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kamadevas (蔗尾蜂房)
看板poetry
標題[討論] 也談談華人作家的非母語書寫(3)
時間Sun Jul 13 01:22:22 2008
由以上兩個例子可以看到,以「非母語」創作文學,固然與語言習得的經驗
密切相關,但「母語」的定義並沒有想像中那麼清晰,日常語和書面語的習得過
程大相逕庭。日常生活使用的語言,或許會因為個人的出生背景、各種機緣不同,
而自然而然、潛移默化地習得,而成為自己「用得舒服順心」的語言,但這種
「母語」卻可能混雜著多種元素:方言(dialect)、混合語(pigeon、creole)、共
通語(lingua franca);一個人「在腦內用於思想的語言」,往往混雜而不穩定,
呈現出一條主線、多條副線的語言實態。一個人可以精通外數種語言,但這樣的
情況畢竟太少,或多半僅侷限於日常口語的層次。
書寫的藝術則全然不同,涉及一整套語言文化的教育,精通書寫的藝術是漫
長的磨練,即便是「國學大師」林語堂的女兒,也可能在機緣巧合之下與中文錯
身而過,而終身只能用英文書寫。書寫語言的教育,是一種社會選擇,攸關階級、
族裔、宗教、國家認同、出人頭地的企圖心…而這種選擇往往是一種單一的、不
可逆的選擇,而這種「教育」,又與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殖民統治的體制密不
可分。而中國的經驗則更為複雜,本來漢字文化是中、日、韓、越乃至滿、蒙、
回、藏等各種東亞民族使用的共通語(lingua franca)之一,從來只有「以華變夷」,
而鮮有「以夷變華」的可能,但當歐美帝國主義擊敗了中國王朝的權威,當亞洲
各民族開始學習歐洲的語言、改革自己的語言,情況變得非常複雜。多種語言文
化的接觸與互動,除了涉及上述的「文化衝擊」問題之外,還涉及了「民族認同」
的問題。霎時間,許多亞洲知識份子面對語言轉換的歷史畫面,紛紛閃過我的眼前…
日據時期台灣作家周金波(1920-1996),在其代表作〈志願兵〉(1941)中,透過主
角張明貴訴說:
「我是受日本的教育長大。我不會說日語以外的語言。我如果不使用日語的假名就
不會寫信。因此如果不能成為日本人的話,我就沒有辦法活下去。」
(轉引自:藤井省三,張季琳譯,《台灣文學這一百年》,(台北:麥田,2004),頁72。)
王昶雄在小說〈奔流〉(1943)中透過主角「我」之內心思考著:
「自己不能甘於出生於南方的一個日本人,沒有成為純粹的日本人,心不能安。
並不是自動地努力於內地化,而是在無意識中,內地人的血,移注入自己的血管,
在不知不覺間,已靜靜地在流動那樣的心情。」
而「我」在日本時曾偽裝成自己是九州出身,以避免遭到歧視與不便,事後卻自我反
省著:
「(你真是個卑劣的傢伙。那顯然是鄙夷台灣的佐證。台灣人決不是中國人,也不
是愛斯基摩人。不僅如此,和內地出生的人,沒有任何不同。要有榮譽感!同是日
本臣民的榮譽感。)」
(轉引自:林瑞明,〈騷動的靈魂:決戰時期的台灣作家與皇民文學〉,張炎憲、
李筱?、戴寶村主編,《台灣史論文精選(下)》,(台北:玉山社,1996),頁212-3。)
相對地,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1923- )在回憶錄中,紀錄了他在日本佔領新加坡時期,
學習中文與日文的心路歷程,展現了他能屈能伸的務實態度:
「頭顱放在一塊釘在桿子上頭的小木板上,旁邊有一張華文書寫的告示。我不懂華文,
有個懂華文的人說,告示上寫的是,任何人都不准搶劫,否則將會落得同樣的下場…
於是我決定學習華文,希望有一天識了字,能看懂這類告示。在新的統治者手下,我
的英文知識已經沒有價值了。學習華文總比學習日文好,華文至少是我自己的語言,
而不是令人憎恨的征服者的語文。…我天天學習,而且在往後五個月裡,練習寫1200
到1500個字,並設法把它們的意思牢牢記住。但是,我卻一直沒學它們的讀音…我不
懂得怎樣發四聲,也沒有人指導我。面對以上種種困難,我對日文的抗拒心理,逐月
減少。我發現日文不光由漢字組成,它有50音表,可以寫成片假名和平假名。如果在
往後幾年中,日本人將繼續留在新加坡,成為我的主人,為了避免麻煩和便於謀生,
我不得不學習他們的語文。於是,1942年5月我到奎因街日本當局所辦的日本語學校報
名,成為第一批學生。課程為期三個月。學生的年齡和學習能力各不相同,其中有些
來自中學,有些像我一樣來自學院,其他都是20多歲的年輕工人。我考試及格,獲頒
文憑。」
(引自: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1923-1965》,(台北:世界書局,1998),頁70-71。)
顯然,當周金波感受到「我是受日本的教育長大。我不會說日語以外的語言」這種想
法時,並不意味著他的「母語」是日語,但就像李光耀是受英語教育的客家人那樣,
受日語教育的閩南人周金波,之所以感受到「我如果不使用日語的假名就不會寫信。
因此如果不能成為日本人的話,我就沒有辦法活下去」,王昶雄之所以感受到深刻的
認同危機,正是因為他們在從事文學創作的關係。壓根沒想到要從事文學創作的李光
耀,則沒有這類的感覺,他雖然覺得「學習華文總比學習日文好,華文至少是我自己
的語言,而不是令人憎恨的征服者的語文」,但不久就因語言學習上的技術性問題,
而覺得日文比中文好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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