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探天才之源（上） 【童元方】 爱氏在物理上三个大不相同而均很重要的领域，即电磁学、量子论和统计物理这三个领域，写了三篇革命性的论文。是什麽导引他进入这些领域的？是受到老师的影响吗？还是朋友间的切磋？这些是长期以来从未解开的谜…… 爱因斯坦与米列娃的情书之中译，由「天下文化」出版已经一年半了。在这一年半中，由两岸三地而来的读後感不少。再加上报纸的介绍、电台的访问等，身为译者，实在是感与惭并。当然这是由於爱因斯坦的少年丰采见之於言辞，但爱、米二人的关系终於悲惨的离异，读这种情书，自然是叹息之余，不免为之扼腕。 有一位读者说：「这是一宗终归失败的婚姻，且没有哀感顽艳的描写，那又何必回顾所来径呢！」一位教授哲学的则说：「看不出对这些断简残编的书信作此郑重的翻译，究竟意义何在！」另一位却说：「这些书信使我初步领略了世纪伟人的情感世界，这是以前我从未曾接触过的。」还有一位从事文化工作者，倒是从史料的角度肯定了信件翻译的必要，又从翻译的观点指出了科学中的人文内涵在传达上的困难。也有与我的看法差不多的，即认为爱因斯坦少年时期之尖刻语言与奇突行径虎虎生风，跃然纸上；与我们一向所有的蔼然长者的印象全然不相接。这样确实给爱氏其人 的个性加深了层次，加宽了幅度，成了一个立体的、似乎有血肉，又有阴影的形象，而不再是平面的剪影了。全世界的人都在摩挲这些残缺不全的零简，想补足沉沙中断戟之全形，言人人殊，自是必然。 爱因斯坦情书的第八信 在这些反应中，最属意外的是杨振宁教授写来的一封信： 元方： 你去年送我的你翻译的《情书》，我最近来港才读了一遍。这是很有意思的书，你的译文也很好。 我特别要谢谢你的是因为 1.第八信中（页）Einstein提到Helmholtz的「最少运动原则」（Principle of Least Action＊）。这可能正是我十余年来要找的此原则的最早文章。我回美国後会去找Helmholtz的一八九二文章。 2.从这些信里可以看到Ein-stein年轻时注意些什麽物理。第八信写的时候他才二十岁。 致礼和我将於四月廿日去台北和北京，五月三日回港，五月七日回美国。 匆祝 好 振宁 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这是物理中少数两三个最重要的原则。 杨教授在爱因斯坦与米列娃的情书中，对这宗失败了的婚姻并未十分注意，却可能看出了爱因斯坦之所以成为天才的活水源头。 在此需要简略地回溯一下往事，才会知道为什麽杨先生那麽高兴，竟写了如此长信来告诉我这个译者。我们知道杨教授写信好像写方程式一样，文字的精简到了可以说吝啬的程度，这样写满了一页纸的信是不多见的。 杨振宁於一九八七年在第三百三十卷的《自然学报》（Nature）上发表了〈天才的起源〉（鳫Genesis of Genius"）一文。这是他读了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刚出版的《爱因斯坦全集》（The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的第一卷之後所写的一篇书後。这一卷所汇集的是有关爱氏一八九七到一九○二年间的史料，其中在全世界引爆惊扰与震动的是爱因斯坦与米列娃之间来往的五十一封情书。 杨在这五十一封信函中看出了两点：第一，对爱因斯坦究竟爱米列娃什麽，他举出了一信（文件131）：「等你成了我亲爱的小妻子，我们会一起勤奋地致力於科学的研究，如此我们才不会变成庸碌之辈，好吗？我妹妹对我而言，是又粗俗，又鲁钝的。你最好不会像她那样——否则我就糟糕了。你一定得永远是我迷人的巫女，是我淘气的街头顽童。」 第二，杨在谈到物理本身时，他把二十六岁的爱因斯坦在一九○五那一年的贡献归纳为下面这段话：「爱氏在物理上三个大不相同而均很重要的领域，即电磁学、量子论和统计物理这三个领域，写了三篇革命性的论文。是什麽导引他进入这些领域的？是受到老师的影响吗？还是朋友间的切磋？这些是长期以来从未解开的谜。这卷书给这些未解之谜增加了一些新的信息，但是否更增其神秘：在爱因斯坦的信中，这一点看得很清楚。早在一八九五年（文件5）和一八九九年（文件），爱氏已经对以太和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深感兴趣。早在一九○一年，就对普朗克的量子感兴趣（ꐊ憟鞳^，早在一九○○年对波尔兹曼的分子理论感兴趣（文件）。所有这些实在令人惊异，因为没有丝毫迹象表明这位年轻的物理学生是藉着与较有经验的物理学家的讨论而进入深奥的问题的。」 杨教授的结论是：「没有丝毫迹象表明这位年轻的物理学生是藉着与较有经验的物理学家的讨论而进入深奥的问题的。」而在十三、四年以後，他因为我译的爱因斯坦情书的第八信，碰到了新的线索，而要回美国去查亥姆霍兹的德文原作：我这个由英译中、传递信息的邮差似的贡献虽小，但杨的这一猜测与追究，却太大了。换句话说，乘数虽小，被乘数太大，所得的乘积就可能大到令人吃惊！ 突然而来的「哥德巴赫猜想」 杨教授给我的信是四月十五日。两个月过去後，我并未接到他有关查考亥姆霍兹德文原件的片语只字，却接到他的一则电传，是六月六日的： 元方： A， Doxiadis: Uncle Petros and Goldbach浛s Conjecture（Donnelley & Sons Co， 2000）是一本小说，讲Gold-bach浛s conjecture, Rie-mann, Turing, Godel etc，你和陈之藩都会发生兴趣。 振宁 二一年六月六日 这封电传，并未提及亥姆霍兹，也没有说到爱因斯坦，而是《彼特罗叔叔与哥德巴赫猜想》，另外还提到陈之藩教授。 陈先生六月里在波士顿大学，我一方面迫不及待地想找杨所推荐的这本书：《彼特罗叔叔与哥德巴赫猜想》（Uncle Petros and Goldbach浛s Conjecture），另一方面暑假就要开始，正好找他同看这本书。於是，拿着杨教授的信，由香港迳飞波士顿了。 到波士顿下飞机时是下午两点，不到八点我已买到《彼特罗叔叔与哥德巴赫猜想》那本书的英文原着。 这一个「猜想」，是数学界的大问题。陈先生略知梗概，我则从未听说过。但一路看下去，非得哈哈大笑不可，成了看《笑林广记》了。杨教授信中特别提到黎曼（Georg Friedrich Bernhard Riemann）、图灵（Alan Mathi-son Turing）、哥德尔（K挷rt G摚del）等人，不提还好，这一提，使我回忆起哥德尔所闹出的百般笑话来，结果走出了题，岔到笑话中去。 话说哥德尔预备美国公民的考试时，他正襟危坐在念《美国宪法》，念着念着却若有所疑起来，於是求助於当时正为了同一目的，也在念《美国宪法》的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的同事爱因斯坦。哥德尔一脸严肃地向爱因斯坦抱怨道，「这部《美国宪法》看来看去，好多地方不合逻辑！」爱氏着急地回答说，「老兄，这一次你就马虎一点罢！考过公民算数，先不要管逻辑。」 一位数理逻辑大家与一位理论物理大师仔细推敲《美国宪法》条款之无奈情景如在目前，任何人想到都要笑出来！忆起上次在英国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晚餐中与高德（Peter Goddard）院长说起这个故事时，共进晚餐的一长桌子人，有二十来位罢，个个都笑得前仰後合，这次又重提起时更是与陈先生笑成了一团。而陈先生这位说笑巨匠岂肯错过此一机会，在笑中又引出了另一个美国公民考试的笑话： 移民官员问：「如果美国总统死了，谁来照管（take care）？」 应考人曰：「葬仪社的人（caretaker）。」 移民官员对於这种又太合逻辑的答话，只有瞠目结舌以对，不知该怎麽办才好了。 这是把"caretaker"这一名词的双重解释与"take care"这一动词片语的意思作巧妙的对照所编出的笑话，谁也不能不笑。 就是在这种此起彼伏的且笑且读中，我们把这本《彼特罗叔叔与哥德巴赫猜想》的小书抢着看完了。 科学革命： 观念抑工具？ 第三天清晨，吃过早餐以後，我们沿着查理河，从波士顿大学往哈佛大学的方向一路散着步，一路聊着天。这样的沿河散步，尤其在春、夏及初秋，已经有好多年了。聊天的题目俯拾即是，范围则是漫无边际。记得有一次他忘了是清晨，还是黄昏，因为看远天的云霞，实在是分不清。我说：「你在倒看电影呀！」他说：「朝晖与夕照，实难区别，不像童稚与迟暮那样明显！」我听了为什麽竟然感到鼻子酸酸的？像这样晴朗的天，澄明的水，温柔的风，在这河边不知重复了多少次，我们的谈话，却没有一次是相同的。今天的话题，围绕在杨教授所认为的：爱因斯坦这位天才的 起源，可能是来自亥姆霍兹的「最少运动原则」。 他说：「像你所做的爱氏情书的翻译，可以算是科学史方面的工作；爱因斯坦在好几封信里提到亥姆霍兹，这是科学史上非常珍贵的材料。总纂《爱因斯坦全集》的舒曼（Robert Schul-mann）教授负责做出的注解更为史料提供了线索。所以研究科学史中的科学，其实是历史，而非科学。舒曼就是历史系的教授，而非物理系的。杨是看到你所译的舒曼注解而又开始追探起相对论的起源。我们可以去问一下舒曼。」他扭头就往回走。 我说：「舒曼教授每到暑假必去德国，所以也就不用去找了。」 於是似乎要从河边转去联邦街找舒曼的我们，停了停脚步，仍然沿着柳叶飘拂的河边小径继续往哈佛行去。（上） -- 该下雨的时候 就会落下雨滴 该放晴的时候 太阳就会出现 如果一切都如此简单 我也可以很简单的过活 --

※ 发信站: 批踢踢实业坊(ptt.csie.ntu.edu.tw) ◆ From: 140.112.216.92 ※ 编辑: insky 来自: 140.112.216.92 (10/29 1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