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探天才之源（下） 童元方 陈之藩教授，於此，又引出另一话题来。「你们哈佛出身的两位研究科学史的大学者，一位叫孔恩（Thomas Kuhn），而另一叫盖利森（Peter Galison），都是研究『科学革命』的。他们所用的材料大致都相同，而结论却对立。孔恩所谓的『科学革命』，是指新观念的发生，比如哥白尼、牛顿、爱因斯坦的出现；而盖利森的『科学革命』却在於新工具的发明，比如显微镜、望远镜、云雾室、气泡室、直线加速器、回旋加速器等。」 我拚命想，他究竟要说什麽？ 「这不是像中国历史上之说王莽，有人说他是大奸巨慝，也有人说他是社会主义先驱；或者同是说三国，陈寿的《三国志》以魏为正宗，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却以蜀为正统。对同一事实，有几种说法，这就是你的思路罢。」我说。 「所以，科学史的材料，虽属科学题材，然而并非科学，实是历史。史家从这些事实中看出科学发展的道理来；而所看出的道理可能是各说各的。」他说。 我跟上了他的所思所想，说：「孔恩太着名了，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哲学与科学史教授，我以前还想过选他的课呢。可惜不在哈佛校园里上课，总是不太方便。他的名着《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印了就不止一百万册，轰动一时。」 他接过来说：「孔恩与杨先生同岁，都是一九二二年生。但孔是科学史家；杨是大科学家，却不是科学史家。从他给你的信上所言，由亥姆霍兹的论文往回追探，这是研究科学的正规方法，却不一定是研究科学史的好方法。他回到美国以後，一定会依《情书》上这几个舒曼小注，往回找亥姆霍兹的德文原作，然後碰到一大堆德文的难题，还不一定解决得了，否则他不会在看着英、德夹杂的文献时，那样剧烈地抱怨了。」 我们谈着谈着，走到了哈佛。想起孔恩已去世了五、六年，而盖利森还年轻。他最近对战後的量子场论史发生兴趣，业余却致力於科学史家与艺术史家的研究方法是否有共同之处。想去拜访盖利森，但暑假找不到人也自在意料之中。陈这时又接起了刚才的话题，说： 「孔恩的书在六、七０年代确实是红极一时，不过到了八０年代初期，他的论调就有些变了。」 学会与学报的重要 「孔恩曾说，『如果让我重写《科学革命的结构》，我会从期刊与学会对大科学家的重要性开始说起。』孔恩此语真是睿智而有洞见，就拿爱因斯坦来说罢，他向伯恩大学申请教职，用的就是他那篇惊天地、泣鬼神的相对论文章，但是也遭到伯恩大学拒绝。换句话说，他连做讲师的资格都没有，更不用说讲师的职位了。」 「不要说是找讲师了，就是找一个助教的职位，而且是找遍了全欧也找不到。不是吗？」我加重了语气说。 陈先生顾不及我说的什麽，继续一口气往下说： 「可是，你看！他在一九０五年那一年中，就在德国的《物理学报》（Annalen Der Physik）上发表了五篇论文。这五篇之中有三篇是开天辟地之作，并无继往，只有开来。你说德国的这个物理学会与其所刊行的学报，难道不是天才之源吗？孔恩之说真是有他的道理。那麽杨先生所追究的天才之源的方向，也许有些偏差了。」 他越说越兴奋，说得我来不及接上去，他却又说起他们剑桥大学的一个故事来： 「英国的布尔（George Boole）二十岁时，发表了他第一篇论文〈论牛顿〉（"On Newton"），短短几年中已经写出了好多篇有关天体力学的论文。二十九岁时以论微积分的一篇得到皇家学会的金质奖章。这个荣誉为他赢得了英国数学家的肯定，後来成了皇家学会的院士。但这些论文的成就都是自学而来的，无一有师承。二十四岁时，他忽然要申请去剑桥大学念书。 「剑桥大学有个《剑桥数学学报》（Cambridge Mathematical Journal），布尔的论文有些是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他大概也因此而认识了该学报的主编。当布尔把想去剑桥的意思与主编商量时，後者的建议却是反对他进剑桥。他对布尔说：『如果为学位而来，你就得忍受那些必要学习却不适合独立思考的功课的折磨，你如果不集中全力去适应学位考试的种种训练，最後考试时，你一定会垮掉。如此又何所为而来呢？』 「布尔因听了此劝而没有去剑桥，可是《剑桥数学学报》却是布尔发表论文之地；也可以说布尔日後的辉煌成绩是因为他没有去剑桥。亚里斯多德所谓的逻辑对布尔来说，都可写成代数的方程。他的逻辑定律用的是二进位，今日的电脑世界还得了，而其基础是因了布尔的符号逻辑。这不是孔恩之论极漂亮的证例吗？ 「所以孔恩主张天才之源可能是在学会与学报上。这是他再三思考之後的心得，令人不能不深思。」 我这时不知为什麽忽然触动了灵感，马上反应说： 「你说的很有意思。狭义相对论最精采的是：整篇论文连一个参考书目也没有，而全文只感谢一个人，就是他专利局的好友兼同事贝索（Michele Besso）。杨先生总想追究爱因斯坦的师承，而爱因斯坦自己并不怎麽承认有师承。一个物理界的无名之辈，却能在最有分量的《物理学报》上一年发表多篇论文。一九０一年他在《物理学报》上读到杜德（Paul Drude）的金属电子理论而心仪其人，并且写了一长信就细节与之争论。杜德的覆信反驳了爱因斯坦的看法，使他非常生气，因而在给米列娃的信函中批评了杜德的见解与人格。可是他仍然看《物理学报》，仍然投稿给《物理学报》，而在杜德做编辑的一八九九至一九０六年间，这本学报也依然刊出爱因斯坦的文章。如果杜德不给登，又怎麽样呢？ 「舒曼在他的绪论里也谈到天才的起源，除了归之於自学以外，其他一概茫然。舒曼不懂为什麽一个年轻人『可以在劳伦兹与普朗克那样的大师的着作里看见其所暗含的观念，而大师自己却看不出来？』舒曼认为爱氏仰赖不寻常的知识与经验对大师的着作赋与了新的意义。我以为没有师承的爱因斯坦，事实上是站在知识的第一线。《物理学报》是滋养他智慧的地方，也是他论战的场所。」 一场长篇大论下来，两人都陷入了沉思。 天才最需要的， 是一个敌人 回程时，话题又转回「哥德巴赫猜想」，陈先生仍继续发挥孔恩的观点，很自然地慨叹着： 「我知道的不多，但是大陆上有位陈景润对这个『哥德巴赫猜想』的贡献很大。当然陈景润之用功，之努力，以至於後来在文革中装疯卖傻以避祸的故事，也同时流传开来。他好像是一九六六年在《数学通报》上发表了：每个大偶数都是一个素数及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但文章本身长达两百多页，需要缩短。就在修改期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只有把修改的工作搬到牛棚里做，但表面上是写『检查报告』。晚上的灯光昏暗，他又是大近视眼，於是把凳子架在桌子上，去就天花板的灯光。监视的人以为他上吊，抢过他手中的『检查』一看，却是看不懂的公式。陈景润所以挨 批斗的罪名是『安钻迷』——安於研究所，钻洋纸洋书，迷成名成家，——总之莫须有。文革期间多少正在萌芽的天才小草，不可能从大石压顶之下冒出头来，即使冒了出来，也会被外面凛冽的寒风所立时摧折。《陈氏定理》最後终能再见天日，已经是万幸的了。」 我这时突然生出一感想，於是提出来与他讨论： 「我由这堆情书中看出爱因斯坦恨得牙痒痒的老师是韦伯（Heinrich Friedrich Weber）。韦伯不仅不留他当助教，而且不给他写推荐信。就是有时写了，也是坏话连篇。所以爱因斯坦在全欧洲所有可能的大学物理系一一申请了助教职，也就一一垮掉了。但这并不能完全怪韦伯，因为韦伯本来是实验物理学家，而爱因斯坦爱的却是理论，所以韦伯不喜欢他。 「不过爱因斯坦的过人之处，还在他虽然不爱做实验，却由韦伯那里悟到实验的重要。我所译《情书》中舒曼与雷恩（Jrgen Renn）的绪论里就提到爱因斯坦一九○五年的那几篇论文『对实验的重要性有强烈的自觉』。他也曾在一封给米列娃的信中批评『波尔兹曼的气体理论，与实际比较这一方面，强调得不够。』 「爱因斯坦这种尊重实验的精神，似乎是从韦伯那里学来的。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说，天才之源也许是在於不论遭遇什麽横逆，都能从中汲取教训。也可以说是尼采所谓的『你需要的是一个敌人』。」 我好像是在自言自语地说天才如何才能积极地激出来，而陈还在那里想天才如何能消极地不被扼杀掉。当然我们同时是在焦急地等待杨教授的求证：爱因斯坦的天才之源是否来自亥姆霍兹的「最少运动原则」那个假设。（下） -- 该下雨的时候 就会落下雨滴 该放晴的时候 太阳就会出现 如果一切都如此简单 我也可以很简单的过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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