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经济成败背後的文化根源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徐渢译自IFC《冲击》季刊1999年春季号) 【大公报】论坛1999/6/21 　　如果你欣赏商业、政治和发展之间相互作用，并对於为什麽 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精於此道，那麽，读读弗朗西斯·福山(Fra ncis Fukuyama)的书最好不过了。能洞悉时代的人不多，能给时 代下定义的人就更少，他却二者兼得。 　　福山出生於美国，是一个日本移民家庭的第三代。他是1989 年发表了《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才为人认识的， 文章迅速给後冷战时代的辩论定下了框架，他的主要论点，是任 何国家如果要成功的话，除了「民主资本主义」别无他途。文章 三年後被扩展成为一本书，并迅速被翻译成20种语言，成为国际 畅销书，引起了无数争论，成为九十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书之一。 　　1995年，福山写出了另一本更富争议性的书──《信任》(T rust)，深入探讨世界各国经济成功与失败背後的文化根源。它 被《欧洲人》杂志评为「本年度最佳商业书籍」，并被《商业》 周刊评为当年十本最佳商业类书籍之一。 　　该书认为，美国、日本和德国成为工业强国并非幸至，而是 因为它们是「高度信任」社会，具有在困难时候一同解决问题的 天然倾向。它们充分运用了在新的全球经济中最宝贵和最有价值 的唯一资源：人的知识和技能。它警告，「低信任」社会很难发 展出能在开放性的全球化经济中有竞争力的商业组织。为什麽﹖ 因为资本主义已把一个新的生产因素──社会资本──作为它的 基础。 　　福山曾在美国国务院任职，目前是美国乔治马森大学的公共 政策教授。这个夏天，他会出版另一新书──《大分裂：本性与 社会秩序重构》(Great Disruption: Human Nature and the Re constitution of Social Order)。这又是一本使一些人兴奋又 使一些人困惑但又使人对重大全球问题有新的思考方法的书。最 近，福山到汉城参加一个由总统金大中与世界银行主办的研讨会 ，发表了以「亚洲价值观与亚洲危机」为题的演讲，提出了东亚 独特的价值观对亚洲经济的成功贡献大还是对其失败的作用大的 问题。他此後接受了(世界银行属下机构「国际金融公司」IFC的 )《冲击》(Impact)杂志的采访。 　　IFC：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源是很清楚的：汇率过高，硬货币 借贷过度，监管不足，和企业管理落後，等等。但你认为有更深 层次的原因吗﹖它的发生是否源於更重大的文化层次﹖ 　　福山：更大的原因是生产过量，而在这里可以找到文化层次 的根源。日本、韩国和某一程度上中国的工业政策实际上是鼓励 以占领出口市场来作出投资决定，而这样的占领是得不到同样比 例的回报的。如果这些经济体是根据市场信号作决定的话不会这 样做。 　　IFC：不管是什麽原因，按市场信号办事的经济体要麽是西 方国家要麽是以西方国家为模式的国家。你对此有什麽看法﹖ 　　福山：什麽叫西方是一个常常有争议的问题，也有人认为根 据市场信号作决定不过是经济现代化的一个特点，其他各种文化 都可以采用，就如科技进步一样。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很可能是 较为西方的现象。西方传统特别是美国文化中鼓励的个人主义， 以及质疑权威的西方价值观，和独立思考，是非常有用的创新之 源，在九十年代尤其是这样。这时候所发生的，是经济活动出现 了实质变化，使生产流程对信息技术的依赖大大提高。 　　IFC：但是，为什麽日本重集体轻个人的传统不能冒出头来 呢﹖它在很长时间里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福山：日本是以一个规范化的管理制度出名的，这在有一个 既成的技术例如五六十年代的汽车生产技术的时候是非常好的， 当时的生产率提高并非基於对基本技术的重大改变或革新，而是 使社会制度配合一种现成的、相当成熟的技术去生产一种最终产 品。日本在这方面是非常出色的。 　　IFC：举例说说。 　　福山：最明显的例子是汽车生产中的「时间恰到好处」(Jus t in Time)。日本人可以在五六年里把工人生产率提高一倍或两 倍，其方法基於明白到一个企业的运作犹如一个组织。工人和经 理要互相连结在一起。经理们在一个以信任为基础的制度中给予 工人们更大的责任，使他们对生产流程有更大的参与，并从中得 到更多的信息反馈。这首先在丰田出现，引进到美国底特律，也 对生产率有所提高。 　　我认为在生产流程的管理中，社会连系中某些东西是很重要 的，而当一个经济体的技术提高之後，这种有共识的、规范化的 管理方法会更加通行。部分是由於在日本这些实例之故，工业世 界现在都强调要让人们自己制订自己的规则，而不是采用传统的 西方工厂模式，後者是一种非常法律性的、以规章制度为基础的 、阶级森严的管理制度，不需要任何的社会信任。但我认为日本 自此垮下来的原因，是整个技术层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制造性 转移到知识性。 　　IFC：日本文化为什麽不能对此有较佳的表现﹖ 　　福山：因为依赖集体、建基於共识的制度变成了障碍。技术 的改变要求劳工市场的改变，而日本劳工市场并不配合。这里存 在各种各样的组织和双边的责任和义务，使你不能解雇工人，不 能调动职务。但目前，正需要这样做。 　　IFC：你刚从汉城回来，韩国对这些问题怎麽看﹖ 　　福山：韩国是个很不同的地方，在我看来，比日本较具欧洲 式社会特点，存在传统式的阶级对立：韩国的工人和经理人员都 不喜欢对方﹔工人罢工，经济人员不喜欢。它的劳工史就像英国 、瑞典和任何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日本的制 度，它要用一张大大的相互承诺的网络泯灭这些社会冲突。韩国 人则上街去抗争，争取自己的权益。这是一个较多冲突的社会， 它的民主也比日本的民主有较多可以辨认的西方痕迹。 　　IFC：为什麽﹖ 　　福山：在日本，存在一个包容一切的政党，庶几把所有社会 裂痕都泯灭了。它把米农、工业家和其他人都拉拢到自民党的大 旗下，所有社会矛盾都看不见了──都放到自民党的密室去讨论 ，没有不同社会角色的公开抗争。在大部分欧洲国家，这样的抗 争公开得多：工人有一个社会民主党，经理人员有一个天主教民 主党或自由党，然後在民主舞台上比并。我以为，韩国沿西方模 式发展的可能性大过沿日本模式发展的可能性，这模式也健康一 些。 　　IFC：随着二十一世纪的到来，你以为韩国的经济前景比日 本的好吗﹖ 　　福山：可能是的。 　　IFC：稍为扩大一些来讲，一些评论家认为最近的事实已否 定了你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关於自由市场民主政体是成为「 发达国家」的唯一路向的基本论点。你的看法如何﹖ 　　福山：假设目前的危机不至发展成为全球萧条，我认为我的 论点仍然是站得住的。发展之路是存在的，而世界经济一体化不 可避免。 　　IFC：是哪一条路﹖ 　　福山：其中有三点：一、民主国家之间并不打仗，因而存在 一个民主的「和平区」，这已在世界上存在﹔二、通往民主之路 是发展经济(这两者之间密切相连)﹔三、发展的办法是尽可能全 面地和全球化经济结合起来。 　　如果同全球化经济结合的结果是破坏稳定，以上的三段论就 受到威胁了。你起码可以作一个似乎言之成理的反驳：九十年代 出现的金融不稳──欧洲货币危机、墨西哥比索危机、亚洲金融 危机、俄罗斯和巴西金融危机──证明全球金融体系中存在问题 。因此，把与全球化经济结合同经济发展相提并论，比七八年前 更站不住脚。但没有人真正拿出另一个永远不倒的办法来，而对 我来说，这些问题未必是不能解决的。 　　IFC：就以俄罗斯最近的经济来看，你从中看到什麽东西﹖ 　　福山：可以看到的是，不论是要建立市场经济还是足以成事 的民主政体，都要有现实的政治和文化先决条件。俄罗斯去年发 生的事情，的确发人深思。他们当前可能正处於既非资本主义也 非民主化的平衡状态，但显然也不是一种我们可以称为足以成事 的资本主义民主政体。他们可能胶着在这个状态一段很长的时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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