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界很廣大，每個人觀察到的範圍有限，而且觀察的位置也會影響其認知。不 同的人注意不同的現象，而如何解釋這些現象，乃至判斷的標準高低，同樣也受 到觀點、視野的約束。如果我們能夠說明自己觀察的立場和範圍，或許更有助於 其他人來評估我們的發言。 我所謂中國中古的文史研究，主要分指文學和史學。但就我所知，有些學者出入 於兩者之間，稱之為文史，應不為過。就我所知，這方面的例子可舉傅璇琮和程 千帆為例，而這兩位學者仍然各有所偏。（南京大學的程千帆先生正是我所謂文 革後培養新一代學者的導師之一）然而，台灣的問題是否應歸之於文史分家？我 個人並不特別傾向於這個看法。難道中國自第三代以降的學者，都是在文史不分 家的訓練中養成的嗎？我並不清楚。我所謂的「傳統學術」，也是指二十世紀初 以來史學前輩所開創的現代史學。然而，熟悉中國現代史學的人也會立即注意 到，不同的宗師、流派和學風在整個史學發展中的影響，不完全相同。因此，我 認同的「現代中國史學」，同樣是有偏向的。至於現代史學和傳統中國史學的關 係，不論後者為清代之學、宋代之學乃至史記、漢書或者中國的史學精神，恐怕 就不是我所能置一詞的問題。 我想一般都會同意，文學和史學有不同的目標，知識的形成過程和性質也不相 同。然而在訓練的階段中，是否可以用大一大二不分系，或如中國人大創辦「國 學院」的方式來解決？也許無妨一試，說不定卓有成效。以我個人來說，確實也 到比較晚才體認到史料與文獻的重要性。然而，在研究的階段中，就所謂「掌握 文獻」的能力，是否可以作進一步的分析？我想以史學而言，各個朝代、各個專 題的文獻史料，要求不同的掌握能力，從而涉及各方面不同的輔助知識。而所謂 「掌握」文獻，閱讀當然是「其中」最基本的一點。然而，各種文字（不論其為 史料或文本）的理解難度，或研究性質所要求的意義密度（甚至「意義」本身的 涵意），乃至在知識形成過程中，動機興趣、思考理路或背景知識的導引，在理 解文字上所扮演的角色先後或輕重等等，恐怕相當複雜，不但因學科而異，因研 究而異，也因人而異。在實務上來說，「掌握文獻」，除了「培養」之外，藉由「學 習」、「模仿」、「推敲」等方式，即便不能速成，但也絕非遙不可及。我之所以作 如是觀，或許也是我隱然接受了「先天不足」式的看法，從而針對自身所處的歷 史階段與位置，對於個人乃至學科知識的性質與形成，提出了一種Fuzzy式的「策 略」。畢竟，無論是學科的發展或個人知識的成長，難免是一條迂迴的路途，必 然有錯誤與修正。而在此討論知識的形成，是因為知識的性質會變遷，現代中國 史學也不是孤立於世界的學問，而「台灣經驗」究竟為何？我們對於知識的價值、 趣味、性質與形成，究竟有沒有孕育出另一套不同的看法？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前文所言多半是針對我認為優秀的研究，至於有缺失的部 分，我都略而不談。因為如果反觀台灣的研究，何嘗沒有問題？那麼，難道我們 要以上駟對中駟，中駟對下駟的方式來安慰自己？而且，課題的大小、篇幅的長 短，只是程度的差別，而就我所知，就算是彼岸中駟的學者也努力有成；有些小 題小作的論文在不斷累積或持續論辨之後，未嘗不能有助於整體知識的前進。或 許我還可以再提供一個經驗，優秀突出的學者，或著大題小作、不值一提的論文， 其實都容易被人注意到。然而，學界並不是由這對立的兩端所組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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