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探天才之源（上） 【童元方】 愛氏在物理上三個大不相同而均很重要的領域，即電磁學、量子論和統計物理這三個領域，寫了三篇革命性的論文。是什麼導引他進入這些領域的？是受到老師的影響嗎？還是朋友間的切磋？這些是長期以來從未解開的謎…… 愛因斯坦與米列娃的情書之中譯，由「天下文化」出版已經一年半了。在這一年半中，由兩岸三地而來的讀後感不少。再加上報紙的介紹、電台的訪問等，身為譯者，實在是感與慚併。當然這是由於愛因斯坦的少年丰采見之於言辭，但愛、米二人的關係終於悲慘的離異，讀這種情書，自然是歎息之餘，不免為之扼腕。 有一位讀者說：「這是一宗終歸失敗的婚姻，且沒有哀感頑艷的描寫，那又何必回顧所來徑呢！」一位教授哲學的則說：「看不出對這些斷簡殘編的書信作此鄭重的翻譯，究竟意義何在！」另一位卻說：「這些書信使我初步領略了世紀偉人的情感世界，這是以前我從未曾接觸過的。」還有一位從事文化工作者，倒是從史料的角度肯定了信件翻譯的必要，又從翻譯的觀點指出了科學中的人文內涵在傳達上的困難。也有與我的看法差不多的，即認為愛因斯坦少年時期之尖刻語言與奇突行徑虎虎生風，躍然紙上；與我們一向所有的藹然長者的印象全然不相接。這樣確實給愛氏其人 的個性加深了層次，加寬了幅度，成了一個立體的、似乎有血肉，又有陰影的形象，而不再是平面的剪影了。全世界的人都在摩挲這些殘缺不全的零簡，想補足沉沙中斷戟之全形，言人人殊，自是必然。 愛因斯坦情書的第八信 在這些反應中，最屬意外的是楊振寧教授寫來的一封信： 元方： 你去年送我的你翻譯的《情書》，我最近來港才讀了一遍。這是很有意思的書，你的譯文也很好。 我特別要謝謝你的是因為 1.第八信中（頁）Einstein提到Helmholtz的「最少運動原則」（Principle of Least Action＊）。這可能正是我十餘年來要找的此原則的最早文章。我回美國後會去找Helmholtz的一八九二文章。 2.從這些信裡可以看到Ein-stein年輕時注意些什麼物理。第八信寫的時候他才二十歲。 致禮和我將於四月廿日去台北和北京，五月三日回港，五月七日回美國。 匆祝 好 振寧 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這是物理中少數兩三個最重要的原則。 楊教授在愛因斯坦與米列娃的情書中，對這宗失敗了的婚姻並未十分注意，卻可能看出了愛因斯坦之所以成為天才的活水源頭。 在此需要簡略地回溯一下往事，才會知道為什麼楊先生那麼高興，竟寫了如此長信來告訴我這個譯者。我們知道楊教授寫信好像寫方程式一樣，文字的精簡到了可以說吝嗇的程度，這樣寫滿了一頁紙的信是不多見的。 楊振寧於一九八七年在第三百三十卷的《自然學報》（Nature）上發表了〈天才的起源〉（鳫Genesis of Genius"）一文。這是他讀了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剛出版的《愛因斯坦全集》（The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的第一卷之後所寫的一篇書後。這一卷所彙集的是有關愛氏一八九七到一九○二年間的史料，其中在全世界引爆驚擾與震動的是愛因斯坦與米列娃之間來往的五十一封情書。 楊在這五十一封信函中看出了兩點：第一，對愛因斯坦究竟愛米列娃什麼，他舉出了一信（文件131）：「等你成了我親愛的小妻子，我們會一起勤奮地致力於科學的研究，如此我們才不會變成庸碌之輩，好嗎？我妹妹對我而言，是又粗俗，又魯鈍的。你最好不會像她那樣——否則我就糟糕了。你一定得永遠是我迷人的巫女，是我淘氣的街頭頑童。」 第二，楊在談到物理本身時，他把二十六歲的愛因斯坦在一九○五那一年的貢獻歸納為下面這段話：「愛氏在物理上三個大不相同而均很重要的領域，即電磁學、量子論和統計物理這三個領域，寫了三篇革命性的論文。是什麼導引他進入這些領域的？是受到老師的影響嗎？還是朋友間的切磋？這些是長期以來從未解開的謎。這卷書給這些未解之謎增加了一些新的信息，但是否更增其神秘：在愛因斯坦的信中，這一點看得很清楚。早在一八九五年（文件5）和一八九九年（文件），愛氏已經對以太和運動物體的電動力學深感興趣。早在一九○一年，就對普朗克的量子感興趣（ꐊ憟鞳^，早在一九○○年對波爾茲曼的分子理論感興趣（文件）。所有這些實在令人驚異，因為沒有絲毫跡象表明這位年輕的物理學生是藉著與較有經驗的物理學家的討論而進入深奧的問題的。」 楊教授的結論是：「沒有絲毫跡象表明這位年輕的物理學生是藉著與較有經驗的物理學家的討論而進入深奧的問題的。」而在十三、四年以後，他因為我譯的愛因斯坦情書的第八信，碰到了新的線索，而要回美國去查亥姆霍茲的德文原作：我這個由英譯中、傳遞信息的郵差似的貢獻雖小，但楊的這一猜測與追究，卻太大了。換句話說，乘數雖小，被乘數太大，所得的乘積就可能大到令人吃驚！ 突然而來的「哥德巴赫猜想」 楊教授給我的信是四月十五日。兩個月過去後，我並未接到他有關查考亥姆霍茲德文原件的片語隻字，卻接到他的一則電傳，是六月六日的： 元方： A， Doxiadis: Uncle Petros and Goldbach浛s Conjecture（Donnelley & Sons Co， 2000）是一本小說，講Gold-bach浛s conjecture, Rie-mann, Turing, Godel etc，你和陳之藩都會發生興趣。 振寧 二一年六月六日 這封電傳，並未提及亥姆霍茲，也沒有說到愛因斯坦，而是《彼特羅叔叔與哥德巴赫猜想》，另外還提到陳之藩教授。 陳先生六月裡在波士頓大學，我一方面迫不及待地想找楊所推薦的這本書：《彼特羅叔叔與哥德巴赫猜想》（Uncle Petros and Goldbach浛s Conjecture），另一方面暑假就要開始，正好找他同看這本書。於是，拿著楊教授的信，由香港逕飛波士頓了。 到波士頓下飛機時是下午兩點，不到八點我已買到《彼特羅叔叔與哥德巴赫猜想》那本書的英文原著。 這一個「猜想」，是數學界的大問題。陳先生略知梗概，我則從未聽說過。但一路看下去，非得哈哈大笑不可，成了看《笑林廣記》了。楊教授信中特別提到黎曼（Georg Friedrich Bernhard Riemann）、圖靈（Alan Mathi-son Turing）、哥德爾（K挷rt G摚del）等人，不提還好，這一提，使我回憶起哥德爾所鬧出的百般笑話來，結果走出了題，岔到笑話中去。 話說哥德爾預備美國公民的考試時，他正襟危坐在念《美國憲法》，念著念著卻若有所疑起來，於是求助於當時正為了同一目的，也在念《美國憲法》的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的同事愛因斯坦。哥德爾一臉嚴肅地向愛因斯坦抱怨道，「這部《美國憲法》看來看去，好多地方不合邏輯！」愛氏著急地回答說，「老兄，這一次你就馬虎一點罷！考過公民算數，先不要管邏輯。」 一位數理邏輯大家與一位理論物理大師仔細推敲《美國憲法》條款之無奈情景如在目前，任何人想到都要笑出來！憶起上次在英國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的晚餐中與高德（Peter Goddard）院長說起這個故事時，共進晚餐的一長桌子人，有二十來位罷，個個都笑得前仰後合，這次又重提起時更是與陳先生笑成了一團。而陳先生這位說笑巨匠豈肯錯過此一機會，在笑中又引出了另一個美國公民考試的笑話： 移民官員問：「如果美國總統死了，誰來照管（take care）？」 應考人曰：「葬儀社的人（caretaker）。」 移民官員對於這種又太合邏輯的答話，只有瞠目結舌以對，不知該怎麼辦才好了。 這是把"caretaker"這一名詞的雙重解釋與"take care"這一動詞片語的意思作巧妙的對照所編出的笑話，誰也不能不笑。 就是在這種此起彼伏的且笑且讀中，我們把這本《彼特羅叔叔與哥德巴赫猜想》的小書搶著看完了。 科學革命： 觀念抑工具？ 第三天清晨，吃過早餐以後，我們沿著查理河，從波士頓大學往哈佛大學的方向一路散著步，一路聊著天。這樣的沿河散步，尤其在春、夏及初秋，已經有好多年了。聊天的題目俯拾即是，範圍則是漫無邊際。記得有一次他忘了是清晨，還是黃昏，因為看遠天的雲霞，實在是分不清。我說：「你在倒看電影呀！」他說：「朝暉與夕照，實難區別，不像童稚與遲暮那樣明顯！」我聽了為什麼竟然感到鼻子酸酸的？像這樣晴朗的天，澄明的水，溫柔的風，在這河邊不知重複了多少次，我們的談話，卻沒有一次是相同的。今天的話題，圍繞在楊教授所認為的：愛因斯坦這位天才的 起源，可能是來自亥姆霍茲的「最少運動原則」。 他說：「像你所做的愛氏情書的翻譯，可以算是科學史方面的工作；愛因斯坦在好幾封信裡提到亥姆霍茲，這是科學史上非常珍貴的材料。總纂《愛因斯坦全集》的舒曼（Robert Schul-mann）教授負責做出的注解更為史料提供了線索。所以研究科學史中的科學，其實是歷史，而非科學。舒曼就是歷史系的教授，而非物理系的。楊是看到你所譯的舒曼注解而又開始追探起相對論的起源。我們可以去問一下舒曼。」他扭頭就往回走。 我說：「舒曼教授每到暑假必去德國，所以也就不用去找了。」 於是似乎要從河邊轉去聯邦街找舒曼的我們，停了停腳步，仍然沿著柳葉飄拂的河邊小徑繼續往哈佛行去。（上） -- 該下雨的時候 就會落下雨滴 該放晴的時候 太陽就會出現 如果一切都如此簡單 我也可以很簡單的過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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