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經濟成敗背後的文化根源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徐渢譯自IFC《衝擊》季刊1999年春季號) 【大公報】論壇1999/6/21 　　如果你欣賞商業、政治和發展之間相互作用，並對於為什麼 一些國家比其他國家精於此道，那麼，讀讀弗朗西斯·福山(Fra ncis Fukuyama)的書最好不過了。能洞悉時代的人不多，能給時 代下定義的人就更少，他卻二者兼得。 　　福山出生於美國，是一個日本移民家庭的第三代。他是1989 年發表了《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才為人認識的， 文章迅速給後冷戰時代的辯論定下了框架，他的主要論點，是任 何國家如果要成功的話，除了「民主資本主義」別無他途。文章 三年後被擴展成為一本書，並迅速被翻譯成20種語言，成為國際 暢銷書，引起了無數爭論，成為九十年代最有影響力的書之一。 　　1995年，福山寫出了另一本更富爭議性的書──《信任》(T rust)，深入探討世界各國經濟成功與失敗背後的文化根源。它 被《歐洲人》雜誌評為「本年度最佳商業書籍」，並被《商業》 周刊評為當年十本最佳商業類書籍之一。 　　該書認為，美國、日本和德國成為工業強國並非倖至，而是 因為它們是「高度信任」社會，具有在困難時候一同解決問題的 天然傾向。它們充分運用了在新的全球經濟中最寶貴和最有價值 的唯一資源：人的知識和技能。它警告，「低信任」社會很難發 展出能在開放性的全球化經濟中有競爭力的商業組織。為什麼﹖ 因為資本主義已把一個新的生產因素──社會資本──作為它的 基礎。 　　福山曾在美國國務院任職，目前是美國喬治馬森大學的公共 政策教授。這個夏天，他會出版另一新書──《大分裂：本性與 社會秩序重構》(Great Disruption: Human Nature and the Re constitution of Social Order)。這又是一本使一些人興奮又 使一些人困惑但又使人對重大全球問題有新的思考方法的書。最 近，福山到漢城參加一個由總統金大中與世界銀行主辦的研討會 ，發表了以「亞洲價值觀與亞洲危機」為題的演講，提出了東亞 獨特的價值觀對亞洲經濟的成功貢獻大還是對其失敗的作用大的 問題。他此後接受了(世界銀行屬下機構「國際金融公司」IFC的 )《衝擊》(Impact)雜誌的採訪。 　　IFC：東亞金融危機的根源是很清楚的：匯率過高，硬貨幣 借貸過度，監管不足，和企業管理落後，等等。但你認為有更深 層次的原因嗎﹖它的發生是否源於更重大的文化層次﹖ 　　福山：更大的原因是生產過量，而在這裡可以找到文化層次 的根源。日本、韓國和某一程度上中國的工業政策實際上是鼓勵 以佔領出口市場來作出投資決定，而這樣的佔領是得不到同樣比 例的回報的。如果這些經濟體是根據市場信號作決定的話不會這 樣做。 　　IFC：不管是什麼原因，按市場信號辦事的經濟體要麼是西 方國家要麼是以西方國家為模式的國家。你對此有什麼看法﹖ 　　福山：什麼叫西方是一個常常有爭議的問題，也有人認為根 據市場信號作決定不過是經濟現代化的一個特點，其他各種文化 都可以採用，就如科技進步一樣。但創新和企業家精神很可能是 較為西方的現象。西方傳統特別是美國文化中鼓勵的個人主義， 以及質疑權威的西方價值觀，和獨立思考，是非常有用的創新之 源，在九十年代尤其是這樣。這時候所發生的，是經濟活動出現 了實質變化，使生產流程對信息技術的依賴大大提高。 　　IFC：但是，為什麼日本重集體輕個人的傳統不能冒出頭來 呢﹖它在很長時間裡發揮了很好的作用。 　　福山：日本是以一個規範化的管理制度出名的，這在有一個 既成的技術例如五六十年代的汽車生產技術的時候是非常好的， 當時的生產率提高並非基於對基本技術的重大改變或革新，而是 使社會制度配合一種現成的、相當成熟的技術去生產一種最終產 品。日本在這方面是非常出色的。 　　IFC：舉例說說。 　　福山：最明顯的例子是汽車生產中的「時間恰到好處」(Jus t in Time)。日本人可以在五六年裡把工人生產率提高一倍或兩 倍，其方法基於明白到一個企業的運作猶如一個組織。工人和經 理要互相連結在一起。經理們在一個以信任為基礎的制度中給予 工人們更大的責任，使他們對生產流程有更大的參與，並從中得 到更多的信息反饋。這首先在豐田出現，引進到美國底特律，也 對生產率有所提高。 　　我認為在生產流程的管理中，社會連繫中某些東西是很重要 的，而當一個經濟體的技術提高之後，這種有共識的、規範化的 管理方法會更加通行。部分是由於在日本這些實例之故，工業世 界現在都強調要讓人們自己制訂自己的規則，而不是採用傳統的 西方工廠模式，後者是一種非常法律性的、以規章制度為基礎的 、階級森嚴的管理制度，不需要任何的社會信任。但我認為日本 自此垮下來的原因，是整個技術層面發生了巨大變化：從製造性 轉移到知識性。 　　IFC：日本文化為什麼不能對此有較佳的表現﹖ 　　福山：因為依賴集體、建基於共識的制度變成了障礙。技術 的改變要求勞工市場的改變，而日本勞工市場並不配合。這裡存 在各種各樣的組織和雙邊的責任和義務，使你不能解僱工人，不 能調動職務。但目前，正需要這樣做。 　　IFC：你剛從漢城回來，韓國對這些問題怎麼看﹖ 　　福山：韓國是個很不同的地方，在我看來，比日本較具歐洲 式社會特點，存在傳統式的階級對立：韓國的工人和經理人員都 不喜歡對方﹔工人罷工，經濟人員不喜歡。它的勞工史就像英國 、瑞典和任何其他歐洲國家一樣。我覺得不可思議的是日本的制 度，它要用一張大大的相互承諾的網絡泯滅這些社會衝突。韓國 人則上街去抗爭，爭取自己的權益。這是一個較多衝突的社會， 它的民主也比日本的民主有較多可以辨認的西方痕跡。 　　IFC：為什麼﹖ 　　福山：在日本，存在一個包容一切的政黨，庶幾把所有社會 裂痕都泯滅了。它把米農、工業家和其他人都拉攏到自民黨的大 旗下，所有社會矛盾都看不見了──都放到自民黨的密室去討論 ，沒有不同社會角色的公開抗爭。在大部分歐洲國家，這樣的抗 爭公開得多：工人有一個社會民主黨，經理人員有一個天主教民 主黨或自由黨，然後在民主舞台上比併。我以為，韓國沿西方模 式發展的可能性大過沿日本模式發展的可能性，這模式也健康一 些。 　　IFC：隨著二十一世紀的到來，你以為韓國的經濟前景比日 本的好嗎﹖ 　　福山：可能是的。 　　IFC：稍為擴大一些來講，一些評論家認為最近的事實已否 定了你在《歷史的終結》一書中關於自由市場民主政體是成為「 發達國家」的唯一路向的基本論點。你的看法如何﹖ 　　福山：假設目前的危機不至發展成為全球蕭條，我認為我的 論點仍然是站得住的。發展之路是存在的，而世界經濟一體化不 可避免。 　　IFC：是哪一條路﹖ 　　福山：其中有三點：一、民主國家之間並不打仗，因而存在 一個民主的「和平區」，這已在世界上存在﹔二、通往民主之路 是發展經濟(這兩者之間密切相連)﹔三、發展的辦法是盡可能全 面地和全球化經濟結合起來。 　　如果同全球化經濟結合的結果是破壞穩定，以上的三段論就 受到威脅了。你起碼可以作一個似乎言之成理的反駁：九十年代 出現的金融不穩──歐洲貨幣危機、墨西哥比索危機、亞洲金融 危機、俄羅斯和巴西金融危機──證明全球金融體系中存在問題 。因此，把與全球化經濟結合同經濟發展相提並論，比七八年前 更站不住腳。但沒有人真正拿出另一個永遠不倒的辦法來，而對 我來說，這些問題未必是不能解決的。 　　IFC：就以俄羅斯最近的經濟來看，你從中看到什麼東西﹖ 　　福山：可以看到的是，不論是要建立市場經濟還是足以成事 的民主政體，都要有現實的政治和文化先決條件。俄羅斯去年發 生的事情，的確發人深思。他們當前可能正處於既非資本主義也 非民主化的平衡狀態，但顯然也不是一種我們可以稱為足以成事 的資本主義民主政體。他們可能膠著在這個狀態一段很長的時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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