: 5; Taggart, 2000: 94) 某些是「真正」的人民，另外一些则是要被打倒的对象。当他们提及「全民利益」时，隐 含有一些罔顾人民利益的人存在。用这样方式，他们可以把平民与精英、特权、贵族、富 人对立起来；也可能把不同的族群或宗教信仰的人对立起来。然而，真正的人民通常是沈 默的、没有组织的、弱势的，所以才会被压迫。民粹运动者惯於把敌人「妖魔化」 (demonized)，一方面这可以强化自身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可以增加自己的内部凝聚力。 (Taggart, 2000: 94-6) 当民粹主义与民族 (国家)主义结合时，其他民族 (国家) 的人 就变成攻击或谴责的对象。 民粹的特质 民粹运动无特定思想内涵 民粹没有特定的思想内涵，基本上它可以与任何意识形态结合，端视其社会情境或反对的 对象而定。(Canovan, 1999: 4) 因此，民粹运动的诉求可能是土地改革、解除束缚，改善生活，如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农民 革命；也可能针对财团、官僚、政党与贪婪政客，如美国十九世纪末的进步主义运动；也 可能是民族主义导向，挑战国际秩序，如德国纳粹。民粹诉求可能是右派的降低赋税，要 求更多的自由市场，也可能是左派的土地改革或财富重新分配。他们可能是挑战没有正当 性的法律规范，也可能是要求社会秩序的重建，也可能指向性别、宗教、种族上的议题。 对民粹运动的研究者而言，他们诉求什麽不是重点，重点在他们为什麽会有如此的诉求？ 此种诉求反应着怎样的意义？以及他们的行动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当然，这与民粹的运作 型式有关。 民粹与民粹领袖 民粹直接诉求人民的情感，反对制度的中介，因此很难建立完整、效率的领导体系，这造 成发展上的困境。(Taggart, 2000: 99-100) 同时，民粹没有清楚的核心意识形态，更增 加内部领导的困难，因此，民粹领导者的人格特质乃成为民粹是否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Max Weber 的「克里斯玛」 (charismatic) 领袖恰好符合民粹运动的需求。 (Taggart, 2000: 101) 民粹领袖简洁有力的诉求，走入群众，赢得人民的信赖，彼此建 立类似於宗教般的效忠关系。他们了解群众的道德热情不易维系，因此必须不断制造 「事件」证明自己的「神圣性」 (不管是能力或行为) 方能维持领导权威於不坠。缺乏制 度式的组织运作，权力过度集中於领导者，造成民粹领导仰赖威权领导和不宽容的特性。 (Taggart, 2000: 103) 民粹的困境是，它必须制度化，运动方能持续；然而制度化以後 ，与群众的距离就会增大，甚至疏离，这是个两难。直接民主是克服制度化两难的途径之 一，不少民粹运动正是以直接民主作为诉求重点。(Taggart, 2000: 1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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