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实基调的变奏 郑树森 由外在转向内在，是二十世纪小说叙述最具典范性的变迁，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回顾这段文学史，虽仍然觉得这变迁非常重要，而且遍及全球，但综观整个二十世纪各地小说的主流发展，在十九世纪成为最成熟、最多采多姿的现实主义，其实仍然是二十世纪小说整体的基本调子。换言之，在写作的人数及产量、以至质素而言，现实主义在二十世纪仍然是主要的路线。事实上，假如它不是主流，也不会有高呼要转入内心的革命口号。可是，另一方面，现实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发展亦非一成不变、单纯沿袭过去十九世纪的模式而已，其实也有相当多的变奏。 现实主义的 传承 首先要强调，尽管我们将现实主义看成是在十九世纪已发展至淋漓尽致的小说模式，但是文学写作，不是简单地随时间的纪年可以一刀切来作阶段性的划分，例如说十九世纪必然如何、二十世纪必然怎样。文学的转化、变迁、成长、壮大有一定的过程，而且是相当缓慢的潜变。此外，文学写作不同於科学，并无後出必然转精、新作必然胜於旧作的规律。文学上并无进化论这回事。这也是文学能够超越时空、长存不朽的因素。 由时序上看，十九世纪最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家托尔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於二十世纪初才去世，去世前仍续有作品，因此如一定要由世纪的划分来看文学问题，则托尔斯泰尚有一段尾声是属於二十世纪的。而步入二十世纪，瑞典皇家学院於一九○一年举办第一届诺贝尔文学奖时，本来就考虑将文学奖颁给托尔斯泰，最後认为他的「泛神论」有可能引起争议，才将首届文学奖赠予法国诗人蒲鲁东；这决定甚至引起瑞典当时所有着名作家的公开抗议。 由此可见，在世纪之交，托尔斯泰在国际文坛的地位无与伦比。而在将近二十年後，力主内心化的急先锋、英国小说家维吉尼亚‧吴尔夫在猛烈批评现实主义的外在性之余，仍然肯定托尔斯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小说家。 另一方面，在英语学界，备受忽略的西班牙现实主义小说大师佩雷斯‧戈尔度斯(Benito Perez Galdos, 1843-1920)在一八四三年出生後，亦迟至一九二○年才辞世，他的作品直至进入二十世纪仍然充满生机，是类近巴尔扎克式的现实主义作风，个别作品亦结合狄更斯对社会黑暗面的尖锐批判 性。 家族史小说 而西班牙的邻国葡萄牙，虽然文学传统不以小说见称，尤其是长篇小说，然而葡萄牙文学评论界，以及其他国家的学者一般都公认，一八四五年出生的艾泽‧狄‧基罗斯(Eca de Queiros, 1845-1900)不单是葡萄牙现实主义的小说大师，他的成就亦足以晋身现实主义欧洲的庙堂而毫不逊色。基罗斯的小说，对贵族阶级的文化崩败有深刻的探讨，代表作是一八八八年的《马雅一家》(The Ma-ias)。只不过基罗斯於一九○○年便去世，虽然他的影响在葡萄牙文学界非常深远，就因为太早去世，一般论者才不会把他视为二十世纪的作家。换言之，假如他稍微再长寿一些，肯定会在二十世纪仍有一段发展。《马雅一家》这部大型现实小说，与二十世纪相当多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是一脉相承的，小说通过一个家族的历史变迁，来反映、刻划当时的社会、文化和历史风貌。这种家族史小说（family saga）的现实主义模式，在一九○一年的世纪初，即基罗斯去世後一年，就出现一部至今仍备受重视、普受欢迎的《布登普鲁克家族》（Buddenbrooks），这部家族史小说是德国作家汤马斯‧曼（Thomas Mann, 1875-1955）公认的代表作。汤马斯‧曼晚年的小说在很多评论家眼中，反而不及《布登普鲁克家族》那样有代表性。而小说所探讨的颓废、沉沦、艺术家的孤寂、布尔乔亚阶级的放纵及崩败，虽然在他後来的作品中仍不断出现，但是艺术成就则恐怕无一能及早年的《布登普鲁克家族》。 在英语世界方面，与汤马斯‧曼一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 1867-1933），在一九二二年出版的《科尔赛特世家》（The Forsyte Saga）也是一部经营多年才写成的家族史小说。小说以三代人的经历，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种种家庭变迁、社会变化，作相当戏剧化的捕捉。後来以形式主义为主的评论界，在内心化论点当道时，对高尔斯华绥的评价不高，但是《科尔赛特世家》在英国出版界始终是长销书。小说在六○年代後期及二十一世纪初两次改编成电视连续剧，风靡一时，可见其故事在历经世变後仍能引人入胜。 在後进地区 开枝散叶 西方现实主义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小说在二十世纪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以中国为例，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之後，中国现代小说主要借鉴的叙述形式，可以说就是西方的现实主义；几乎所有作品都是在此模式下写作而成。 二次大战後，亚洲不少地方纷纷独立，印度、印尼等地的小说家，亦以现实主义为写作最基本的典范。印尼独立前後出现的小说家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Pramoedya Anan-ta Toer, 1925-），在造诣逐步成熟後，推出现在有时称为爪哇四部曲的作品，以家族史小说的大格局，刻划、勾勒印尼由荷兰殖民统治至独立的挣扎。四部曲包括《这块全人类的大地》（This Land of All Mankind）、《众邦之子》（Son of All Nations）、《足迹》（Footsteps）、《玻璃房子》（The Glass House）。阿南达‧杜尔由於长期下狱，笔记、资料、文稿全部被毁，只能凭记忆在流放的岛屿监狱中不断口述，以免遗忘。因此，这四部曲要迟至一九七三年才能正式执笔，而迟至一九八○年（出狱後第二年）才开始出版。这四部曲所代表的，不单是印尼小说的重大成就，也是现实主义在第三世界或後进地区，仍然是有力有效的叙述模式的一大明证。此外，从阿南达‧杜尔一例更加说明了，现实主义的生命力，在不同地区的历史及文化发展中，仍然可以扮演现实主义在十九世纪颠峰时期的角色。而阿南达‧杜尔的四部曲，亦堪称为二十世纪晚期现实主义最伟大的成就。 另一方面，北非的埃及历经法国及英国的殖民统治，以阿拉伯语写作的纳吉布‧马富兹（Na-jib Mahfuz, 1911-），在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间出版的《开罗三部曲》（Cairo Trilogy），包括《宫间街》、《思宫街》、《金露街》，亦为现实主义在阿拉伯世界的代表作。这小说通过埃及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变迁起伏，透视二十世纪埃及的历史、社会、文化的重大流变，上溯一九一九年革命前夕，下迄一九五二年法鲁克皇朝败亡前後，涵盖面极大，是阿拉伯语世界最雅俗共赏的一部大小说，亦可视为埃及由殖民地走向独立的文化主体的艺术塑造。由这例子再次印证，现实主义於二十世纪中後期来到後进地区，重获生命力之余，亦为後进地区的小说创作灌注新刺激。 同样?在拉丁美洲?葡萄牙旧殖民地巴西，被誉为巴西文学之父的马查多‧德‧阿西斯（Machado de Assis, 1839-1908），开始时也以现实主义登上文坛，而步入二十世纪初，小说家亦能够自发地引入心理活动的探讨，其後甚至以这方面的成就见知於欧美文坛。马查多‧德‧阿西斯对叙事角度（人称）也很自觉，因此其笔下常见之第一人称叙事者眼中的真实，并不全面，也不完全正确，读者要重新诠释推敲。在马查多‧德‧阿西斯身上，可以看见拉丁美洲仍普遍以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包括家族史长篇）为表现模式之同时，也见到一位文学大师，能够摸索出类近现实主义在二十世纪初期欧洲的转变。马查多‧德‧阿西斯笔下的巴西生活，通常都困顿、挫败、令人失望，而人生的艰쌊孎x苦，更往往透过嘲讽的视野展示出来。作家有短篇小说二百多则，长篇小说代表作有《布拉兹‧富巴斯的死後回忆》（The Posthumous Mem-oirs of Bras Cubas, 1891）和《堂卡斯慕罗》（Dom Casmuro, 1900）。 　　　　（一） -- 该下雨的时候 就会落下雨滴 该放晴的时候 太阳就会出现 如果一切都如此简单 我也可以很简单的过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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