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kamadevas (蔗尾蜂房)
看板poetry
标题[讨论] 也谈谈华人作家的非母语书写(3)
时间Sun Jul 13 01:22:22 2008
由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到,以「非母语」创作文学,固然与语言习得的经验
密切相关,但「母语」的定义并没有想像中那麽清晰,日常语和书面语的习得过
程大相迳庭。日常生活使用的语言,或许会因为个人的出生背景、各种机缘不同,
而自然而然、潜移默化地习得,而成为自己「用得舒服顺心」的语言,但这种
「母语」却可能混杂着多种元素:方言(dialect)、混合语(pigeon、creole)、共
通语(lingua franca);一个人「在脑内用於思想的语言」,往往混杂而不稳定,
呈现出一条主线、多条副线的语言实态。一个人可以精通外数种语言,但这样的
情况毕竟太少,或多半仅局限於日常口语的层次。
书写的艺术则全然不同,涉及一整套语言文化的教育,精通书写的艺术是漫
长的磨练,即便是「国学大师」林语堂的女儿,也可能在机缘巧合之下与中文错
身而过,而终身只能用英文书写。书写语言的教育,是一种社会选择,攸关阶级、
族裔、宗教、国家认同、出人头地的企图心…而这种选择往往是一种单一的、不
可逆的选择,而这种「教育」,又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殖民统治的体制密不
可分。而中国的经验则更为复杂,本来汉字文化是中、日、韩、越乃至满、蒙、
回、藏等各种东亚民族使用的共通语(lingua franca)之一,从来只有「以华变夷」,
而鲜有「以夷变华」的可能,但当欧美帝国主义击败了中国王朝的权威,当亚洲
各民族开始学习欧洲的语言、改革自己的语言,情况变得非常复杂。多种语言文
化的接触与互动,除了涉及上述的「文化冲击」问题之外,还涉及了「民族认同」
的问题。霎时间,许多亚洲知识份子面对语言转换的历史画面,纷纷闪过我的眼前…
日据时期台湾作家周金波(1920-1996),在其代表作〈志愿兵〉(1941)中,透过主
角张明贵诉说:
「我是受日本的教育长大。我不会说日语以外的语言。我如果不使用日语的假名就
不会写信。因此如果不能成为日本人的话,我就没有办法活下去。」
(转引自:藤井省三,张季琳译,《台湾文学这一百年》,(台北:麦田,2004),页72。)
王昶雄在小说〈奔流〉(1943)中透过主角「我」之内心思考着:
「自己不能甘於出生於南方的一个日本人,没有成为纯粹的日本人,心不能安。
并不是自动地努力於内地化,而是在无意识中,内地人的血,移注入自己的血管,
在不知不觉间,已静静地在流动那样的心情。」
而「我」在日本时曾伪装成自己是九州出身,以避免遭到歧视与不便,事後却自我反
省着:
「(你真是个卑劣的家伙。那显然是鄙夷台湾的佐证。台湾人决不是中国人,也不
是爱斯基摩人。不仅如此,和内地出生的人,没有任何不同。要有荣誉感!同是日
本臣民的荣誉感。)」
(转引自:林瑞明,〈骚动的灵魂:决战时期的台湾作家与皇民文学〉,张炎宪、
李筱?、戴宝村主编,《台湾史论文精选(下)》,(台北:玉山社,1996),页212-3。)
相对地,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1923- )在回忆录中,纪录了他在日本占领新加坡时期,
学习中文与日文的心路历程,展现了他能屈能伸的务实态度:
「头颅放在一块钉在杆子上头的小木板上,旁边有一张华文书写的告示。我不懂华文,
有个懂华文的人说,告示上写的是,任何人都不准抢劫,否则将会落得同样的下场…
於是我决定学习华文,希望有一天识了字,能看懂这类告示。在新的统治者手下,我
的英文知识已经没有价值了。学习华文总比学习日文好,华文至少是我自己的语言,
而不是令人憎恨的征服者的语文。…我天天学习,而且在往後五个月里,练习写1200
到1500个字,并设法把它们的意思牢牢记住。但是,我却一直没学它们的读音…我不
懂得怎样发四声,也没有人指导我。面对以上种种困难,我对日文的抗拒心理,逐月
减少。我发现日文不光由汉字组成,它有50音表,可以写成片假名和平假名。如果在
往後几年中,日本人将继续留在新加坡,成为我的主人,为了避免麻烦和便於谋生,
我不得不学习他们的语文。於是,1942年5月我到奎因街日本当局所办的日本语学校报
名,成为第一批学生。课程为期三个月。学生的年龄和学习能力各不相同,其中有些
来自中学,有些像我一样来自学院,其他都是20多岁的年轻工人。我考试及格,获颁
文凭。」
(引自: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台北:世界书局,1998),页70-71。)
显然,当周金波感受到「我是受日本的教育长大。我不会说日语以外的语言」这种想
法时,并不意味着他的「母语」是日语,但就像李光耀是受英语教育的客家人那样,
受日语教育的闽南人周金波,之所以感受到「我如果不使用日语的假名就不会写信。
因此如果不能成为日本人的话,我就没有办法活下去」,王昶雄之所以感受到深刻的
认同危机,正是因为他们在从事文学创作的关系。压根没想到要从事文学创作的李光
耀,则没有这类的感觉,他虽然觉得「学习华文总比学习日文好,华文至少是我自己
的语言,而不是令人憎恨的征服者的语文」,但不久就因语言学习上的技术性问题,
而觉得日文比中文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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