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乔治·欧威尔的一点缘分〉 文 /【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译 / 蔡希苑 吴厚平 ☟ 我是在乔治·欧威尔的着作陪伴下长大的。1939年我出生，1945年《动物农场》出版。因 此，我九岁那年就读到了这本书。当时它被闲置在家中，我误以为它是一本专讲动物的故 事书，与《柳林风声》属於同类作品。那时的我对书中深藏的政治学内容一无所知——一 个小孩子眼中的政治，尤其身处战後，仅限於简单的概念：希特勒是坏人，已经死了。我 近乎贪婪地读着这本书：拿破仑与斯诺伯，这两头狡猾、贪婪的猪，一心往上爬，日日忙 於投机活动；政治顾问斯奎拉巧言善辩；马儿伯克斯高尚却一根筋；绵羊们对领导俯首帖 耳，成天高喊标语口号，但我从未将这些与历史事件联系起来。 若说我仅仅被这本书吓坏了，实在太轻描淡写。《动物农场》里的动物命运太悲惨，猪是 那麽卑鄙、虚伪、奸诈；羊是那麽愚昧。孩子们对不公平有种天生的、强烈的愤恨。猪对 其他动物的不公直噬我心。尤其当我看到伯克斯意外遭灾，却被厢车拉走制成狗粮，而不 是被安葬在应许的牧场安静一角时，我的眼泪止不住流下来。 尽管这本书让我心惊肉跳，但我永远感激欧威尔教会我小小年纪就警惕各种危险标识，并 从此一生小心提防。在《动物农场》的世界里，大多数高谈阔论和公开场合的夸夸其谈都 是谎言，暗藏祸心。尽管大多数动物心肠不坏，本意也好，但他们被吓得太厉害，决意对 正在发生的事视而不见。群猪以意识形态为控制工具，竭尽恫吓之能事，再肆意歪曲以满 足自身需求。猪的这套文字把戏，用心之昭然若揭，即使以我当时的年龄也能看出。欧威 尔教会我：无论标签——基督教、社会主义、伊斯兰教、民主主义、「两条腿的是坏的， 四条腿的是好的」等等，它们本身不具解释力，唯有以其名义所行之事才具解释力。 我也明白，推翻强权压迫的人最终也会华服加身，强推自己的那一套。让·雅克·卢梭曾 警告，民主只是政府维系自身统治的最坚硬形式。欧威尔对民主的了解深入骨髓，因为他 亲眼见证以民主之名所行之事。「所有动物一律平等」的格言眨眼间变成「所有动物都是 平等的，但有些比其他更平等」。猪对其他动物福祉的关心何等圆滑可恶，掩盖了对被自 己操控的异类的蔑视。尽管他们曾对暴虐的、被自己推翻的主人的制服百般怨恨，但不久 後，穿上这些旧主制服时，心情却无比舒畅，还学会使用旧主的鞭子。他们为自己的行为 正名时理直气壮，更有巧舌如簧的发言人斯奎尔鼎力相助，为他们用文字编织的捕猎大网 ，将一切权力握於「猪蹄」之中。此时，格言已无必要，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暴力统治 。革命通常只意味一件事：轮回。命运之轮转动，让曾身卑位贱者登上高位，夺取生杀大 权，将过去手握重权者踩在脚下。因此，我们必须小心那些将自己巨幅肖像张贴成满眼风 景的人，就像恶猪「拿破仑」。 在二十世纪众多「皇帝没穿衣」的着作中，《动物农场》是最令人叹为观止的一部。但它 也给欧威尔带来不少麻烦。凡与流行的大众智慧唱反调、将令人不适之事挑明的人，极可 能遭到无数「羊儿」起劲地「咩咩」抗议。当然，我并非九岁就想明白这些道理，至少不 是以任何有意识的方式。但我们总要先了解故事模式，然後才能理解其深意，《动物农场 1》有着非常鲜明的形式特徵。 《动物农场》之後，欧威尔写成《一九八四》，并於1949年问世。两年後，作为高中生的 我读到了它的平装本。我一遍又一遍地读，它与《呼啸山庄》已成为我的最爱。此间，我 又读了两本同主题的书：亚瑟·库斯勒的《正午的黑暗》和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 界》，它们都让我爱不释手。我理解，《正午的黑暗》描写的是已发生的悲剧，而《美丽 新世界》是讽刺喜剧，因为世事绝不可能完全按书中方式发展（狂欢之礼，Orgy-Porgy， 肯定不可能）。《一九八四》以更现实的方式让我深受震动。或许因为温斯顿·史密斯与 我的处境更接近：清瘦、压抑、不得不在天寒地冻中上体育课（这是我们学校的特点）， 只能在心里默默与硬塞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抗争。（这或许是《一九八四》适合青少年阅读 的原因之一，因为许多青少年都有上述感受。）对温斯顿想将无法公开的思想写进那本芳 香、密藏、诱人、空白笔记本的渴望，我深有共鸣：尽管当时我尚未开始创作，我也十分 明白这种冲动的吸引力。同时，我也明白其中的危险，因为正是他在笔记本上的涂写、非 法两性关系，以及五十年代年轻人面临的各种诱惑，让温斯顿陷入一团糟的境地。 《动物农场》是一场理想的解放运动，绘制了通向暴君统治下极权独裁的蓝图。而《一九 八四》描写的是极权体制下的生活。主角温斯顿·史密斯对这个可怕政权建立前的生活的 记忆支离破碎：他只记得自己是孤儿，是集体的孩子。父亲死於一场被镇压的起义，母亲 失踪，只留给他一个责备的眼神。而这责备仅因温斯顿不听话，吃了一块巧克力——这「 小小的不听话」成为温斯顿性格成形的关键一笔，也为他日後的「背叛」行为埋下伏笔。 「空降场一号」政府，温斯顿的「祖国」，极其严酷无情。监视无休无止，人们噤若寒蝉 ，预示灾祸的老大哥形象如幽灵般四处飘荡。政权永远需要敌人和战争——即便所有敌人 和战争都是杜撰的产物——却可用来恐吓民众。以充满恨意的扰乱心志的口号将民众牢牢 捆绑，蓄意扭曲言语意义，毁灭真实历史，用所谓的记录填充历史的空洞。这些描写给我 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让我重申一遍：它们把我吓坏了。尽管欧威尔的《一九八四》意在 讽刺影射斯大林治下的苏联——一个十四岁的孩子知之甚少的地方，但他的刻画入木三分 ，我能猜到这样的事情肯定正在地球某处发生。 《动物农场》中没有爱情故事，而《一九八四》中却有这样一个情节。温斯顿找到了灵魂 伴侣——朱莉娅，一位表面忠诚、党的狂热追随者，骨子里喜爱性、打扮及其他堕落的事 物。但这对情侣最终被发现。温斯顿因思想罪——内心对政权的不忠——遭受酷刑。他认 为只要对朱莉娅的忠诚不变，自己的灵魂就能获救。尽管我们都乐意赞同，这只是浪漫的 空想。如同世上所有专制政府与宗教一样，这个党要求所有个人化的忠诚被对「老大哥」 的绝对忠诚取代。当温斯顿被关在可怕的101房间，面对一个可架在鼻梁上、装着饿极的 老鼠的笼子时，他崩溃了——「不要对我用刑，」他哀求道，「让老鼠咬朱莉娅。」（这 句简单的说辞在我们家中被保留下来，用以推卸责任。可怜的朱莉娅——若真活在世上， 我们将使她的人生多麽艰难。例如，她可能得一次又一次面对小组批斗。） 在背叛朱莉娅後，温斯顿·史密斯瘫软了，成了顺从的、软绵绵的一团。他真的相信二加 二等於五，相信自己真心爱老大哥。当我们最後一瞥温斯顿时，他正坐在屋外的咖啡馆， 已变成行尸走肉，也已知道朱莉娅同样背叛了自己。他一面呆坐，一面听着反覆播放的流 行歌：「在根深叶茂的栗子树下，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 人们指责欧威尔怨恨满怀、过於消极，认为他留给我们的未来景象毫无希望。掌控一切的 殒酷党将极权主义的靴子踩在人类脸上。然而，这一论断与《一九八四》最後一章关於「 新语」的文章相矛盾。「新语」是统治阶级调制的双重思想语言，通过删除可能引发麻烦 的词，例如停用「坏」而换成「正正得负」，或反其道而用之，如将受刑之地命名为「爱 之部」，摧毁历史的建筑称为「信息部」。「空降场一号」的统治者希望「新语」表达不 那麽露骨，让人无法立即想到其内涵。然而，这篇关於「新语」的文章用标准英语、第三 人称、过去式书写。这只意味一件事——这个政权已倒台，仅剩「新语」与「个体性」。 无论这篇报告由谁撰写，《一九八四》代表的世界已终结。因此，在我看来，欧威尔对人 类精神复原能力的信心远超人们所认为。 在我後半生，欧威尔成为我直接学习效法的前辈——1984年，我开始创作与前人稍有不同 的反乌托邦作品《使女的故事》。当时我已四十四岁。通过读史、旅行及在大赦国际工作 的经历，我对专制主义已有足够了解，而非仅靠欧威尔的着作获取知识。 大多数反乌托邦作品——包括欧威尔的在内——出自男性作家之笔，观点多从男性视角表 达。书中女性不是无性别的机器人，就是公然反抗社会制度中男女不平等原则的叛逆者， 扮演引诱男主人公的妖妇角色。但这类情节再受欢迎，也仅对男性有意义。於是有了朱莉 娅，穿着连短裤背带式女内衣，《美丽新世界》中勾引野蛮人的「狂欢之礼」，以及扎米 亚京1924年影响深远的经典小说《我们》中具颠覆性的荡妇。而我想从女性角度书写反乌 托邦——如朱莉娅眼中的世界。然而，这并不使《使女的故事》必然成为「女性反乌托邦 」小说，因为除了让女性表达观点、拥有思想的世界外，在认为女性不该拥有这些的人眼 中，这不过是「男女平等主义」。 其他方面，我描写的专制主义与大多数真实或想像的专制无异。总有由极少数掌权者组成 的集团，控制或试图控制其他人，占尽好处。如《动物农场》中猪能喝牛奶、啃苹果，《 使女的故事》中精英可得延续子嗣的女人。在我书中，反抗暴政的力量是广大人民的正义 感——尽管欧威尔认为反抗暴政需建立政治组织，但他也重视这一点，并在评价查尔斯· 狄更斯的文章中表达相同观点。或许《圣经》中这句诗能让我们读到这种品质的描述：「 而今，请将加诸最卑微者身上的一切，加诸我们吧！」暴君与权高位重者，包括列宁在内 ，皆相信「舍不得鸡蛋，吃不了煎蛋卷」——结果决定方式。因此，在紧要关头，欧威尔 本该选择「方式决定结果」，但最终却相反。他的文字似与约翰·丹尼观点一致：「无论 谁死了，都是我的一部分消亡。」而我希望，无论谁死了，都是所有人的一部分消亡。 《使女的故事》结尾一段基本模仿《一九八四》的写作方式，描写数百年後的一次研讨会 。如今我们小说中描写的高压政权仅是学术讨论的主题之一。它与欧威尔「新语」文章同 时出现在讨论文中，是最好的证明。 在另一重要方面，欧威尔也激励着几代作家——他坚持使用精确、纯净的语言。「散文如 窗玻璃，」他说，「窗玻璃为素歌而存在，非为装饰。」委婉语与歪用的术语不能遮蔽真 相。用「可接受的百万死人」可被人理解，就不要用「不断腐烂的百万具屍体」，反正死 的不是我们。「不修边幅」不必写成「大面积缺损」（这可是新语的开篇词）。正是那些 天花乱坠却言之无物的废话使伯克斯大脑混乱，让羊群整日着魔般哼哼。欧威尔明白，面 对意识形态的自旋、众口一致的否认、权威否定时，坚持事物本来面目需诚实与极大勇气 。与周围格格不入从不易。然而，当我们望向四周，在鼎沸人声中再听不到不同声音，这 才是最危险时刻——因为此刻，我们所有人将行为一致，准备「每天恨上三分钟」。 二十世纪或可视为两个人造「地狱」间的较量——一个是《一九八四》描写的军靴政府极 权主义，另一个是《美丽新世界》中享乐主义的人造天堂，连人的快乐都被设计为消费品 。1989年，柏林墙倒塌，《美丽新世界》似胜出。政府控制降至最低，我们只需买东西、 开怀大笑，抑郁就吃药。 然而，2001年「9·11」世贸大楼与五角大楼被袭後，一切改变。我们彷佛又看到两个矛 盾的反乌托邦——开放的市场与闭锁的思想——因政府监控带着复仇之意卷土重来。令受 刑者闻风丧胆的101房间已与我们相伴千年。罗马帝国的地牢、宗教法庭、星法院、巴士 底狱、皮诺切特将军的诉讼、阿根廷军政府，皆遮遮掩掩，倚重权力滥用。所有国家都有 自己的特色101房间——独特的让异议销声匿迹的方法。尽管民主政治自诩为开放、法治 、不同於他者，但当下情形似是，西方社会正高明地将人类历史黑暗时期的手段合法化， 辅以技术升级、神圣化，最终为己用。若为自由故，先将自由抛。为领我们走向更美好世 界——曾许诺的乌托邦——须先由反乌托邦掌权。这真是一个需双重思想才能理解的概念 。 对此，乔治·欧威尔会如何评论？我常自问。 应该会有很多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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