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的命運與史學的變化 將無同（胡寶國） 北大往復論壇轉載 《史記》在今天享有崇高的地位，但是在較早的時期，它的命運卻並非如此。東 漢班固曾經批評司馬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 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 （《漢書‧司馬遷傳》）唐初，《隋書‧ 經籍志》在介紹《史記》、《漢書》的流傳時說：“《史記》傳者甚微”，司馬貞說 “漢晉名賢未知見重。”（《史記索隱》序） 當然，我們注意到漢晉時期對《史記》也有一些積極的評價，如西漢劉向、揚雄 “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 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漢書‧司馬遷傳》）西晉華嶠也說：“遷文直 而事核。”（《後漢書‧班彪傳論》。據李賢注，此句為“華嶠之辭”。）在晉代，也 有人從簡約的角度誇獎《史記》。張輔說：“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 唯五十萬言。”（《晉書‧張輔傳》） 這些評價雖然不錯，但在今天看來，卻還遠不足以反映出《史記》的特殊地位， 因為得到類似評價的史書並不止《史記》一家。如《三國志》作者陳壽，“時人 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晉書‧陳壽傳》）南朝劉勰說“陳壽三志，文質辨 恰。”（《文心雕龍‧史傳》）華嶠所撰《後漢書》在西晉也頗受好評，時人以為“嶠 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實錄之風”。（《晉書‧華嶠傳》）至於說到簡約，那也不 是《史記》獨有的，如“孫盛《陽秋》，以約舉為能”，（《文心雕龍‧史傳》）干寶 《晉紀》，“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晉書‧干寶傳》）總之，在相當 長的一段時間裏，人們並沒有把《史記》看得很特殊。這與我們對待《史記》的 態度大不相同。 我在《漢唐間史學的發展》一書中曾經說：“古代史學與現代史學是不一樣的。 現代史學是以解釋為主，以敘述為輔；而古代史學則是以敘述為主，以解釋為輔。” 當時這樣說是為了說明史書中“史論”部分的重要性。現在討論古人、今人對《史 記》的評價問題，這段話同樣有用。蕭統《文選》序稱史書為“記事之史，繫年 之書”。劉知幾《史通‧敘事》篇說：“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為先。”既然史書主 要就是“記事”、“敘事”，那?其中文字表達如何、事情敘述得是否真實可靠自然 就成了衡量其優劣的重要尺度。前引漢晉人所謂“文直事核”就是在強調這兩個方 面。 孟子說：“王者之蹟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 《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 則丘竊取之矣。’” （《孟子‧離婁下》） 按此，在“文”與“事”之外，史書還涉及到 “義”的問題。那?，什?是“義”呢？簡單地說，所謂“義”就是指通過“獎善懲惡”， 從而使得“亂臣賊子懼”。這是孔子改編《春秋》的根本目的，所以司馬遷說：“《春 秋》以道義。”（《史記‧太史公自序》） 總之，“事”、“文”、“義”三項是古代史學評論最關注的內容。明白了這一點，就 比較容易理解漢唐人對《史記》為何評價不高了。按當時人看，《史記》在“事” 的方面儘管也不錯，但並不突出，甚至還不如《漢書》。東漢王充說：“班叔皮續 談《太史公書》百篇以上，記事詳悉，義浹理備，觀讀之者以為甲，而太史公乙。” （《論衡‧超奇》）如果從“義”的方面看，《史記》問題就更多了，“論大道則先黃 老而後六經”，在漢儒看來實屬“不義”。 那?，今人為什?會特別看重《史記》呢？我想，原因至少有以下兩點。首先， 我們非常重視史學史上新體裁的開創，而《史記》正是開創了紀傳體史書的新體 裁。這是一個里程碑，由此一路下來紀傳體史書綿延不絕。但是，讓當時人具有 我們這樣的認識是不太容易的，因為他們無法預料以後的史學發展狀?。此外， 我們重視《史記》，還在於司馬遷的著史目的，即所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成一家之言”，幾乎所有研究《史記》的學者都會提到這句話。這是為什?呢？ 這是因為我們的史學是以解釋為主，我們最看重的是對歷史的解釋，而司馬遷的 這句話正表現出強烈的解釋歷史的願望。這個特點在《史記》中時常可以看到。 《史記‧六國年表序》： 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 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強也，然卒並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 若天所助焉。 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 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 興，漢之興自蜀漢。 《史記‧魏世家》：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 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 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史記‧伯夷列傳》：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 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 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 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 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 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 邪非邪？ 我們看到，在“事”、“文”、“義”這些常規的套路之外，司馬遷腦子中還有很多“問 題”存在。他試圖對歷史問題提出解釋。在解釋不了的時候，他也要把自己的疑 惑寫出來。在解釋重於敘述的今天，這些特點理所當然地引起了我們的贊嘆。但 是，在僅僅關注“事”、“文”、“義”的時代，他的這些思考、這些議論卻不可能受 到太多的關注。劉知幾說：“史之有論，蓋欲事無重出，文省可知。”（《史通‧論 贊》）他雖然在討論史論的問題，但著眼點還是在“事”，並沒有理解到“史之有論” 的真正價值。 總之，因為我們與古人對史學的理解不同，所以對《史記》的評價也不同。但是， 若追根尋源，我們其實也並不是最早給予《史記》以很高評價的，大約從宋代開 始，人們對《史記》的評價就逐漸有了變化。呂祖謙稱贊司馬遷“高氣絕識，包 舉廣而興寄深，後之為史者，殊未易窺其涯涘似也。”（《大事記解題》卷一二） 鄭樵評價《史記》說：“會通之義大矣哉！……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 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自《春秋》之後，惟《史記》擅製 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遷之門戶自此衰矣。”（《通志》 總序）馬端臨說：“《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為紀傳 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 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為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文獻通考》自序） 章學誠說：“夫史遷絕學，《春秋》之後，一人而已。其範圍千古，牢籠百家者， 惟創例發凡，卓見絕識，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學耳。” （《文史 通義‧申鄭》）趙翼說：“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全史。……自此例一 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廿二史札記》卷一） 宋代史家有追求會通的風氣，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是通貫性的著作，鄭樵的《通 志》、馬端臨的《文獻通考》也都是通貫性的著作。他們從會通的角度看《史記》， 自然會給予司馬遷以很高的評價。與之不同，清人評價從體例上著眼，也容易理 解。到清代，紀傳體已經走過了漫長的道路，飲水思源，認識到《史記》的開創 之功是比較自然的事情。 就《史記》的命運而言，這篇短文本來可以結束了。但是《史記》地位在宋以後 的變化卻也在提醒著我們，宋以後的史學是否在其他方面也發生了變化呢？這個 問題比《史記》的命運更有趣味。 對宋代史學，前輩學者評價很高。陳寅恪先生曾經說：“中國史學莫盛於宋。” （《金明館叢稿二編》，《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但是，宋代史學究竟在哪些方 面展現出了它超越前代的獨特風采呢？陳寅恪先生並沒有解釋。 分析史學變化，不能不特別注意體裁問題，因為古代史學的變化往往表現為敘述 體裁的變化。從《左傳》到《史記》，體裁發生了變化，從《史記》到《通典》， 體裁又發生了變化。就體裁而言，宋代無疑是一個關鍵時期。陳寅恪先生在《唐 代政治史述論稿》自序中說：“夫吾國舊史多屬於政治史類，而《資治通鑒》一 書，尤為空前傑作。”與《春秋》、《左傳》、《漢紀》、《後漢紀》等此前的編年體 史著相比，《通鑒》的成就的確是空前的。更為重要的是，《通鑒》還引發出了新 的史書體裁，如朱熹的《通鑒綱目》、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都是因《通鑒》 而來。王樹民先生說“在唐代以前，史書體裁只有紀傳體和編年體二種，杜佑撰 成《通典》後，增加了典制體，並衍生了會要體，北宋司馬光撰成《通鑒》後， 編年體盛行起來，從而?生了綱目體與紀事本末體，在史書編纂學中幾種重要體 裁，至此已告齊全。”（王樹民《中國史學史綱要》）我覺得“重要體裁”的齊全是 很值得分析的，它意味著以“敘述”為主的史學著作在體裁上已經很難再變出什? 新的花樣了，同時也預示著我們如果繼續用“體裁變化”——“史學發展”這個模式 來觀察以後的史學變化，必定會感到十分茫然。 依我們的“後見之明”，在傳統的“敘述”之外，宋代史學還存在著一些其他的可走 之路。這些路可能起初並不很顯眼，但在以後的歲月裏會越走越寬廣。我們知道， 司馬光寫《通鑒》時，還寫了三十卷的《通鑒考異》。在《考異》中，司馬光對 他所依據的各種史料仔細對比，詳加考證，最終確定史料的取捨，並把取捨的理 由寫下來。很多學者都注意到宋代有考據的風氣，除司馬光《考異》外，如劉攽 的《東漢刊誤》、王應麟的《困學紀聞》、《漢書藝文志考證》、《通鑒地理考證》、 《漢制考》等等，也都是這方面的著作。此外，如洪邁、葉適也都有考據之作。 梁?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曾經說：“《困學紀聞》為清代考證學先導。” 其實，這“先導”當中也應包括宋代其它的考據著作。今人編寫的各種古代史學史 書籍在介紹《資治通鑒》時，《考異》總是會被提及的，但並非重點。從史學演 變的角度看，《考異》的重要性可能並不在《通鑒》之下。如果說《通鑒》是舊 有編年體史書的最高峰，是對過去的總結，那?《考異》則更多地是指向了未來。 宋代讀史風氣濃厚，有關讀史方法的議論也很多。程頤說：“凡讀史，不徒要記 事蹟，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程氏遺書》十八）朱熹說：“讀史當 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朱子語類》卷十一）呂祖謙說：“讀史先 看統體，合一代綱紀風俗消長治亂觀之，如秦之暴虐、漢之寬大，皆其統體也。…… 統體，蓋謂大綱，如一代統體在寬，雖有一、兩君稍嚴，不害其為寬。一君統體 在嚴，雖有一、兩事稍寬，不害其為嚴。（《東萊文集‧別集》卷十四，《讀書雜 記三‧讀史綱目》）與前代相比，宋代學者的這些議論很新鮮。他們關注的是應 該如何分析史書中所記載的歷史，而不再是僅僅從文本的角度去評價史書的“其 事”、“其文”。宋代學者的這些讀史心得很多都被記錄了下來，從而形成了單獨 的一類史學著作。在《四庫提要》史評類著作中，唐代只有《史通》一部，而宋 代則明顯增多，如《唐鑒》、《唐史論斷》、《通鑒問疑》、《三國雜事》、《涉史隨筆》、 《六朝通鑒博議》、《兩漢筆記》以及《存目》中的胡寅《讀史管見》等等均屬此 類著作。此外，如三蘇的史論也很著名，只是沒有單獨成書而已。史論，古已有 之，《左傳》“君子曰”、《史記》“太史公曰”，一直到《通鑒》的“臣光曰”都是史 論。但這些史論都是附著在史書上面的，而宋代的變化則是出現了大量脫離了史 書的獨立的史論之作（前代也有獨立的史論，如諸葛亮《論前漢事》，但數量很 少）。這實際上與前述考異的情形一樣。考據也是古已有之，在以往史家寫史的 時候，也必定會在史料的鑒別取捨上面下一番功夫，在注釋家的注釋中也或多或 少總有一些考據的成分，但將這些考據成果獨立成書，也是宋代才有的現象。考 據、史論漸漸從史書內部分離出來，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變化，它說明史學在“敘 述”之外，又有新的領域出現了。這些領域到明清就逐漸成了史學當中最引人注 目的部分。 除考據、史論之外，宋代還有一部書很值得分析，這就是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 《宋史》袁樞本傳稱：“樞常喜誦司馬光《資治通鑒》，苦其浩博，乃區別其事而 貫通之。”他是怎樣“區別其事”的呢？我們舉一個例子。《通鑒》卷九至卷六十八 記載兩漢歷史，袁樞則將其分為《高祖滅楚》、《諸將之叛》、《匈奴和親》、《諸呂 之變》等四十三事。這些從歷史過程中提煉出來的“事”，意義非同尋常，因為它 在誘導著“問題”的出現。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曾對《紀事本末》體大加贊賞。 他說：“按《本末》之為體也，因事命篇，不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 綸，不能網羅隱括，無遺無濫。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 斯真《尚書》之遺也。”（《文史通義‧書教下》）余英時先生對章氏這段話有過分 析。他在討論章學誠與柯林武德的史學思想時說：“柯靈烏頗贊同艾克頓的名言， 以為科學的歷史家當‘研究問題而不是時代’。這一點也恰恰與章氏的觀點若合符 節。我們知道，章氏曾對袁樞的《紀事本末》體裁特致贊揚。……袁氏之體裁正 合乎西方近代史學的著作形式，也是近人之治西史者所特別欣賞之一點。‘因事 命篇，不為常格’正是‘研究問題’這一觀念的實際表現。” （《論戴震與章學誠》） 從客觀上看，紀事本末體確實具有這樣的特點。歷史上哪些事件是具有決定意義 的？事件與事件之間的內在邏輯關係又是什?？當史家試圖把“歷史”組織為“事 件”時，這些問題便不能不考慮。可見，在史家選擇“事件”的時候，“問題”已經 是呼之欲出了。 其實，即使不談紀事本末體，前面所引的宋代學者的幾段話也能反映出史學的發 展趨勢。不論程頤、朱熹，還是呂祖謙，他們談論的都是“讀史”應該如何如何。 “讀史”，已經不屬於“撰寫”；“讀史”強調的是讀史者應該如何理解歷史。質言之， “讀史”者已經展現出了一個“研究”者的姿態。在他心中，已經有了強烈的“問題 意識”。我們看蘇軾的一段議論。他在討論“歷代世變”時說：“秦以暴虐，焚詩書 而亡。漢興，鑒其弊必尚寬德，崇經術之士，故儒者多。雖未知聖人，然學宗經 師、有識義理者?，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族繼起，不得不廢經術，褒尚 名節之士，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能不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苦節之 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既極，故晉、魏之士，變而為曠蕩，尚浮虛而亡禮法， 禮法既亡，與夷狄同，故五胡亂華。”（《蘇軾集》）這段議論有的地方有道理， 有的地方則有些荒唐。但不論怎樣，蘇軾的意圖還是能看得很清楚的。他的意圖 就是希望能?尋找到秦漢魏晉歷史變化的邏輯。我們再看馬端臨的一段話。他在 《文獻通考》自序中說：“至司馬溫公作《通鑒》，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蹟，十七史 之紀述萃為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略 於典章經制，……竊嘗以為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 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為也。典章經制實相因 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言之矣。” 這段 議論很見水平。他把政治史與制度史做了明確區分，認為“理亂興衰”的政治是“不 相因”的，而“典章經制”則是“相因”的。能?考慮到政治與制度的不同，並進而 指出其各自特徵是“不相因”與“相因”，這樣的思想實在是有相當深度了。它使以 往僅僅關注“事”、“文”、“義”的舊史學黯然失色。 我們接著討論體裁的問題。如上所述，宋代以後，已經很難有新體裁出現了，這 個變化在今人的史學史研究著作中也有反映。錢穆先生在《中國史學名著》中講 完《文獻通考》後，接著講《明儒學案》。他開頭的說明很有意思。他說：“此下 我們講明代，我想特別只舉出一部書，即是黃梨洲（宗羲）的《明儒學案》。實 際，《明儒學案》已不是明代的書，這書在清代才完成。這樣講來，我就在明代 想不出舉哪一部書來作史學名著講。”錢穆講中國史學名著，偏重的是史學著作 的新體裁。我們知道，就傳統體裁而言，明代當然也還有很多史學著作寫成，如 《元史》、《明實錄》、《國榷》等等，但若從新體裁的角度看，錢穆卻難以找到一 部值得講的書，不得已只好講清代才完成的《明儒學案》。再往後，錢穆又講了 章學誠的《文史通義》。《文史通義》是一部史學理論著作，已經不屬於敘述歷史 的著作了。不僅錢穆如此，一般史學史著作在寫到這一時期也會發生某種改變， 介紹的重點除了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外，往往就是王夫之的《讀通鑒論》、顧 炎武的《日知錄》、章學誠的《文史通義》、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王鳴盛的 《十七史商榷》、趙翼的《廿二史札記》等等。這些書都不是敘述歷史的著作。 它們接續了宋代傳統，要?是考史，要?是論史，要?是二者兼而有之。史學史 研究者的不自覺選擇無異於告訴我們，那些繼續撰寫著的以“敘述”為主的傳統史 學著作已經不能代表這個時期史學的最高成就了，而考史、論史則漸漸成為史學 的重點。趙翼《廿二史札記》中，如“漢初布衣將相之局”、“東漢功臣多近儒”、 “南朝多以寒人掌機要”、“周隋唐皆出自武川”等許多條目，都反映出他的問題意 識已經十分強烈。李慈銘評論說：“其書以議論為主，……蓋不以考核見長。” （王樹民《廿二史札記校證》附錄）直到現在，很多研究者仍然可以從趙翼的“問 題”中獲得?發。 總而言之，宋代以後，雖然傳統的“敘述”歷史的著作依舊浩浩蕩蕩，但是在“重 要體裁”基本齊全的形勢下，這個方面已經難有大進展了。史學若求新變，必須 另覓新途。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以考史、論史見長的史家變得日益醒目了。如 果這些認識無大錯，則我們可以得一結論：在“敘述”歷史與“解釋”歷史之間，存 在著一個很長的過渡階段。這個階段的特徵就是考史、論史。 宋代以後的史學演變非常複雜，遠非這篇小文所能容納，上述想法充其量只是一 個大膽的“猜想”而已。以過分簡化的方式來處理複雜的問題是十分危險的，我之 所以明知故犯，或許只是因為內心深處存在著一種“猜想的衝動”。 -- 歷史如此遙遠卻轉瞬現身眼前 令人措手不及而迷人.. http://www.wretch.cc/blog/htycy 史記.歷史與文化 http://140.111.161.146/historyweb/佛光歷史系 bbs://bbs.hkday.net 香港的另一扇窗 http://tw.myblog.yahoo.com/jw!YaoVfQSaBA6dLGCLGg-- 史家.書緣.世事之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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