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經與近代中國史學 羅志田 　　近代中國史學界對《山海經》是否可以用為可信的史料一直存在爭議。一般 認為將其運用到古史研究之中是民初"思想解放"的結果，其實此書在晚清學者常 備的《書目答問》之中已屬史部，且已較多為清季學人使用。本文通過考察這一 舊籍在近代中國學統裏的沉浮，探討民國新舊史料觀的錯位、傳統觀念怎樣在" 現代"學術裏通過轉換表現形式而延續、以及與此相關的學術傳統之中斷與更新 等問題。 幾年前，胡厚宣先生在回顧其治學生涯時說，他"受王靜安二重證據法之啟 發教育，用甲骨文結合商史與商代遺跡，來解決甲骨學殷商史上的重要問題"。 其中撰於抗戰時期的《四方風名考證》一文,"舉出《山海經》、《堯典》及其他古 書中有一整套的古史資料，與殷武丁時代的甲骨文字完全相合，這在當時頗引起 一般學術界的注意"。因為"當時據疑古學派看來,《山海經》是偽書，有人說作于 東漢時,《尚書‧堯典》亦後人所作，顧頡剛先生甚至認為作于漢武帝時"。換言之， 一些疑古史家認為後出甚至可能是偽造的史籍，經此文使用地下材料印證,"並非 荒誕不經之作，而確實保留有不少早期史料"，因此頗引起時人注意[注解：胡厚 宣:《我和甲骨文》,《學林春秋》，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274-275頁。]。 不過，疑古和使用傳說材料證古兩者都是民國新史學的核心組成部分；疑古 派的代表顧頡剛本人恰是提倡使用傳說材料最力者，故二者可以說是以顧先生為 代表的古史辨派的兩大基石，幾乎已成為該學派的象徵。但二者的互動卻未必產 生正面的影響，反造成相互衝突甚至對立的詭論性後果，這是很值得思考的。這 個問題將另文專論[注解：有些初步的思考可參閱羅志田《史料的儘量擴充與不 看二十四史--民國新史學的一個詭論現象》,《歷史研究》2000年第4期。]，本 文僅通過考察近代中國學人對《山海經》這一帶爭議的舊籍是否可以(及怎樣)用 為史料的態度轉變，初步探討民國新舊史料觀的錯位、傳統觀念怎樣在"現代" 學術裏通過轉換表現形式而延續、以及與此相關的學術傳統之中斷與更新等問 題；主要是提出問題並勾勒演化路向，不求全面，也無意於徹底"解決"這一問題。 《山海經》在清代學統中的沉浮 如果詳細重建《山海經》在歷代學者認知中形象的演變這一長期歷程，以該 書為一面鏡子來映照不同時代不同學人對其內容究竟是否可信或在多大程度上 可以依據的態度之變化，應能對中國學術史甚至思想史產生不少啟示性的認識 [注解：鍾敬文的《〈山海經〉是一部什麼書》〔《鍾敬文民間文學論集》(下)，上 海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329-341頁〕從不同的角度列舉了不少歷代論及《山 海經》的材料。]。這當然已溢出本文的範圍，但簡單回溯一下這一歷程卻對我 們瞭解近代中國學人究竟是在怎樣的學術語境下處理《山海經》有所助益。 呂子方先生曾撰有十餘萬字的《讀〈山海經〉雜記》，他注意到，從漢代起 歷代詩賦多引《山海經》中事以為典故，說明該書很早就被廣泛閱讀[注解：呂 子方:《讀〈山海經〉雜記》，收其《中國科學技術史論文集》(下)，四川人民出 版社1984年版，第1、174頁。]不過詩賦多屬後來"文苑"的範圍，儒林之中對 《山海經》就未必那麼看重了。司馬遷寫《史記》時已面臨《山海經》的處理問 題，他以為:"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 余不敢言之也。"【注解：《史記‧大宛列傳》，中華書局1982年標點本，第3179 頁(標點稍有更動)。】在《漢書‧藝文志》裏,《山海經》列"數術"類"形法"家，與 司馬遷的認知尚接近(然不同)。此後該書在古代中國目錄學裏所屬類別有數次轉 換,《孔子家語‧執轡篇》有"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 一語，呂子方先生據此指出,"在《家語》成書時人們已承認《山海經》是一部地 理書了"[注解：呂子方:《讀〈山海經〉雜記》，第5頁。]。後來的《隋書‧經籍志》 裏《山海經》列史部地理類，此後各代官私目錄多隨之。到清人編《四庫全書》， 則說其"侈談神怪，百無一真，是直小說之祖耳。入之史部，未為允也"；遂改列 子部小說家類。然而晚清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又特創一個子目"古史"來容納像 《山海經》和《穆天子傳》等引起前人或後人懷疑的書籍(詳後)。 總體地說,《山海經》在相當長的時間裏被人看做與史相關的舊籍，且一般 並不懷疑其為"先秦古書"[注解：馬端臨：《文獻通考》將《山海經》置於《經籍 考‧史考》中"地理"書之首，依司馬遷意，承認其為"先秦古書"(《文獻通考》卷 204)。]。但對於司馬遷不敢言的"怪、物"內容，歷代學者也多有不同看法和詮釋。 撰《通典》的唐人杜佑認為:"《禹本紀》、《山海經》不知何代之書，恢怪不經。 夫子刪詩書後，尚奇者先有其書。如詭誕之言，必後人所加也。"宋人胡應麟則 以為該書是"戰國好奇之士取《穆王傳》，雜錄《莊》、《列》、《離騷》、《周書》、《晉 乘》以成者"[注解：均轉引自呂子方《讀〈山海經〉雜記》，第2頁。]。 朱熹注意到，古今說《楚辭‧天問》者，皆本《山海經》和《淮南子》二書," 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書本皆緣解《天問》而作"。他"常疑《山海經》與此書(按 指《天問》)出入處，皆並緣此書而作。近說者反謂此書為出於彼而引彼為說， 誤矣。若《淮南子》明是此書訓傳亡疑"[注解：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上海 古籍書店1987年標點本，第238頁(卷8)；朱熹:《題屈原〈天問〉後》,《朱熹 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標點本，第7冊(卷82)，第4251頁。本條材料承 劉複生先生提示，謹此致謝。]從朱熹的話中可以看出，當時的宋人也有主張《天 問》出於《山海經》的見解，此意清儒吳任臣得之，他認為"周秦諸子，惟屈原 最熟讀此經",《天問》中許多名物"皆原本斯經。校勘家以《山海經》為秦漢人所 作，即此可辨"[注解：轉引自呂子方《讀〈山海經〉雜記》，第5頁。]。 乾嘉時代是考據大興之時，有"校勘家以《山海經》為秦漢人所作"的見解自 屬正常。但乾嘉時的清代漢學又向以"正統"觀念著稱，且《山海經》正是在這一 時代所編的《四庫全書》中被從史部地理類革出而歸入子部小說類。此時"校勘 家"的視野已及《山海經》，提示著一種學術多元化的傾向，應為治學術史者所關 注。 實際上，乾嘉學者的眼光過去或有被誤讀的可能，至少乾嘉學風並不像過去 認知的那樣一統化；那時《山海經》這種"昔人所鄙夷而不屑道者"其實已被一些 人"居之以為奇貨"，甚至可以傲世。最受民國辨偽者尊重的崔述當時觀察到，乾 嘉時已有"一二才智之士務搜攬新異，無論雜家小說、近世贗書，凡昔人所鄙夷 而不屑道者，咸居之以為奇貨，以傲當世不讀書之人。曰吾誦得《陰符》、《山海 經》矣；曰吾誦得《呂氏春秋》、《韓詩外傳》矣；曰吾誦得《六韜》、《三略》、《說 苑》、《新序》矣；曰吾誦得《管》、《晏》、《申》、《韓》、《莊》、《列》、《淮南》、《鶡 冠》矣。公然自詫於人，人亦公然詫之以為淵博；若《六經》為藜藿，而此書為 熊掌雉膏者然，良可慨也！"[注解：崔述:《崔東壁遺書‧考信錄提要‧釋例》，上海 古籍出版社1983年標點本，第7頁。]] 透過崔述的眼睛，我們看見的是一片泛讀雜書和異端書的情景。關鍵在於這 些人可以"公然自詫於人，人亦公然詫之以為淵博"，則世風似還傾向於他們一 邊。這其實也是乾嘉治學風格的自然延伸。蒙文通先生注意到,"清人好以類書為 學，自矜淹博，而好醜詆宋人"[注解：蒙文通:《巴蜀史的問題》,《四川大學學 報》1959年第5期。其實民初治考據有成的學人亦多承續此讀類書的風習，惟 不一定正面提倡之；同時民國許多趨新學者也多暗引清儒考據成就而不稱，這倒 不是故意剽竊，而是因趨新之勢太盛，多稱引清儒便有自居"學術不正確 "(academic incorrect，此套用今日美國"政治正確"之義)的嫌疑。]。本來"一事不 知，儒者之恥"是中國長期流傳的古訓，讀書尚博的風氣也不始於清代，但清代 考據大興顯然增強了崇尚淹博的學術風氣。在此世風之下，只有多讀類書才能較 迅速地淹博起來。由於類書中較容易識別的材料很快便被人使用或輯出(關注類 書、從中鉤輯古書之風氣似從晚明已開始)，這一風氣發展下去便是讀正統士人 過去不怎麼讀的雜書、集部書和原處異端之書。因此，在漢學正統觀念籠罩士林 的同時，也出現了廣讀群書的趨向。與崔述大約同時而為《山海經》作注的名家 就有前引的吳任臣和畢沅、郝懿行等人，可為崔氏所觀現象之旁證。 實際上，崔述自述他"幼時喜涉覽,《山經》、《地志》、權謀、術數之書常雜 陳於幾前。既泛覽無所歸，又性善忘，過時即都不復省憶。近三十歲始漸自悔， 專求之於《六經》，不敢他有所及"[注解：崔述:《崔東壁遺書‧無聞集‧與董公常書》， 第705頁。]。所以他後來一再反對讀雜書，說不定也是"自悔"的一個表現。崔 述的父親教子讀書不重時文,"自解語後即教以日數官名之屬，授書後即教以歷代 傳國之次、郡縣山川之名"[注解：崔述:《崔東壁遺書‧考信附錄‧先君教述讀書法》， 第470頁。]。不知他讀《山經》、《地志》等地理書的興趣是否便是因此而起?若 是，則崔家仍視《山經》為地理書而不是"小說"。無論如何，在崔述少年時已出 現泛讀雜書的風氣了。 成年後崔述的觀念已相當正統，他認為《山海經》"書中所載，其事荒唐無 稽，其文淺弱不振，蓋搜輯諸子小說之言以成書者。其尤顯然可見者，長沙、零 陵、桂陽、諸暨等郡縣名，皆秦漢以後始有之，其為漢人所撰明甚。甚矣學者之 好奇而不察真偽也！故悉不采。"[注解：崔述:《崔東壁遺書‧夏考信錄》，第110 頁。]其實關於這些郡縣名稱，顏之推早已指出是"由後人所羼，非本文也"，但 他並不據此否定此書為"禹、益所記"[注解：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上海古籍 出版社1980年版，第438頁。]。應該說，就算是漢人所著書，其論及夏代的內 容雖然晚出，也未必不可慎采，但這是史學方法的問題，此不贅；值得注意的是 崔述對當時"學者之好奇而不察真偽"這一現象的感歎。 一般認為郝懿行的《山海經箋疏》是清代最好的注本，郝氏的見解與吳任臣 相類，他雖同意流傳的刻本有一些後人羼入之內容，但明確指出此書"尋山脈川， 周覽無垠。中述變怪，俾民不眩。美哉禹功，明德遠矣。自非神聖，孰能修之。 而後之讀者，類以《夷堅》所志，方諸《齊諧》，不亦悲乎！"[注解：郝懿行:《山 海經箋疏敘》，錄在袁珂《山海經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84頁。] 以"述變怪"來使"民不眩"，意本《左傳》夏禹鑄鼎事[注解：《左傳》宣公三年:" 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澤山 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 第1868頁。]，而與《山海經》聯繫起來，是相當有想像力的詮釋，但言外之義 是書中所述的變怪可能未必實有。綜觀吳、崔、郝等人從不同角度指責其對立面 的言詞，乾嘉時代學者對《山海經》的看法是兩歧的。 光緒元年(1875)張之洞主持編纂的《書目答問》體現了晚清學術風氣的轉 移，該書本是"縮編"《四庫全書提要》以利學子，但實際上不僅所收書籍和版本 大半已出四庫範圍，且在書籍分類體系上也已有所變革。如史部中就新創了一個 子目"古史"，其理由是"古無史例，故周秦傳記體例與經、子、史相出入；散歸 史部，派別過繁；今彙聚一所，為古史"。而《山海經》與《逸周書》等有爭議 的書籍一起列入了這一子目，重新回到史部的範圍。值得注意的是張之洞在該書 《略例》中說:"凡無用者、空疏者、偏僻者、淆雜者不錄"；而史部所選書則是" 義例雅飭、考證詳核者"[注解：《張文襄公全集》(4)，中國書店1990年影印本， 第652、626頁(卷206)。]。在這樣的選擇標準下納入《山海經》，其寓意又別有 不同。 這其實反映了張之洞及其一些同時代人的學術見解，在與《書目答問》同時 頒下的《軒語》中，張之洞特別提倡"宜多讀古書"。他認為"秦以上書，一字千 金；由漢至隋，往往見寶。與其過也，無亦存之"，蓋"皆有考證經義之用"也。 有這樣的見解，在張氏錄出給學生讀的"先秦以上傳記(子、史及解經之書，古人 通名傳記)真出古人手者"中，即包括《山海經》、《逸周書》、《竹書紀年》和《穆 天子傳》等。他並注明，後"三書雖有假託，皆秦以前人所為"；可知在張之洞 心目中,《山海經》的可靠尚在後三書之上。特別能體現學術的時代變遷的，是 張氏將清人輯錄的《七經緯》也包括在"三代古傳記"範圍之內，並特別說明:"緯 與讖異，乃三代儒者說經遺文。瑕不掩瑜，勿耳食而議之"[注解：《張文襄公全 集》(4)，第607頁(卷204)。]。這裏"耳食"所針對的，大約即是崔述一類學者的 見解。 綜觀《書目答問》和《軒語》所列各書，並與前引崔述抱怨時人所讀的不經 之書比較，除《三略》明確被指為偽書不錄和《陰符》不收外，其餘崔述不欲人 讀之書悉數出現在張之洞希望學生閱讀的書目之中。或曰：張之洞是專開書目， 與崔述僅僅一段抱怨之語範圍相去太遠，似不具可比性。但如果注意張氏所開列 的是精簡的選目，而且是給學識不甚豐富的學生所開的入門書目，卻恰好囊括絕 大多數崔述所反對閱讀者，仍可看出學術認知的時代變遷已相當顯著。但也應注 意的是，崔述所反對的正是其許多同時代人所讀之書，則這一學風的演變又是淵 源有自，即乾嘉時或仍是潛流(至少過去較少為學者注意)的廣讀雜書的傾向到光 緒年間已蔚為大潮了[注解：遍讀雜書的周氏兄弟(魯迅、周作人)和專讀集部書的 錢氏父子(錢基博、錢鍾書)都是這一風氣的後期代表。不過這一風氣似尚未充分 影響到科舉考試和相對"邊遠"(指學術距離)的鄉村，在安徽績溪的村莊裏受學成 長的胡適即不甚瞭解這一風氣以及正統與異端的區別，他曾對魯迅居然未能進學 成為秀才頗感不解。近年更有以為魯迅的"國學"水準還在多數同時代人之上的言 說，大約也是與胡適一樣的"村野"見識。當然，清季時正統與異端已相當混淆， 一般認為最具正統意識的章太炎著有《管子餘義》，郭沫若便發現其"好引圖讖之 說，甚可異"(《管子集校‧敘錄》,《郭沫若全集‧歷史編》(5),人民出版社1984年 版，第30頁)。可知當時傳統學術已相當多元化，不過讀雜書而得秀才仍極少見， 而視之為"國學"正宗恐怕也還太超越於時代了。]。 到戊戌維新時期梁啟超任教于湖南時務學堂時，有學生就《山海經》中人面 獸身事提問，梁的批答是"漢世武梁祠堂所畫古帝王，多人首蛇身、人面獸身； 蓋古來相傳，實有證據也。《山海經》言，絕非荒謬"[注解：原文出自《湖南時 務學堂學生日記類抄》，轉引自鍾敬文《晚清改良派學者的民間文學見解》，收尹 達等主編《紀念顧頡剛學術論文集》，巴蜀書社1990年版，第876頁。]。按朱 熹早已認為《山海經》中"說禽獸之形，往往是記錄漢家宮室中所畫者"[注解：《朱 子諸子語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四庫)本，第762頁(卷138)。梁此見 無甚新意；但他認為"《山海經》言，絕非荒謬"的斷語，卻代表了當時相當一部 分人的認知。 幾年後劉師培在《國粹學報》上正式撰《〈山海經〉不可疑》一文，據"西人 地質學謂動植庶品遞有變遷"的新知識，再引漢武梁祠所畫證明"《山海經》所言 皆有確據，即西人動物演為人類之說也"。他接受"地球之初，為草木禽獸之世界 "的觀念，視"西國古書多禁人獸相交，而中國古書亦多言人禽之界"的現象為"上 古之時人類去物未遠"的明證；則"《山海經》成書之時，人類及動物之爭仍未盡 泯，此書中所由多記奇禽怪獸也"。既如此，此書所言自不可疑[注解：文收《劉 申叔遺書》，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第1950頁。就史學方法而言，值 得注意的是劉師培提出:後人對所不及見之事物,"謂之不知可也，謂之妄誕不可 也"。這正是後來的趨新疑古派與舊派正統學者相近之處，兩者皆視其未見之古 事物為不存在，所異者一以為"偽造"，而一以為"妄誕"也。]。 清季學人在20世紀初年曾經非常關注中國人種的起源問題，鍾敬文先生注 意到,"當時中國學者在對人種起源問題的論證上，都利用了《山海經》、《穆天子 傳》及其他許多古文獻上的神話、傳說資料"。如蔣觀雲於1903-1904年間的《新 民叢報》上連載《中國人種考》，即其一例。蔣氏以為:"《山海經》者，中國所 傳之古書，真贗糅雜，未可據為典要。顧其言有可釋以今義者。如雲長股之民、 長臂之民，殆指一種類人之猿"；只要不"專泥於人類以相求，則亦可稍無疑於其 言之怪誕矣"[注解：參見鍾敬文《晚清改良派學者的民間文學見解》，第854、876 頁。]。這樣的見解與後之視《山海經》內容為"神話"還不同，已經將其目為表 現方式特殊的"實錄"了。 　　稍後劉師培著《中國歷史教科書》(1906-1907年出版)，開篇即引《山海經》； 他於1909年完成的《穆天子傳補釋》，更屢引《山海經》以為證，其中證明該書 "非後人贗造"的證據之一即是其所載"地名符於《山海經》"，則後者之可據自不 待言(注意這裏說的是地名而非怪物一類)。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劉自稱"幼治此書 "[注解：《劉申叔遺書》，第2178、1171-1177頁，引文在第1171頁。]，按《穆 天子傳》為一般正統士人視為後出偽書而不提倡讀，劉家又是屬於經古文學的世 家，這樣的讀書人在很年輕時已在研治此書(劉師培生於1884年，說此語時不過 25歲，則其口中的"幼年"當然還應更早許多年)，亦可見清季學風轉變之一斑。 　　劉師培、蔣觀雲等當時尚屬年輕學者，年輩更高的王先謙在20世紀初年所 撰的《外國通鑒序》中也說到他讀《山海經》，甚感"上古之世無大國，水船山 中見聞荒忽"【注解：王先謙:《外國通鑒序》,《虛受堂文集》卷6，1932年葵園 四種版，第49頁】。王氏雖稟湘學駁雜之風，大體仍屬治學"老成"一流，可知光 緒年間《山海經》已為相對正統的學者所閱。如果說《山海經》到清朝末年已較 廣泛地為學人所閱讀並用於著述之中，應該不算過分。 民國學者對《山海經》的不同認知 這樣看來，民國學者在研究中使用《山海經》一類書籍原不需特別的"思想 解放"。既存研究一般似不認為光緒初年出現了多大的思想解放和學術觀念的突 破,《山海經》等材料早已納入史籍要目並被學者廣泛閱讀提示著新文化運動對 民國史學或史料擴充傾向在解放思想方面的影響還可進一步探討。另一方面，從 下文可以看到，民國前二三十年對《山海經》持懷疑態度甚至反對用之于證史者 新舊皆有，且絕非少數人，所以胡厚宣先生才感到他證明了《山海經》"並非荒 誕不經之作，而確實保留有不少早期史料"能特別引起時人注意。這是怎麼一回 事呢? 前引胡先生所述是晚年的回憶，有些內容不一定特別精確[注解：也許是因 為辨偽風氣的影響，有學者常因在回憶錄中"發現"不精確的內容而質疑其可靠 性，我則以為有不精確內容最能證明這一回憶錄真正"可靠"。因為回憶錄的價值 正在其為當事人之記憶，若事事精准，則"回憶"時必已參考文獻，在一定程度上 已成"研究"，至少記憶已被修改，反不能得"回憶"之真相，因而大大降低其史料 價值。至於有意造偽者，更會努力彌縫，以增強說服力；除非造偽者能力太低， 否則造出的回憶錄往往比真品更少漏洞。]。《堯典》的確是顧頡剛疑為漢代作品 的，而《山海經》就稍不同：影響胡先生的王國維本人在其"二重證據法"的示範 中已先使用了《山海經》來考證殷王世系。王氏本主張"傳說之中亦往往有史實 為之素地"，故他認為:"雖謬悠緣飾之書如《山海經》、《楚辭‧天問》，成於後世之 書如《晏子春秋》、《墨子》、《呂氏春秋》，晚出之書如《竹書紀年》，其所言古事 亦有一部份之確實性；然則經典所記上古之事，今日雖有未得二重證明者，固未 可以完全抹殺也"[注解：王國維:《古文新證》，收入《古史新證》，清華大學出版 社1994年影印本，第52-53頁。]。王國維是一個在學術方面開新而在文化理想 和人生觀方面相當認同于傳統(也可以說是守舊)的人[注解：其實不僅王國維，像 陳寅恪、湯用彤等為新派或被新派所欣賞的史家，在文化理想上也是以傳統派自 居的。參見王汎森《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收入羅志田主編《二十世紀的 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他能使用這些書， 應該與同光以來的晚清學風有關，很可能也與他同《書目答問》的實際作者繆荃 蓀的學術交往相關。 同樣,《山海經》是一般不視為新派的蒙文通先生(其實他的思想和治學方法 都可以說是新而不舊)論證中國上古區域文化的主要依據之一[注解：參見《蒙文 通文集》第1-3卷，巴蜀書社1987、1993、1995年版。]。這可能和清季蜀學的 傳統有關，蒙先生的老師廖平即對朱熹和吳任臣說過的《楚辭》與《山海經》的 關係深有體會，他不僅主張"《楚辭》稱述，全出《山海》、《詩》、《易》之博士 學"(《治學大綱》)；且根本認為"因《楚辭》專引《山經》，而《山經》亦因之大 顯"(《經學四變記》)[注解：兩說皆引在聞一多《廖季平論離騷》,《聞一多全集》 (5)，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1頁。]。另一位四川史家呂子方不知是否 讀到廖平此見，但他顯然同意廖平的說法，並有細緻的考證[注解：呂子方:《讀 〈山海經〉雜記》，第4、81-94、102-115頁。]。蒙先生注意到,"自清世考古之 學大盛",《山海經》"逐漸受到一些學者的注意，而進行了一些整理工作。但清人 的工作也只限於疏通文字、辨析異同，缺乏深入探討。後來的古史學，也只不過 是根據其需要而片段地徵引"。他主張從史學的角度對《山海經》"進行深入、全 面和系統的分析與考察"，將其"提到古史研究的適當的地位上"[注解：蒙文通: 《略論〈山海經〉的寫作時代及其產生地域》，收《古學甄微》(《蒙文通文集》 第1卷)，第35頁。]。 　　從司馬遷起，讀書人對《山海經》的疑慮皆在其所述的怪、物太離奇，故大 多以其為謬悠難信，但是遊學歐洲多年的民國新史家傅斯年則與王國維和蒙文通 一樣認為這一舊籍之中有許多寶貴的材料。與王、蒙不同的是，傅斯年更加有意 識地提出古代非正統史料的價值，他強調：經過儒家"倫理化"的史料不能全信。 譬如以殷代歷史而言,《史記‧殷本紀》的記載有不少錯誤，而《左傳》、《國語》 的記載又過度倫理化，它們的史料價值都低於像《山海經》和《楚辭‧天問》這 樣帶有神秘色彩的古籍[注解：傅斯年遺稿《中國上古史與考古學》，藏臺北中研 院史語所"傅斯年檔案"，引在王汎森《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本段所述全 本王先生文。]。 　　傅斯年的觀念裏隱含民國新史家的一個共識，即中國上古本非什麼"黃金時 代"。後者正是歷代學者難以接受《山海經》的觀念基礎，凡欲證明該書可信可 用者皆不能不就此給出一個能使人接受的解釋，所以郝懿行才會得出以"述變怪" 來使"民不眩"這樣一種極富想像力的詮釋。但對於有進化論特別是社會進化觀為 思想武器的近代學人來說，這個問題本來是很容易解決的。明代朱長春注《管子》 時即說:"《山經》簡而穆，志怪於恒，上古之文也"。呂子方先生已注意及此，他 進而主張:《山海經》中"後人所增添的是比較系統、完整，比較緻密、文雅的東 西。而書中那些比較粗陋艱懂和閎誕奇怪的東西，正是保留下來的原始社會的記 錄，正是精華所在，並非後人竄入"[注解：呂子方:《讀〈山海經〉雜記》，第3-4 頁。]。 　　其實，在一些道光、咸豐年間及其後興起的學問中，正統觀念本來不甚強， 如在以關注"西北"為表徵的歷史地理學內,《山海經》就不那麼受輕視；而前述清 季興起的關於中國人種來源的考辨，實際已牽涉今日所謂的神話領域或傳說領 域，在這裏《山海經》也早就被更認真地看待。這兩個方面恰是疑古派的代表顧 頡剛先生所關注和涉入者，他本人也最提倡使用傳說材料。所以顧先生的後繼者 楊寬於抗戰初期作《中國上古史導論》，頗有集古史研究之大成的動機(成功與否 又當別論)，即將《山海經》用為最主要的材料之一；他自述其"論古史神話"之 取向便是"多據諸子及《楚辭》、《山海經》諸書以為說"。這一做法得到楊師呂思 勉的認可，並鼓勵其"推而搜之於《神異經》、《博物志》等書，以窮其流變"(同 樣可以注意的是呂思勉也非一般認為很"新"的史家)[注解：楊寬:《上呂師誠之 書》，1940年2月15日,《古史辨》(七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下引 各冊同)，第381頁。] 　　這樣的治史傾向與前已大不相同，時代風氣的轉變是非常明顯的。不過，對 《山海經》等持懷疑態度的學者仍不少見，且不少懷疑這些文獻的人都持一種看 似更"嚴格"的"科學"史學觀。考慮到前述清代學風的演變，特別是多元化傾向的 逐漸增強，這些看似更"科學"的史家在相當程度上恐怕受乾嘉正統觀念的影響更 深，甚至可能成為其僵化的餘緒而不自覺。 　　究竟什麼樣的資料才應當或可以使用是20世紀史家長期爭論的問題，民初 對學術研究在"眼光"上的"突破"其實新舊俱有，即使在北大之內新舊人物的學術 觀念也有著明顯的錯位。傅斯年的北大同學毛子水當然是名副其實的新派，他在 1919年討論用科學方法來"研究國故"時就說:"現在有些人用明堂比傅議會，根據 《山海經》來講學術史，說《太極圖》是夏鼎上的東西--這等的論斷，我覺得很 不妥當"。可知身為新派的毛子水基本繼承了過去讀書人視《山海經》為不可信 之"異端"的觀念；他還把用《洪範》的材料作哲學史和用緯書的內容作孔子傳視 為"比用三代鼎彝的款識來說三代的文字更不可靠"[注解：毛子水:《國故和科學 的精神》,《新潮》第1卷第5號(1919年5月1日)，上海書店1986年影印本， 第737-738、739-740頁。]，又可知他那時也傾向于章太炎的觀點，對使用金文 持懷疑態度。從這兩點看，毛對當時史料觀上的"新突破"多不能接受。 　　不過毛子水與章太炎不同的是他手中握有更強大的武器--"科學"，故可以明 指使用金文和《山海經》是與"科學的精神"對立的。有意思的是，傅斯年能肯定 《山海經》也借助的是同樣的武器。他說:《山海經》和《楚辭‧天問》這類材料 以前都是死的,"如無殷墟文字的出土和海甯王〔國維〕君之發明，則敢去用這些 材料的，是沒有清楚頭腦的人。然而一經安陽之出土、王君之考釋"，這些相關 的材料"登時變活了"[注解：傅斯年:《"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傅斯年全集》 第3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225頁。]。雖然這一頭腦是否清楚的 劃分有明確的時間斷限，其言外之意，似乎是取決於新文化人特別強調的"科學 方法"。大致也就是王國維所說的經過地下材料證明的紙上材料才可用之意。 　　可知當時"科學方法"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影響和作用，它既可用來突破過去 的正統史料觀念而開拓新範圍，也可復興乾嘉正統意識，進一步支持《山海經》 等是"謬悠怪誕"的不經之書的觀念。同時，這裏也可見清代"漢宋之爭"的復活， 雖然在表述形式上已基本改頭換面：許多傾向于義理的"舊派"都強烈抨擊前清的 乾嘉考據進入民國後反借"科學"而復興，結果導致民國學術破碎支離，這正是道 鹹以降的"新宋學"攻擊乾嘉"漢學"的口頭禪；更有意思的是這些人多明顯具有以 民國之人反對"前清思想"的言外之義，所以他們在社會身份認同上其實又不"舊" 而"新"[注解：這個問題我擬另文專論，相關的論述可以參見羅志田《史料的儘 量擴充與不看二十四史--民國新史學的一個詭論現象》；王汎森：《民國的新史學 及其批評者》。 　　而"科學"派的學者立場也非常鮮明，正式提出"中國古史重建"口號的韓亦琦 到1942年仍認為，因清儒的考據，一般認知中的上古史料可靠的已很少。像汲 塚書、《竹書紀年》、《山海經》等"可靠的成分更是少了"。他特別指出:"我們切不 可以為王國維利用《山海經》證實了甲骨記載中殷先王亥，便認為《山海經》完 全可靠"。與毛子水一樣，他對金文也持保留態度:"雖然金文也能當做史料，但未 經科學的發掘和嚴格考訂整理，用時危險極多；即使考訂正確，為數也有限"[注 解：韓亦琦:《中國上古史之重建》,《斯文》第2卷第23、24期合刊(1942年12 月1日)，第10-11頁。]。 　　這正是與胡厚宣先生撰寫《四方風名考證》差不多同時的言論，則前引胡先 生的回憶雖有不精准處，其所述的學界反應卻可以說大致符合實際。楊樹達先生 後來序胡先生文集，便指出當年王國維文出,"舉世莫不驚其創獲。及君此文出， 學者又莫不驚歎，謂君能繼王君之業"[注解：楊先生語引在胡厚宣《我和甲骨 文》，第275頁。]。學界的兩次"驚歎"說明，近年被學術史稱述甚多的"二重證據 法"對學術的實際影響恐怕沒有我們認知中那麼大[注解：參見羅志田《"新宋學" 與民初考據史學》,《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在一般學人印象中，記載 傳說材料的《山海經》等書正是疑古傾向的對立面，也確實受其影響而使人不敢 隨便使用[注解：徐炳昶注意到，直到20世紀50年代，治古史的人對傳說資料 仍是左支右吾，不敢放手使用；其主要原因即受疑古風氣影響,"從根本上疑惑這 些資料的可用與否"。參見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增訂本)，文物出版社 1985年重印1961年版，第26-27頁。]。王國維雖然先已使用了《山海經》，但 在疑古風氣極盛的時代，似尚不足以祛除主張"科學"治史的疑古學者對《山海經》 一類文獻的疑惑。正是在這樣的學術語境下，胡先生此文因進一步以"地下材料" 證明了舊文獻的可用，對疑古風氣打擊較大，故能再次使人"驚歎"。 那時仍在懷疑《山海經》的韓亦琦認為古史的重建只能寄希望於"科學的考 古發掘。這門學問若能發達，新材料不僅可以大量尋找出來，使古史之重建極為 可能，而且這些材料將愈積愈多,使後人知道古代史更詳細、更悠遠、更確切"， 因為他們"可以利用顛撲不破的古代實物重建古史"[注解：韓亦琦:《中國上古史 之重建》,《斯文》第2卷第23、24期合刊(1942年12月1日)，第10-11頁。]。 這也是稍早許多人的期望，但到韓氏寫此文時，因出土史料的有限及使用困難而 導致不少學者對考古的期望降低。 　　大量使用《山海經》的楊寬先生就對考古出土史料的效果存疑，並從幾乎完 全相反的角度質疑王國維的研究。他說:"當前古史之研究，最大之難題，為殷墟 卜辭之學猶未能建立成一體系；其章句訓詁固在在成問題，其所識之字，亦多以 意為之，未能堅人之信也"。王國維曾將一甲骨文字"初釋為，謂即帝俊；即而因 證帝俊之即帝嚳，乃又改釋為夔，謂與嚳音同，又與相近。究何所見而雲然耶? 王氏為學尚稱審慎，其末流乃舉古史上之問題，一一以卜辭穿鑿附會之。地下之 新史料誠較紙上之舊史料為可貴，實物之史料誠較傳說之史料為可信，但考釋必 須觀其會通，然後能增高新史料之價值。若任情附會穿鑿，其與偽造新史料，相 去僅一間耳。"[注解：楊寬:《上呂師誠之書》，1940年2月15日,《古史辨》(七 下)，第381頁。] 　　以今日的後見之明看，考古史料與傳說史料並不存在根本的衝突，學者完全 可以兼而用之(顧頡剛本人早年正提倡兼用，他特別強調新學術應注重實物、依 靠實物；但其後來實際走在基本使用文籍而非實物的方向上，也可能影響到其追 隨者)。然當時人似乎多感到有必要為自己採用的方法正名同時又反對其他方法 的必要，這大概與那時的世風相關，也可能與清代"漢宋之爭"在民國以不同形式 "復興"相關，這方面的探討只能俟諸另文了。 餘論：學術傳統的中斷與更新 　　本在《書目答問》"古史"類中的《山海經》竟然被許多民國學人視為異端這 一現象充分提示出近代中國學術傳統的中斷(不是全斷)，而傳統中斷後的一個常 態便是"假作真時真亦假"(當然絕非有意識地制假)：過去常見的事物可能變為(實 際是被認為)稀見，過去極平常的事(如閱讀和使用《山海經》)反而成為帶突破性 的舉動，而本來人皆可為之事也竟成為"思想解放"的對象了。《山海經》並非惟 一受此"殊遇"者，前引反對讀《山海經》的崔述在民國時就曾有相似的命運，這 一在光緒初年其實可以說廣為讀書人所知的人物到民初竟然被從"百年埋沒"中" 重新發現"出來，成為新文化人從邊緣改寫近代中國學術史的一個重要立足點(這 裏針對的不是新文化人對崔氏學術成就的重新評估，而是他們將崔述視為清代學 統中的邊緣人物這一點)。 　　其實崔述的學術命運並不像胡適等人當年所說的那樣悲慘，他所著的《考信 錄》早就出現在當年學者幾乎人手一本的《書目答問》的經部之上[注解：路新 生已注意及此，他據此認為"《考信錄》不僅在當時曾經流傳，且具有較大影響"。 路新生：《崔述與顧頡剛》,《歷史研究》1993年第4期，第75頁。]，他本人的 姓名也包括在該書所附的"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的"漢宋兼采經學家"之中，後者 尤其表明學界對崔述成就的充分認可。大概新文化人受嚴復將故書束諸高閣這一 主張的影響太甚，根本不看張之洞這樣落伍人士的書，所以才以為崔述一直不為 人所知，需要他們來"重新發現"。胡適甚至以為是日本人於1903-1904年間標點 刊印《崔東壁遺書》,"中國人方才漸漸知道有崔述這個人"[注解：胡適:《科學的 古史家崔述》，收《崔東壁遺書》，第952、953頁。日本人使崔述之學得以傳承 的說法大約由劉師培開其端，不過劉只說崔書"不顯"，遠不如胡適說得那麼絕 對。關於崔述及其學術在中國學統中的命運我另有小文專考，此不贅。]。 　　那正是胡適"暴得大名"之後大力提倡整理國故之時，他關於崔述"這樣一個 偉大的學者"、崔著"這樣一部偉大的著作"在中國"竟被時代埋沒了一百年"這個說 法影響了許多當時和後來不看《書目答問》之人；且其影響很快又擴展到國外， 最早認識到《古史辨》之革命性學術意義的美國漢學家恒慕義(Arthur W. Hummel) 注意到，美國國會圖書館其實早就購存了刻于道光二年(1822)的《崔東壁遺書》， 但他仍然接受了胡適的看法，認為崔述的著作被中國學人忽視達百年之久,"即使 像梁啟超那樣目光銳利而深刻的學者也未曾注意及此"(在那時許多中國學人眼 中梁啟超恐不以此見長)，直到1921年才被胡適"重新發現"?　Arthur W. Hummel,"What Chinese Historians Are Doing in Their Own History,"原刊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收入《古史辨》(二)，第442頁。 　　恒慕義這位年輕的異國漢學家(指撰文時)不知有《書目答問》當然不足為 怪，尤其美國漢學在當時西方漢學界尚不足道；但胡適無意中創作的這一迷思 (myth)並不僅僅"迷惑"了一位美國漢學家，約半個世紀後，施奈德(Laurence A. Schneider)撰寫了一本頗具分量的《顧頡剛學傳》，仍認為崔述是所有顧頡剛重新 表彰的學者中"最不為人所知"的一位(none had been more obscure than Ts凟ui Shu)[注解：Laurence A. 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凟s New History: 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 93.]。法國漢學家桀溺(TeanPierre Dieny)幾年前還說， 崔述的《考信錄》在"19世紀的多次重梓幾乎無人注意，直到20世紀，那珂通 世、胡適、顧頡剛在崔述身上發現科學的史學的先驅，他才聲名大著"[注解：桀 溺:《崔述的立志歲月》,《法國漢學》第1輯，清華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 131頁。不知這裏是否有誤譯，因為一部"幾乎無人注意"的書何以會"多次重梓"， 稍令人費解。如果沒有誤譯，這當然又是一個受胡適影響的漢學家。]。今日海 峽兩岸不少學者也還在不同程度地重複胡適創作出的崔述被國人長期"埋沒"的 舊話。胡適當年以為，崔述"竟被時代埋沒了一百年，究竟不能不算是中國學術 界的奇恥"。而他創作出的迷思竟然又"迷惑"了中西學界近80年，我們現在讀胡 適此語，究竟也不能不有些自感慚愧。 　　恒慕義將崔述的被"埋沒"視做近代中國因"中西痛苦的接觸所產生的忽視中 國之精神錯亂的最佳例證"，自屬別有體會。他自己所見美國國會圖書館購書的 事實和胡適關於日本人幫助中國人"發現"崔述的言說確實都提示著"忽視中國" 的竟然是中國人自己，而外國人反不那麼忽視中國，應能支持他的看法。在民初 的中國，一些外國人提倡保存中國傳統"美好"的一面而中國人在尊西趨新的同時 拼命反傳統的確是當時的常見現象〔注解：參見羅志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 思想、社會與學術》，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頁。]。恒慕義之所見 雖然是建立在迷思的基礎之上，因而並非歷史"真相"，倒也居然與當時中國真相 的外部輪廓大致相符。 中國人自己"忽視中國"的現象，特別是胡適創作的迷思竟然能長期影響中國 學界這一事實再次體現了近代中國學術傳統的中斷和國人歷史記憶的無意識改 變，這一過程大致就完成於20世紀初期辛亥革命前後的一二十年間。《書目答問》 從多數學者書架上消失(或被置於頂端、角落)最早不過是在辛亥革命前夕，而胡 適因"暴得大名"而獲得廣泛的學術影響最晚不過辛亥革命後十年；一部目錄書的 束諸高閣和一位學術領袖未經深入研究的言論可以對幾代學人的歷史記憶產生 如此大的影響，足可以引起我們的深思[注解：這當然主要是受胡適等人影響的 趨新主流學界的情形，薑亮夫在20世紀20年代就讀于成都高等師範學校，上第 一堂課時老師林山腴（思進）就吩咐每人買一部《書目答問》，林先生以為這是 為學生治學"指路"（參見薑亮夫《憶成都高師》,《學術集林》第2卷，上海遠東 出版社1994年版，第271頁）。學統未斷很可能是從廖平到蒙文通、呂子方這些 四川學者更加看重《山海經》而不以為不妥的一個潛在原因。同時,《書目答問》 以前是作為"門徑書"而非工具書的，前者要認真讀，後者僅是"備查"而已。許多 民國新派學者其實也還不時提到《書目答問》，但此書對他們而言已是備查之工 具書，只是有的放矢地核查特定內容而非通讀，他們對書中的崔述能夠視而不見 也就不難理解了。]。 若將視線移向國外，則今日持後殖民主義觀念的學者也許會從此事例看出恒 慕義雖然在意識層面反對"忽視中國"並努力為中國新史學鼓吹，其潛意識裏或不 免仍存西方人見識高中國人一等的觀念，所以很容易接受外國人又在幫助中國人 矯正"忽視中國"這一"精神錯亂"的迷思性言說。這樣看或也不無所見，但也應注 意中國學者胡適創作的迷思同樣影響了幾代外國學者，說明他們在意識和下意識 層面其實也相當尊重中國人所立之言、視之為不易之論(若不夠尊信便會去查書 核對)；也就是說，中國學者的學術見解對他們實際上仍具有相當的權威性。 從民初以來，中國學者常說什麼"漢學的中心在外國"，這在一定程度上確符 合事實，然而民初西方漢學的情形也未必像許多國人認知中那樣了不得。早年的 西方"漢學"從研究的領域、關注的問題、到運用的方法都有明顯的特點，與我們 一般認知中西方的"中國歷史研究"其實相當不同；民初的中國學人因為有強烈的 "預流"心態，並欲與西方漢學爭勝，自覺或不自覺地思其所思，所以看到差距而 思趕超。若說到史學，在20世紀20-30年代，除日本在一些小的領域或稍領先 外，外國的研究總體上並不特別領先于中國人的研究(這個問題太大，我近有專 文探討)。《劍橋中國史》的總主編崔瑞德(Denis Twitchett)幾年前有一段概述二戰 前西方中國史研究的話,值得全文引在這裏: 　　在二戰之前，西方並無有組織的中國歷史研究這一"行業"(profession)。與19 世紀的情形一樣，那時在歐美大學中講授"中國研究"的約二三十位學者中，多數 仍是退休的領事、外交官或傳教士。他們中大多數是在"東方學"(Oriental Studies) 系或"東語"(Oriental Languages)系與聖經學者、阿拉伯學者、以及古典近東專家 一起任教。即使在少數幾個有著長期中國學術傳統的大學之中，也並無有組織的 中國研究"中心"。只有巴黎，因其有著從18世紀的耶穌會士開始就未曾間斷的 學術大師持續存在，可以實實在在地稱為西方的漢學(sinology)中心。在美國， 只有哈佛大學是認真開展〔學術〕活動的中心，那最早也只是從19世紀20年代 後期才開始，不過其哈佛燕京學社有一個很好的圖書館，並保持著與中國學術界 的個人聯繫。沒有任何西方大學存在現代意義上的結構完善的中國研究專業的設 置。在西方各大學，講授中國題目的主要目的包括在為那些將赴遠東任職者的現 代語言教育之中。沒有任何大學設有專門的中國歷史講座教授職位。[注解：Denis Twitchett, The Historian, His Readers, and the Passage of Time, Taib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1997, pp. 3-4.] 　　這段話出自今日西方著名中國史家之口，雖或不免有自謙的成分，大體上是 符合實際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崔瑞德教授指出，那時西方"任何希望成為〔與 中國有關的〕職業學者的人會儘快奔赴中國，在那裏找到好的老師對其進行培訓 "。也就是說，當中國學者慨歎漢學中心在外國時，西方學者卻到中國尋找良師 以接受訓練。將此情形與胡適言說對西方學界的長期影響力合觀，可以確證中國 學者(關於中國)的學術見解在西方其實還是長期具有權威性的[注解：當然，二戰 後情形已開始改變，與區域研究興起的同時，西方(特別是美國)大力發展中國研 究，其中歷史研究到今日可以說在很多方面至少決不落後於中國。今日西方中國 史研究在資料建設的投入和學者利用資料的能力上與中國學人相比真可以說有 天壤之別(美國人做博士論文通常是在全世界範圍內花一年以上的時間查閱和搜 集資料，我們的史學博士生可以用於查閱資料的經費通常不足千元，連在國內選 一個地方看資料都只能限制在很短的時間之內；而大學圖書館的購書經費更不能 比)，所以西方中國史研究決不像有些人認為的那樣僅僅長於"理論"和分析，而 是在資料佔有上遠勝過我們一般的學者；如果我們不在這些方面急起直追，則中 國史研究的中心不在中國用不了多長時間就很可能成為事實。 那時研究漢學的西方學者對中國學界的發展相當關注，他們對中國學者的認 識也常追隨中國學界的轉變而更易。吳宓於1931年2月24日在巴黎訪著名漢學 家伯希和，印象如下:"彼乃一考據家，尤頗有美國人氣習。殆宓述王國維先生及 陳寅恪君之名，又自陳為《學衡》及《大公報‧文學副刊》編輯，對宓始改容為 禮。然謂李濟、顧頡剛等皆中國第一流學者，則殊無辨擇之能力矣。宓晤漢學家 (西人)既有數人，雖佩其記誦考據之精博，心殊失望也。"[注解：《吳宓日記》第 5冊(1930-1933)，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96頁。]吳宓在文化理想上與當時居 中國學界主流的胡適一派人有很大的歧異，對其向來觀感不佳，又先受到伯希和 冷遇，所以他的看法或不免帶有偏見。但如果西人到中國尋找的良師也是不讀《書 目答問》的一輩或一派，則其所受訓練自然也反映出中國學界的時代氣息，他們 同樣也不會去看《書目答問》一類的書，這大概也是其能長期接受胡適觀念的一個原因吧。 再將視線轉回中國，舊學術傳統的中斷同時意味著新學術傳統的產生，第一 代不看《書目答問》的學者引入大量以前學者不看或不曾看的"新"論著，他們揚 棄的固然不少，引進和發掘的也相當多。王森先生觀察到:"民國史學上許多創新 性的解釋，大多是在過去傳統文化籠罩下的人所不能察覺，或甚至是所不敢說的 "。過去舊禮教綱常之觀念往往限制了歷史解釋之可能性，而新社會環境與新思 潮帶來的"思想解放"使新史家得以"碰觸許多前人忽略的面相，並揭露一些先前 不敢或不能揭露的部分"[注解：參見王森《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這一代 學者給中國學統帶來的新眼光、新取向、和新方法極大地突破了傳統學術的視野 和研究方式，至今仍影響甚至可以說制約著我們的學術研究。 新引入的西學對中國學術的衝擊和促進並存，後者尤其有目共睹，不容忽 視。同樣重要的是，恰在這些學者經常引為自豪的"新眼光"之下，過去許多正統 學者不怎麼看或視而不見的大量"異端"讀物越來越多地走上學者的書架並佔據 顯要的位置。儘管民初新派學者對《山海經》的態度各不相同，且其可用程度今 日或許仍存爭議，但大概已沒有學者再懷疑其中保存了相當數量的上古史料。乾 嘉時代開其端的學術多元化傾向能夠由潛流而變為主流，正拜民初思想解放帶來 的"新眼光"之賜,《山海經》的沉浮也就映照出了近代中國史學的演變歷程。 論文來源：世紀中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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