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您前半段之論述，並引用某網友所引之哲人：蘇格拉底思想作為本文輔 佐及部份法律概念作探討。 　　誠如您文中所質疑之關鍵部份，如為何歷史上要紀錄這樣的人？為什麼我 們要去稱頌這樣的人？古今中外，究有多少偉人，有勇氣承擔歷史的惡名，去 作自己認為對的事，去貫徹自己的信念、實現自己的理想？ 　　個人以為，您的論述乃從『歷史服膺於統治者』來切入探討，預設該前提 成立後，又以使用『統治者或當時權威』來作結論，但是這推論過程中間，個 人以為您已省略很多材料。 　　若歷史乃為統治者之發聲筒，其本身自然就是一部以統治者角度詮釋世界 之法典，該法典規範中，早已預含了統治者之精神與政權利益，但是我提出的 問題點之一是：如統治者利用與控制歷史是為了將其精神與利益成為正當化概 念而形成普同認知，那如果沒有統治者，這部歷史會以何種型態來存在？而這 種型態的歷史，對我們的影響會是如何？還是，根本沒有這部歷史？ 　　相對地，若這部歷史真沒有統治者或某權威進入，它到底還剩下什麼？它 對我們的影響又應為何？或者更具體地說，沒有統治者之歷史，我們仍會去稱 頌這樣的人嗎？若說統治者是一廣義之概念，如『父權優先於女權，故父為統 治者，進而導致父權社會』、『科學典範下之權威所言為權威與定律，引致該 時代之科學研究法均在該既定框架下進行』、『宗教影響著世界與主導學術』 等等含有統治者成份之歷史，試問：在時間長河之每一階段，空間大海之每一 位置，我們會受這『去權威化後之剩餘部份』之影響程度是如何？希望您能回 答本段之問題，因為這跟你的提問所舉之例相關，因為該『剩餘部份』，是否 會影響我們對這些偉人的『勇氣』、『信念』、『理想』有不同的正面或負面 認知『信念』？若該『剩餘部份』不具任何相依價值，那我們又是如何建構我 們的價值觀？如何建構何為我們的理想或確定己之信念為真而勇往直前？如何 在無統治者或權威所建構且去權威化之剩餘部份之歷史下，來定義我們的行為 真確與否？ 　　蘇格拉底違反國家制定之法律而不逃走，其精神在於其對國家架構下法律 之尊重，於《克里圖》中，蘇格拉底認為法律乃是有序社會生活的前提，而經 法律建構之社會生活，才有我存在的可能，這是它認為要服從國家，並服從法 律的第一理由；此外，人如果有自由思考之判斷能力，對法律不滿，可移居至 他國脫離該法系之拘束，否則形同默認該國家所制定之法律，這是其第二理由 。因為不尊重國法在其觀點上如國家之解體，而會波及群體中之每一個人。 　　此外，蘇格拉底以為，對法律尊重，是一種政治義務，從更長遠的觀點而 言，此乃古希臘該時期之國家意識的抬頭而衍生之義務，而違反法律，即違反 政治義務，違反政治義務，在其觀點上，就是道德上之錯誤，因為他認為違反 成員普知之法律而不受同等之受罰，乃對不起其他政治社群之成員，具道德非 難性，雖然他那時可以為了他個人的利益而違反該政治義務。 　　是故岳飛他到底當時是認為尊重王法之價值優於全民利益之價值？還是其 於該時空背景與條件限制下，並無法意識其回朝後之利益明顯優於抗命之全民 利益而有所作為？而尊重國家，宋朝，宋朝皇帝，王法，是否也是其個人最高 價值與理想實踐或明顯優於其他原則呢？你怎可以今日角度來作解釋此中之關 係，或者單以統治者之權威歷史，而對為何要記載這等人物，為何要推崇該等 人物，為何他們不追求自己的理想來作質疑呢？ 　　更明確而言：岳飛那時認為違反王法的義務所受之非難的強度到底如何？ 其若明顯有死刑免除之個人事由或可造福全民之公益事由存在，那麼它們的強 度到底如何？與前者相較，孰輕孰重？孰為政治義務？孰不具道德非難性？我 想除了從時空或文化背景來說明其價值觀與行為外，政治義務所引生之道德非 難，也是您在邏輯推論中漏掉的部份，您應將其考慮進去。 　　而您可能會說：法律歸法律，道德歸道德，理想歸理想。因此我可為其一 而不顧其它二者。但是問題在於這三者間，乃為互相牽連之關係，且因時有不 等量的價值，若違背其一，而能阻卻其他事由違反之道德非難性，是抉擇的難 處。更重要的是在於：在既定之理想，道德，國法之體系下生活的人們，早已 將這三者內化為其真理價值之一部而有混合之可能，這時會產生何種審事標準 ，誰能確定？ alianplanet 　　 -- 台灣大學法律所刑事法學組 陳志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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