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題。 在這裡我附上一篇文章「先救股市，還是先救青少年」，出自顏厥安《與 ROSA歡樂起舞》： 當數千名股市投資人兩眼痴呆在號子裡呆坐時，當央行官員像蒙古大夫般宣告股 市與匯率急救無效時，讓我們不要忘了一名菲籍外勞血刃了母子三人，十餘名少 年不可思議地虐殺了賽夏族的一名少女。警匪的槍子在身旁的街道上咻咻咻，律 師法官在街頭吼吼吼。嫌犯上了電視，警察與軍人上了靈堂。印尼的森林在燃燒 ，南美的監獄在暴動。哇，好個一九九七的秋天！ 據估計，為了搶救股市與匯市，央行與台灣社會已經付出了超過一兆元台幣的代 價。試問，為了青少年的教育陶冶，為了我們大家更幸福的生活，政府願意付出 多少「元」的代價呢？也許如此的計算並不是一種合理的方式，但問題是始終存 在的：我們要過哪一種生活，我們願意為此付出多少的代價，社會的資源該在如 何的機制下流轉分配？ 我曾提過「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概念。沒錯，任何人或機構能 同時注意並尋求解決的問題不多。我們不能期望央行去關心青少年，內政部去注 意股市。同樣的，不論是庶民大眾或工商鉅子，每天也只能奔忙與生活、汲汲於 營業。因此產業要分工、體制要建立、社會系統要分化。所以問題在於，同樣面 對分化過程的各個複雜性社會裡，各自的社會基調(social motif)為何。很明顯 的，有的社會在建捷運時，不會讓青少年淪落於都市邊緣。但是台灣的社會基調 ，卻處處充滿了讓人們焦慮化、邊緣化的誘惑與陷阱。 台灣之所以如此，當然與台灣的歷史性格相關─台灣史一直是一部霸權力量的邊 緣衝突史。因此，台灣與只是以不同相對位置出現於歷史舞台的南美或印尼，當 然有命運相近之處。森林大火與監獄暴動，都在結構上與資本主義甚至人類文明 的內在發展邏輯相關。不過如果台灣人民可經由奮鬥而建立與印尼或南美完全不 同的經濟基本面，那麼二十一世紀台灣人民的奮鬥層次，就應該由聲色犬馬，提 升到以相互關懷團結(solidarity)為社會基調的公共層次。問題是，可敬的台灣 人，你願意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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