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實基調的變奏 鄭樹森 由外在轉向內在，是二十世紀小說敘述最具典範性的變遷，在二十一世紀初的今天回顧這段文學史，雖仍然覺得這變遷非常重要，而且遍及全球，但綜觀整個二十世紀各地小說的主流發展，在十九世紀成為最成熟、最多采多姿的現實主義，其實仍然是二十世紀小說整體的基本調子。換言之，在寫作的人數及產量、以至質素而言，現實主義在二十世紀仍然是主要的路線。事實上，假如它不是主流，也不會有高呼要轉入內心的革命口號。可是，另一方面，現實主義在二十世紀的發展亦非一成不變、單純沿襲過去十九世紀的模式而已，其實也有相當多的變奏。 現實主義的 傳承 首先要強調，儘管我們將現實主義看成是在十九世紀已發展至淋漓盡致的小說模式，但是文學寫作，不是簡單地隨時間的紀年可以一刀切來作階段性的劃分，例如說十九世紀必然如何、二十世紀必然怎樣。文學的轉化、變遷、成長、壯大有一定的過程，而且是相當緩慢的潛變。此外，文學寫作不同於科學，並無後出必然轉精、新作必然勝於舊作的規律。文學上並無進化論這回事。這也是文學能夠超越時空、長存不朽的因素。 由時序上看，十九世紀最偉大的現實主義小說家托爾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於二十世紀初才去世，去世前仍續有作品，因此如一定要由世紀的劃分來看文學問題，則托爾斯泰尚有一段尾聲是屬於二十世紀的。而步入二十世紀，瑞典皇家學院於一九○一年舉辦第一屆諾貝爾文學獎時，本來就考慮將文學獎頒給托爾斯泰，最後認為他的「泛神論」有可能引起爭議，才將首屆文學獎贈予法國詩人蒲魯東；這決定甚至引起瑞典當時所有著名作家的公開抗議。 由此可見，在世紀之交，托爾斯泰在國際文壇的地位無與倫比。而在將近二十年後，力主內心化的急先鋒、英國小說家維吉尼亞‧吳爾夫在猛烈批評現實主義的外在性之餘，仍然肯定托爾斯泰為歷史上最偉大的小說家。 另一方面，在英語學界，備受忽略的西班牙現實主義小說大師佩雷斯‧戈爾度斯(Benito Perez Galdos, 1843-1920)在一八四三年出生後，亦遲至一九二○年才辭世，他的作品直至進入二十世紀仍然充滿生機，是類近巴爾扎克式的現實主義作風，個別作品亦結合狄更斯對社會黑暗面的尖銳批判 性。 家族史小說 而西班牙的鄰國葡萄牙，雖然文學傳統不以小說見稱，尤其是長篇小說，然而葡萄牙文學評論界，以及其他國家的學者一般都公認，一八四五年出生的艾澤‧狄‧基羅斯(Eca de Queiros, 1845-1900)不單是葡萄牙現實主義的小說大師，他的成就亦足以晉身現實主義歐洲的廟堂而毫不遜色。基羅斯的小說，對貴族階級的文化崩敗有深刻的探討，代表作是一八八八年的《馬雅一家》(The Ma-ias)。只不過基羅斯於一九○○年便去世，雖然他的影響在葡萄牙文學界非常深遠，就因為太早去世，一般論者才不會把他視為二十世紀的作家。換言之，假如他稍微再長壽一些，肯定會在二十世紀仍有一段發展。《馬雅一家》這部大型現實小說，與二十世紀相當多的現實主義長篇小說是一脈相承的，小說通過一個家族的歷史變遷，來反映、刻劃當時的社會、文化和歷史風貌。這種家族史小說（family saga）的現實主義模式，在一九○一年的世紀初，即基羅斯去世後一年，就出現一部至今仍備受重視、普受歡迎的《布登普魯克家族》（Buddenbrooks），這部家族史小說是德國作家湯馬斯‧曼（Thomas Mann, 1875-1955）公認的代表作。湯馬斯‧曼晚年的小說在很多評論家眼中，反而不及《布登普魯克家族》那樣有代表性。而小說所探討的頹廢、沉淪、藝術家的孤寂、布爾喬亞階級的放縱及崩敗，雖然在他後來的作品中仍不斷出現，但是藝術成就則恐怕無一能及早年的《布登普魯克家族》。 在英語世界方面，與湯馬斯‧曼一樣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高爾斯華綏（John Galsworthy, 1867-1933），在一九二二年出版的《科爾賽特世家》（The Forsyte Saga）也是一部經營多年才寫成的家族史小說。小說以三代人的經歷，將英國維多利亞時期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種種家庭變遷、社會變化，作相當戲劇化的捕捉。後來以形式主義為主的評論界，在內心化論點當道時，對高爾斯華綏的評價不高，但是《科爾賽特世家》在英國出版界始終是長銷書。小說在六○年代後期及二十一世紀初兩次改編成電視連續劇，風靡一時，可見其故事在歷經世變後仍能引人入勝。 在後進地區 開枝散葉 西方現實主義對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小說在二十世紀的發展有重大影響。以中國為例，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之後，中國現代小說主要借鑒的敘述形式，可以說就是西方的現實主義；幾乎所有作品都是在此模式下寫作而成。 二次大戰後，亞洲不少地方紛紛獨立，印度、印尼等地的小說家，亦以現實主義為寫作最基本的典範。印尼獨立前後出現的小說家普拉姆迪亞‧阿南達‧杜爾（Pramoedya Anan-ta Toer, 1925-），在造詣逐步成熟後，推出現在有時稱為爪哇四部曲的作品，以家族史小說的大格局，刻劃、勾勒印尼由荷蘭殖民統治至獨立的掙扎。四部曲包括《這塊全人類的大地》（This Land of All Mankind）、《眾邦之子》（Son of All Nations）、《足跡》（Footsteps）、《玻璃房子》（The Glass House）。阿南達‧杜爾由於長期下獄，筆記、資料、文稿全部被毀，只能憑記憶在流放的島嶼監獄中不斷口述，以免遺忘。因此，這四部曲要遲至一九七三年才能正式執筆，而遲至一九八○年（出獄後第二年）才開始出版。這四部曲所代表的，不單是印尼小說的重大成就，也是現實主義在第三世界或後進地區，仍然是有力有效的敘述模式的一大明證。此外，從阿南達‧杜爾一例更加說明了，現實主義的生命力，在不同地區的歷史及文化發展中，仍然可以扮演現實主義在十九世紀顛峰時期的角色。而阿南達‧杜爾的四部曲，亦堪稱為二十世紀晚期現實主義最偉大的成就。 另一方面，北非的埃及歷經法國及英國的殖民統治，以阿拉伯語寫作的納吉布‧馬富茲（Na-jib Mahfuz, 1911-），在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間出版的《開羅三部曲》（Cairo Trilogy），包括《宮間街》、《思宮街》、《金露街》，亦為現實主義在阿拉伯世界的代表作。這小說通過埃及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的變遷起伏，透視二十世紀埃及的歷史、社會、文化的重大流變，上溯一九一九年革命前夕，下迄一九五二年法魯克皇朝敗亡前後，涵蓋面極大，是阿拉伯語世界最雅俗共賞的一部大小說，亦可視為埃及由殖民地走向獨立的文化主體的藝術塑造。由這例子再次印證，現實主義於二十世紀中後期來到後進地區，重獲生命力之餘，亦為後進地區的小說創作灌注新刺激。 同樣?在拉丁美洲?葡萄牙舊殖民地巴西，被譽為巴西文學之父的馬查多‧德‧阿西斯（Machado de Assis, 1839-1908），開始時也以現實主義登上文壇，而步入二十世紀初，小說家亦能夠自發地引入心理活動的探討，其後甚至以這方面的成就見知於歐美文壇。馬查多‧德‧阿西斯對敘事角度（人稱）也很自覺，因此其筆下常見之第一人稱敘事者眼中的真實，並不全面，也不完全正確，讀者要重新詮釋推敲。在馬查多‧德‧阿西斯身上，可以看見拉丁美洲仍普遍以十九世紀現實主義（包括家族史長篇）為表現模式之同時，也見到一位文學大師，能夠摸索出類近現實主義在二十世紀初期歐洲的轉變。馬查多‧德‧阿西斯筆下的巴西生活，通常都困頓、挫敗、令人失望，而人生的艱쌊孎x苦，更往往透過嘲諷的視野展示出來。作家有短篇小說二百多則，長篇小說代表作有《布拉茲‧富巴斯的死後回憶》（The Posthumous Mem-oirs of Bras Cubas, 1891）和《堂卡斯慕羅》（Dom Casmuro, 1900）。 　　　　（一） -- 該下雨的時候 就會落下雨滴 該放晴的時候 太陽就會出現 如果一切都如此簡單 我也可以很簡單的過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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