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您前半段之论述，并引用某网友所引之哲人：苏格拉底思想作为本文辅 佐及部份法律概念作探讨。 　　诚如您文中所质疑之关键部份，如为何历史上要纪录这样的人？为什麽我 们要去称颂这样的人？古今中外，究有多少伟人，有勇气承担历史的恶名，去 作自己认为对的事，去贯彻自己的信念、实现自己的理想？ 　　个人以为，您的论述乃从『历史服膺於统治者』来切入探讨，预设该前提 成立後，又以使用『统治者或当时权威』来作结论，但是这推论过程中间，个 人以为您已省略很多材料。 　　若历史乃为统治者之发声筒，其本身自然就是一部以统治者角度诠释世界 之法典，该法典规范中，早已预含了统治者之精神与政权利益，但是我提出的 问题点之一是：如统治者利用与控制历史是为了将其精神与利益成为正当化概 念而形成普同认知，那如果没有统治者，这部历史会以何种型态来存在？而这 种型态的历史，对我们的影响会是如何？还是，根本没有这部历史？ 　　相对地，若这部历史真没有统治者或某权威进入，它到底还剩下什麽？它 对我们的影响又应为何？或者更具体地说，没有统治者之历史，我们仍会去称 颂这样的人吗？若说统治者是一广义之概念，如『父权优先於女权，故父为统 治者，进而导致父权社会』、『科学典范下之权威所言为权威与定律，引致该 时代之科学研究法均在该既定框架下进行』、『宗教影响着世界与主导学术』 等等含有统治者成份之历史，试问：在时间长河之每一阶段，空间大海之每一 位置，我们会受这『去权威化後之剩余部份』之影响程度是如何？希望您能回 答本段之问题，因为这跟你的提问所举之例相关，因为该『剩余部份』，是否 会影响我们对这些伟人的『勇气』、『信念』、『理想』有不同的正面或负面 认知『信念』？若该『剩余部份』不具任何相依价值，那我们又是如何建构我 们的价值观？如何建构何为我们的理想或确定己之信念为真而勇往直前？如何 在无统治者或权威所建构且去权威化之剩余部份之历史下，来定义我们的行为 真确与否？ 　　苏格拉底违反国家制定之法律而不逃走，其精神在於其对国家架构下法律 之尊重，於《克里图》中，苏格拉底认为法律乃是有序社会生活的前提，而经 法律建构之社会生活，才有我存在的可能，这是它认为要服从国家，并服从法 律的第一理由；此外，人如果有自由思考之判断能力，对法律不满，可移居至 他国脱离该法系之拘束，否则形同默认该国家所制定之法律，这是其第二理由 。因为不尊重国法在其观点上如国家之解体，而会波及群体中之每一个人。 　　此外，苏格拉底以为，对法律尊重，是一种政治义务，从更长远的观点而 言，此乃古希腊该时期之国家意识的抬头而衍生之义务，而违反法律，即违反 政治义务，违反政治义务，在其观点上，就是道德上之错误，因为他认为违反 成员普知之法律而不受同等之受罚，乃对不起其他政治社群之成员，具道德非 难性，虽然他那时可以为了他个人的利益而违反该政治义务。 　　是故岳飞他到底当时是认为尊重王法之价值优於全民利益之价值？还是其 於该时空背景与条件限制下，并无法意识其回朝後之利益明显优於抗命之全民 利益而有所作为？而尊重国家，宋朝，宋朝皇帝，王法，是否也是其个人最高 价值与理想实践或明显优於其他原则呢？你怎可以今日角度来作解释此中之关 系，或者单以统治者之权威历史，而对为何要记载这等人物，为何要推崇该等 人物，为何他们不追求自己的理想来作质疑呢？ 　　更明确而言：岳飞那时认为违反王法的义务所受之非难的强度到底如何？ 其若明显有死刑免除之个人事由或可造福全民之公益事由存在，那麽它们的强 度到底如何？与前者相较，孰轻孰重？孰为政治义务？孰不具道德非难性？我 想除了从时空或文化背景来说明其价值观与行为外，政治义务所引生之道德非 难，也是您在逻辑推论中漏掉的部份，您应将其考虑进去。 　　而您可能会说：法律归法律，道德归道德，理想归理想。因此我可为其一 而不顾其它二者。但是问题在於这三者间，乃为互相牵连之关系，且因时有不 等量的价值，若违背其一，而能阻却其他事由违反之道德非难性，是抉择的难 处。更重要的是在於：在既定之理想，道德，国法之体系下生活的人们，早已 将这三者内化为其真理价值之一部而有混合之可能，这时会产生何种审事标准 ，谁能确定？ alianplanet 　　 -- 台湾大学法律所刑事法学组 陈志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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