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Qorqios (不能發廢文!絕對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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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阿特伍德:我與喬治·歐威爾的一點緣分
時間Wed Aug 20 20:16:59 2025
〈我與喬治·歐威爾的一點緣分〉
文 /
【加】瑪格麗特·阿特伍德
譯 / 蔡希苑 吳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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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喬治·歐威爾的著作陪伴下長大的。1939年我出生,1945年《動物農場》出版。因
此,我九歲那年就讀到了這本書。當時它被閒置在家中,我誤以為它是一本專講動物的故
事書,與《柳林風聲》屬於同類作品。那時的我對書中深藏的政治學內容一無所知——一
個小孩子眼中的政治,尤其身處戰後,僅限於簡單的概念:希特勒是壞人,已經死了。我
近乎貪婪地讀著這本書:拿破崙與斯諾伯,這兩頭狡猾、貪婪的豬,一心往上爬,日日忙
於投機活動;政治顧問斯奎拉巧言善辯;馬兒伯克斯高尚卻一根筋;綿羊們對領導俯首帖
耳,成天高喊標語口號,但我從未將這些與歷史事件聯繫起來。
若說我僅僅被這本書
嚇壞了,實在太輕描淡寫。《動物農場》裡的動物命運太悲慘,豬是
那麼卑鄙、虛偽、奸詐;羊是那麼愚昧。孩子們對不公平有種天生的、強烈的憤恨。豬對
其他動物的不公直噬我心。尤其當我看到伯克斯意外遭災,卻被廂車拉走製成狗糧,而不
是被安葬在應許的牧場安靜一角時,我的眼淚止不住流下來。
儘管這本書讓我心驚肉跳,但我永遠感激歐威爾教會我小小年紀就警惕各種危險標識,並
從此一生小心提防。在《動物農場》的世界裡,大多數高談闊論和公開場合的誇誇其談都
是謊言,暗藏禍心。儘管大多數動物心腸不壞,本意也好,但他們被嚇得太厲害,決意對
正在發生的事視而不見。
群豬以意識形態為控制工具,竭盡恫嚇之能事,再肆意歪曲以滿
足自身需求。豬的這套文字把戲,用心之昭然若揭,即使以我當時的年齡也能看出。歐威
爾教會我:無論標籤——基督教、社會主義、伊斯蘭教、民主主義、「兩條腿的是壞的,
四條腿的是好的」等等,它們本身不具解釋力,唯有以其名義所行之事才具解釋力。
我也明白,
推翻強權壓迫的人最終也會華服加身,強推自己的那一套。讓·雅克·盧梭曾
警告,民主只是政府維繫自身統治的最堅硬形式。歐威爾對民主的了解深入骨髓,因為他
親眼見證以民主之名所行之事。「所有動物一律平等」的格言眨眼間變成「所有動物都是
平等的,但有些比其他更平等」。豬對其他動物福祉的關心何等圓滑可惡,掩蓋了對被自
己操控的異類的蔑視。儘管他們曾對暴虐的、被自己推翻的主人的制服百般怨恨,但不久
後,穿上這些舊主制服時,心情卻無比舒暢,
還學會使用舊主的鞭子。他們為自己的行為
正名時理直氣壯,更有巧舌如簧的發言人斯奎爾鼎力相助,為他們
用文字編織的捕獵大網
,將一切權力握於「豬蹄」之中。此時,格言已無必要,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暴力統治
。
革命通常只意味一件事:輪迴。命運之輪轉動,讓曾身卑位賤者登上高位,奪取生殺大
權,將過去手握重權者踩在腳下。因此,我們必須小心那些將自己巨幅肖像張貼成滿眼風
景的人,就像惡豬「拿破崙」。
在二十世紀眾多「皇帝沒穿衣」的著作中,《動物農場》是最令人嘆為觀止的一部。但它
也給歐威爾帶來不少麻煩。凡與流行的大眾智慧唱反調、將令人不適之事挑明的人,極可
能遭到無數「羊兒」起勁地「咩咩」抗議。當然,我並非九歲就想明白這些道理,至少不
是以任何有意識的方式。但我們總要先了解故事模式,然後才能理解其深意,《動物農場
1》有著非常鮮明的形式特徵。
《動物農場》之後,歐威爾寫成《一九八四》,並於1949年問世。兩年後,作為高中生的
我讀到了它的平裝本。我一遍又一遍地讀,它與《呼嘯山莊》已成為我的最愛。此間,我
又讀了兩本同主題的書:
亞瑟·庫斯勒的《正午的黑暗》和
阿道司·赫胥黎的《美麗新世
界》,它們都讓我愛不釋手。我理解,《正午的黑暗》描寫的是已發生的悲劇,而《美麗
新世界》是諷刺喜劇,因為世事絕不可能完全按書中方式發展(狂歡之禮,Orgy-Porgy,
肯定不可能)。《一九八四》以更現實的方式讓我深受震動。或許因為溫斯頓·史密斯與
我的處境更接近:清瘦、壓抑、不得不在天寒地凍中上體育課(這是我們學校的特點),
只能在心裡默默與硬塞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抗爭。(這或許是《一九八四》適合青少年閱讀
的原因之一,因為許多青少年都有上述感受。)對溫斯頓想將無法公開的思想寫進那本芳
香、密藏、誘人、空白筆記本的渴望,我深有共鳴:儘管當時我尚未開始創作,我也十分
明白這種衝動的吸引力。同時,我也明白其中的危險,因為正是他在筆記本上的塗寫、非
法兩性關係,以及五十年代年輕人面臨的各種誘惑,讓溫斯頓陷入一團糟的境地。
《動物農場》是一場理想的解放運動,繪製了通向暴君統治下極權獨裁的藍圖。而《一九
八四》描寫的是極權體制下的生活。主角溫斯頓·史密斯對這個可怕政權建立前的生活的
記憶支離破碎:他只記得自己是孤兒,是集體的孩子。父親死於一場被鎮壓的起義,母親
失蹤,只留給他一個責備的眼神。而這責備僅因溫斯頓不聽話,吃了一塊巧克力——這「
小小的不聽話」成為溫斯頓性格成形的關鍵一筆,也為他日後的「背叛」行為埋下伏筆。
「空降場一號」政府,溫斯頓的「祖國」,極其嚴酷無情。監視無休無止,人們噤若寒蟬
,預示災禍的老大哥形象如幽靈般四處飄蕩。政權永遠需要敵人和戰爭——即便所有敵人
和戰爭都是杜撰的產物——卻可用來恐嚇民眾。以充滿恨意的擾亂心志的口號將民眾牢牢
捆綁,蓄意扭曲言語意義,毀滅真實歷史,用所謂的記錄填充歷史的空洞。這些描寫給我
留下刻骨銘心的印象。讓我重申一遍:它們把我嚇壞了。儘管歐威爾的《一九八四》意在
諷刺影射斯大林治下的蘇聯——一個十四歲的孩子知之甚少的地方,但他的刻畫入木三分
,我能猜到這樣的事情肯定正在地球某處發生。
《動物農場》中沒有愛情故事,而《一九八四》中卻有這樣一個情節。溫斯頓找到了靈魂
伴侶——朱莉婭,一位表面忠誠、黨的狂熱追隨者,骨子裡喜愛性、打扮及其他墮落的事
物。但這對情侶最終被發現。溫斯頓因思想罪——內心對政權的不忠——遭受酷刑。他認
為只要對朱莉婭的忠誠不變,自己的靈魂就能獲救。儘管我們都樂意贊同,這只是浪漫的
空想。如同世上所有專制政府與宗教一樣,這個黨要求所有個人化的忠誠被對「老大哥」
的絕對忠誠取代。當溫斯頓被關在可怕的101房間,面對一個可架在鼻梁上、裝著餓極的
老鼠的籠子時,他崩潰了——「不要對我用刑,」他哀求道,「讓老鼠咬朱莉婭。」(這
句簡單的說辭在我們家中被保留下來,用以推卸責任。可憐的朱莉婭——若真活在世上,
我們將使她的人生多麼艱難。例如,她可能得一次又一次面對小組批鬥。)
在背叛朱莉婭後,溫斯頓·史密斯癱軟了,成了順從的、軟綿綿的一團。他真的相信二加
二等於五,相信自己真心愛老大哥。當我們最後一瞥溫斯頓時,他正坐在屋外的咖啡館,
已變成行尸走肉,也已知道朱莉婭同樣背叛了自己。他一面呆坐,一面聽著反覆播放的流
行歌:「在根深葉茂的栗子樹下,我出賣了你,你出賣了我。」
人們指責歐威爾怨恨滿懷、過於消極,認為他留給我們的未來景象毫無希望。掌控一切的
殞酷黨將極權主義的靴子踩在人類臉上。然而,這一論斷與《一九八四》最後一章關於「
新語」的文章相矛盾。「新語」是統治階級調製的雙重思想語言,通過刪除可能引發麻煩
的詞,例如停用「壞」而換成「正正得負」,或反其道而用之,如將受刑之地命名為「愛
之部」,摧毀歷史的建築稱為「信息部」。「空降場一號」的統治者希望「新語」表達不
那麼露骨,讓人無法立即想到其內涵。然而,這篇關於「新語」的文章用標準英語、第三
人稱、過去式書寫。這只意味一件事——這個政權已倒台,僅剩「新語」與「個體性」。
無論這篇報告由誰撰寫,《一九八四》代表的世界已終結。因此,在我看來,歐威爾對人
類精神復原能力的信心遠超人們所認為。
在我後半生,歐威爾成為我直接學習效法的前輩——1984年,我開始創作與前人稍有不同
的反烏托邦作品《使女的故事》。當時我已四十四歲。通過讀史、旅行及在大赦國際工作
的經歷,我對專制主義已有足夠了解,而非僅靠歐威爾的著作獲取知識。
大多數反烏托邦作品——包括歐威爾的在內——出自男性作家之筆,觀點多從男性視角表
達。書中女性不是無性別的機器人,就是公然反抗社會制度中男女不平等原則的叛逆者,
扮演引誘男主人公的妖婦角色。但這類情節再受歡迎,也僅對男性有意義。於是有了朱莉
婭,穿著連短褲背帶式女內衣,《美麗新世界》中勾引野蠻人的「狂歡之禮」,以及扎米
亞京1924年影響深遠的經典小說《我們》中具顛覆性的蕩婦。而我想從女性角度書寫反烏
托邦——如朱莉婭眼中的世界。然而,這並不使《使女的故事》必然成為「女性反烏托邦
」小說,因為除了讓女性表達觀點、擁有思想的世界外,在認為女性不該擁有這些的人眼
中,這不過是「男女平等主義」。
其他方面,我描寫的專制主義與大多數真實或想像的專制無異。總有由極少數掌權者組成
的集團,控制或試圖控制其他人,佔盡好處。如《動物農場》中豬能喝牛奶、啃蘋果,《
使女的故事》中精英可得延續子嗣的女人。在我書中,反抗暴政的力量是廣大人民的正義
感——儘管歐威爾認為反抗暴政需建立政治組織,但他也重視這一點,並在評價查爾斯·
狄更斯的文章中表達相同觀點。或許《聖經》中這句詩能讓我們讀到這種品質的描述:「
而今,請將加諸最卑微者身上的一切,加諸我們吧!」暴君與權高位重者,包括列寧在內
,皆相信「捨不得雞蛋,吃不了煎蛋卷」——結果決定方式。因此,在緊要關頭,歐威爾
本該選擇「方式決定結果」,但最終卻相反。他的文字似與約翰·丹尼觀點一致:「無論
誰死了,都是我的一部分消亡。」而我希望,無論誰死了,都是所有人的一部分消亡。
《使女的故事》結尾一段基本模仿《一九八四》的寫作方式,描寫數百年後的一次研討會
。如今我們小說中描寫的高壓政權僅是學術討論的主題之一。它與歐威爾「新語」文章同
時出現在討論文中,是最好的證明。
在另一重要方面,歐威爾也激勵著幾代作家——
他堅持使用精確、純淨的語言。「散文如
窗玻璃,」他說,「窗玻璃為素歌而存在,非為裝飾。」委婉語與歪用的術語不能遮蔽真
相。用「可接受的百萬死人」可被人理解,就不要用「不斷腐爛的百萬具屍體」,反正死
的不是我們。「不修邊幅」不必寫成「大面積缺損」(這可是新語的開篇詞)。正是那些
天花亂墜卻言之無物的廢話使伯克斯大腦混亂,讓羊群整日著魔般哼哼。歐威爾明白,面
對意識形態的自旋、眾口一致的否認、權威否定時,
堅持事物本來面目需誠實與極大勇氣
。與周圍格格不入從不易。然而,當我們望向四周,在鼎沸人聲中再聽不到不同聲音,這
才是最危險時刻——因為此刻,我們所有人將行為一致,準備「每天恨上三分鐘」。
二十世紀或可視為兩個人造「地獄」間的較量——一個是《一九八四》描寫的軍靴政府極
權主義,另一個是《美麗新世界》中享樂主義的人造天堂,連人的快樂都被設計為消費品
。1989年,柏林牆倒塌,《美麗新世界》似勝出。政府控制降至最低,我們只需買東西、
開懷大笑,抑鬱就吃藥。
然而,2001年「9·11」世貿大樓與五角大樓被襲後,一切改變。我們彷彿又看到兩個矛
盾的反烏托邦——開放的市場與閉鎖的思想——因政府監控帶著復仇之意捲土重來。令受
刑者聞風喪膽的101房間已與我們相伴千年。羅馬帝國的地牢、宗教法庭、星法院、巴士
底獄、皮諾切特將軍的訴訟、阿根廷軍政府,皆遮遮掩掩,倚重權力濫用。所有國家都有
自己的特色101房間——獨特的讓異議銷聲匿跡的方法。儘管民主政治自詡為開放、法治
、不同於他者,但當下情形似是,西方社會正高明地將人類歷史黑暗時期的手段合法化,
輔以技術升級、神聖化,最終為己用。若為自由故,先將自由拋。為領我們走向更美好世
界——曾許諾的烏托邦——須先由反烏托邦掌權。這真是一個需雙重思想才能理解的概念
。
對此,喬治·歐威爾會如何評論?我常自問。
應該會有很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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