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探天才之源（下） 童元方 陳之藩教授，於此，又引出另一話題來。「你們哈佛出身的兩位研究科學史的大學者，一位叫孔恩（Thomas Kuhn），而另一叫蓋利森（Peter Galison），都是研究『科學革命』的。他們所用的材料大致都相同，而結論卻對立。孔恩所謂的『科學革命』，是指新觀念的發生，比如哥白尼、牛頓、愛因斯坦的出現；而蓋利森的『科學革命』卻在於新工具的發明，比如顯微鏡、望遠鏡、雲霧室、氣泡室、直線加速器、迴旋加速器等。」 我拚命想，他究竟要說什麼？ 「這不是像中國歷史上之說王莽，有人說他是大奸巨慝，也有人說他是社會主義先驅；或者同是說三國，陳壽的《三國志》以魏為正宗，而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卻以蜀為正統。對同一事實，有幾種說法，這就是你的思路罷。」我說。 「所以，科學史的材料，雖屬科學題材，然而並非科學，實是歷史。史家從這些事實中看出科學發展的道理來；而所看出的道理可能是各說各的。」他說。 我跟上了他的所思所想，說：「孔恩太著名了，他是麻省理工學院的哲學與科學史教授，我以前還想過選他的課呢。可惜不在哈佛校園裡上課，總是不太方便。他的名著《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印了就不止一百萬冊，轟動一時。」 他接過來說：「孔恩與楊先生同歲，都是一九二二年生。但孔是科學史家；楊是大科學家，卻不是科學史家。從他給你的信上所言，由亥姆霍茲的論文往回追探，這是研究科學的正規方法，卻不一定是研究科學史的好方法。他回到美國以後，一定會依《情書》上這幾個舒曼小注，往回找亥姆霍茲的德文原作，然後碰到一大堆德文的難題，還不一定解決得了，否則他不會在看著英、德夾雜的文獻時，那樣劇烈地抱怨了。」 我們談著談著，走到了哈佛。想起孔恩已去世了五、六年，而蓋利森還年輕。他最近對戰後的量子場論史發生興趣，業餘卻致力於科學史家與藝術史家的研究方法是否有共同之處。想去拜訪蓋利森，但暑假找不到人也自在意料之中。陳這時又接起了剛才的話題，說： 「孔恩的書在六、七０年代確實是紅極一時，不過到了八０年代初期，他的論調就有些變了。」 學會與學報的重要 「孔恩曾說，『如果讓我重寫《科學革命的結構》，我會從期刊與學會對大科學家的重要性開始說起。』孔恩此語真是睿智而有洞見，就拿愛因斯坦來說罷，他向伯恩大學申請教職，用的就是他那篇驚天地、泣鬼神的相對論文章，但是也遭到伯恩大學拒絕。換句話說，他連做講師的資格都沒有，更不用說講師的職位了。」 「不要說是找講師了，就是找一個助教的職位，而且是找遍了全歐也找不到。不是嗎？」我加重了語氣說。 陳先生顧不及我說的什麼，繼續一口氣往下說： 「可是，你看！他在一九０五年那一年中，就在德國的《物理學報》（Annalen Der Physik）上發表了五篇論文。這五篇之中有三篇是開天闢地之作，並無繼往，只有開來。你說德國的這個物理學會與其所刊行的學報，難道不是天才之源嗎？孔恩之說真是有他的道理。那麼楊先生所追究的天才之源的方向，也許有些偏差了。」 他越說越興奮，說得我來不及接上去，他卻又說起他們劍橋大學的一個故事來： 「英國的布爾（George Boole）二十歲時，發表了他第一篇論文〈論牛頓〉（"On Newton"），短短幾年中已經寫出了好多篇有關天體力學的論文。二十九歲時以論微積分的一篇得到皇家學會的金質獎章。這個榮譽為他贏得了英國數學家的肯定，後來成了皇家學會的院士。但這些論文的成就都是自學而來的，無一有師承。二十四歲時，他忽然要申請去劍橋大學念書。 「劍橋大學有個《劍橋數學學報》（Cambridge Mathematical Journal），布爾的論文有些是在這個刊物上發表的，他大概也因此而認識了該學報的主編。當布爾把想去劍橋的意思與主編商量時，後者的建議卻是反對他進劍橋。他對布爾說：『如果為學位而來，你就得忍受那些必要學習卻不適合獨立思考的功課的折磨，你如果不集中全力去適應學位考試的種種訓練，最後考試時，你一定會垮掉。如此又何所為而來呢？』 「布爾因聽了此勸而沒有去劍橋，可是《劍橋數學學報》卻是布爾發表論文之地；也可以說布爾日後的輝煌成績是因為他沒有去劍橋。亞里斯多德所謂的邏輯對布爾來說，都可寫成代數的方程。他的邏輯定律用的是二進位，今日的電腦世界還得了，而其基礎是因了布爾的符號邏輯。這不是孔恩之論極漂亮的證例嗎？ 「所以孔恩主張天才之源可能是在學會與學報上。這是他再三思考之後的心得，令人不能不深思。」 我這時不知為什麼忽然觸動了靈感，馬上反應說： 「你說的很有意思。狹義相對論最精采的是：整篇論文連一個參考書目也沒有，而全文只感謝一個人，就是他專利局的好友兼同事貝索（Michele Besso）。楊先生總想追究愛因斯坦的師承，而愛因斯坦自己並不怎麼承認有師承。一個物理界的無名之輩，卻能在最有分量的《物理學報》上一年發表多篇論文。一九０一年他在《物理學報》上讀到杜德（Paul Drude）的金屬電子理論而心儀其人，並且寫了一長信就細節與之爭論。杜德的覆信反駁了愛因斯坦的看法，使他非常生氣，因而在給米列娃的信函中批評了杜德的見解與人格。可是他仍然看《物理學報》，仍然投稿給《物理學報》，而在杜德做編輯的一八九九至一九０六年間，這本學報也依然刊出愛因斯坦的文章。如果杜德不給登，又怎麼樣呢？ 「舒曼在他的緒論裡也談到天才的起源，除了歸之於自學以外，其他一概茫然。舒曼不懂為什麼一個年輕人『可以在勞倫茲與普朗克那樣的大師的著作裡看見其所暗含的觀念，而大師自己卻看不出來？』舒曼認為愛氏仰賴不尋常的知識與經驗對大師的著作賦與了新的意義。我以為沒有師承的愛因斯坦，事實上是站在知識的第一線。《物理學報》是滋養他智慧的地方，也是他論戰的場所。」 一場長篇大論下來，兩人都陷入了沉思。 天才最需要的， 是一個敵人 回程時，話題又轉回「哥德巴赫猜想」，陳先生仍繼續發揮孔恩的觀點，很自然地慨歎著： 「我知道的不多，但是大陸上有位陳景潤對這個『哥德巴赫猜想』的貢獻很大。當然陳景潤之用功，之努力，以至於後來在文革中裝瘋賣傻以避禍的故事，也同時流傳開來。他好像是一九六六年在《數學通報》上發表了：每個大偶數都是一個素數及兩個素數的乘積之和。但文章本身長達兩百多頁，需要縮短。就在修改期間，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他只有把修改的工作搬到牛棚裡做，但表面上是寫『檢查報告』。晚上的燈光昏暗，他又是大近視眼，於是把凳子架在桌子上，去就天花板的燈光。監視的人以為他上吊，搶過他手中的『檢查』一看，卻是看不懂的公式。陳景潤所以挨 批鬥的罪名是『安鑽迷』——安於研究所，鑽洋紙洋書，迷成名成家，——總之莫須有。文革期間多少正在萌芽的天才小草，不可能從大石壓頂之下冒出頭來，即使冒了出來，也會被外面凜冽的寒風所立時摧折。《陳氏定理》最後終能再見天日，已經是萬幸的了。」 我這時突然生出一感想，於是提出來與他討論： 「我由這堆情書中看出愛因斯坦恨得牙癢癢的老師是韋伯（Heinrich Friedrich Weber）。韋伯不僅不留他當助教，而且不給他寫推薦信。就是有時寫了，也是壞話連篇。所以愛因斯坦在全歐洲所有可能的大學物理系一一申請了助教職，也就一一垮掉了。但這並不能完全怪韋伯，因為韋伯本來是實驗物理學家，而愛因斯坦愛的卻是理論，所以韋伯不喜歡他。 「不過愛因斯坦的過人之處，還在他雖然不愛做實驗，卻由韋伯那裡悟到實驗的重要。我所譯《情書》中舒曼與雷恩（Jrgen Renn）的緒論裡就提到愛因斯坦一九○五年的那幾篇論文『對實驗的重要性有強烈的自覺』。他也曾在一封給米列娃的信中批評『波爾茲曼的氣體理論，與實際比較這一方面，強調得不夠。』 「愛因斯坦這種尊重實驗的精神，似乎是從韋伯那裡學來的。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說，天才之源也許是在於不論遭遇什麼橫逆，都能從中汲取教訓。也可以說是尼采所謂的『你需要的是一個敵人』。」 我好像是在自言自語地說天才如何才能積極地激出來，而陳還在那裡想天才如何能消極地不被扼殺掉。當然我們同時是在焦急地等待楊教授的求證：愛因斯坦的天才之源是否來自亥姆霍茲的「最少運動原則」那個假設。（下） -- 該下雨的時候 就會落下雨滴 該放晴的時候 太陽就會出現 如果一切都如此簡單 我也可以很簡單的過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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