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從集中營倖存的作家，寫出了與昆德拉不一樣的捷克味 第一財經 2025-11-24 13:23:12 聽新聞 作者：雲也退責編：李剛 10月4日他在家中離世，享年94歲 「既然倖存，就要樂觀」。快樂，大概是伊凡·克里瑪給人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上個月 ，他以94歲的高壽逝世，在他漫長的作家生涯中，他所屬的國家在久經戰亂後，又長久處 在晦暗之中，他自己和許多普通的捷克斯洛伐克人一樣，住平庸的陋屋，幹過類似掃大街 那樣的簡單工作。但在克里瑪的文字裡，樂觀的氣質向來不會缺少。 他生於1931年，因為是猶太人，二戰期間他全家都進過集中營。據官方統計，從1938年到 二戰結束，捷克斯洛伐克共有26萬猶太人死於迫害和屠殺。在捷克，最有名的集中營當數 特雷津，少年克里瑪就曾被關在那裡。不過，他總是本著一種「我已倖存」的心態回憶那 時的事，為此，語句中不僅少了陰鬱，反而有少年的新奇： 「在一個陰沉的秋日——可能是1943年的一個清晨，因為父親還和我們在一起——他們把 所有人趕出城鎮，趕到一片巨大的草地上。」 日期是不確定的，顯示了少年記憶的模糊，在模糊的描述中，部分場景卻清晰了起來。克 里瑪記得女人的哭嚎： 「這些女人哀叫說：我們這是我们活著的最後一天了，他們會開槍打死我們，要不就向我 們中間扔炸彈。彷彿是為了證實她們的恐懼，一架飛機從頭頂掠過，機翼上有一個黑色十 字架。」 在特雷津，納粹沒有遽然發動屠殺，而是做一種「正常化」處理。讓猶太人正常生活，以 此對付像紅十字會這樣的國際人道主義機構的干預。克里瑪寫了他當時的體會：虛假的「 優待」並沒有換來他冷冷的事後嘲弄，相反，他不無好奇地回想起當年他們全家人拿到的 紙幣：鈔票的正面刻著一個留著鬍子的男人，懷裡抱著一塊石碑。母親指著石碑說，這是 摩西和他手捧的律法法版，法版上刻著十誡，人們應該依據這些誡命行事。對於猶太教， 克里瑪是不熟悉的，他全家也基本被歐洲同化，家庭生活中並沒有多少猶太儀式的印記。 但克里瑪記下的這一插曲暗示，他是在集中營裡，第一次了解了自己真正的「民族屬性」 ——實際上，這種「被惡意針對後才得知自己（在他人眼裡）是誰」的經驗，絕不僅限於 猶太人。 克里瑪全家都活了下來，完好無損，這很神奇。他把活下來這件事比喻為「在一場可惡的 抽彩遊戲中抽到了為數不多的幸運數字之一」。在大屠殺、集中營題材的文學、藝術作品 中，不論是馳名全球的電影《辛德勒名單》《蘇菲的抉擇》，還是普里莫·萊維的《這是 不是個人》和埃利·威塞爾的《夜》，總少不了一種或陰鬱或憂憤的調性，可是在克里瑪 這裡，幸運的感覺，始終決定了他敘事中的選材和語氣。他把自家的幸運，看作這個世界 「奇怪」「瘋狂」的一個證明：世界安排幾十萬人死去了，又安排另一些人，一些和那些 死人明明屬於同族同胞的人，活下來，進而還安排像他——伊凡·克里瑪這樣的人，用時 不時樂淘淘的筆調去講述這個世界。 克里瑪的母親有兩個兄弟是共產黨員，都被德國人所殺。因為家族中出了烈士，1948年後 ，捷克斯洛伐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後，克里瑪的家庭得到了不錯的待遇。新政權給像克里 瑪這樣，在戰前缺乏系統教育的年輕人灌輸正確的思想，當他一面想當作家，一面想找一 些「超綱」的作品來讀的時候，他發現困難重重。 克里瑪認同國家採取的道路，同時也尊敬他身為電機工程專家的父親，但父親因為一個那 年頭常見的罪名——破壞經濟計劃罪被逮捕下獄時，克里瑪穩固的信念遭到重創。父親被 判監禁20年，不幸中的萬幸再次降臨他家：1953年史達林去世，父親也得以脫罪。那時， 克里瑪便開始構思小說。如此年輕的作家，若要一時有成，必須用透他手頭有限的人生閱 歷，或者，必須把以「我」為主的表達較為老練地寫出來，讓讀者對「我」產生持久的興 趣。克里瑪寫過一篇短文叫《一個如此不同尋常的童年》，他毫不做作地說，我是個幸運 的人，我的快樂性情源於我的確沒有經歷過多少實質性的痛苦： 「那時，有些比我年長的人經歷了一些事……他們相信，這些事隨時會捲土重來。但我不 一樣……我覺得，我經歷的事再也不可能重複，因為我倖存了下來。我總是滿懷一種期望 ：就算我再度遭遇那些事，我也會幸運地免於其一切傷害。」 27歲結婚，並且早早有了兩個孩子，克里瑪在1960年代初，一面搜羅自己能找到的書，全 力去理解蘇聯和東歐在這十幾年裡發生了什麼，一面寫一些故事和戲劇。他加入了作協， 和其他文學創意人一樣，他要靠「曲筆」，靠隱喻性的寫作，來避開審查，同時盡力做到 誠實，縱然不能揭示社會的真實樣子，起碼不能對眼前之事和切身的感受故作無知。他不 無驕傲地宣稱暢銷是一本書劣質的證明，因為書中必然充滿了陳舊的短語和老套的情節， 以迎合大眾的口味。 60年代的克里瑪一如那時年輕人的時尚，開始留披頭士髮型，厚厚的、野性的兩鬢蓋住了 耳朵。那正是捷克新浪潮電影蓬勃的時期，1914年出生的捷克小說家博胡米爾·赫拉巴爾 此時分外活躍，他的短篇集《底層的珍珠》以及中篇小說《嚴密監視的列車》都在1966年 被改編成電影上映（導演都是門策爾），後者還於1968年獲得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米 蘭·昆德拉的《玩笑》出版後頗為轟動，很快也得到了電影改編，上映於1969年，是「新 浪潮」期間最後上映的一部作品。 雖然克里瑪那時寫的幾部作品都沒得到電影改編的機會，但他也挺幸運地得到出國的許可 ，去過英國，訪問過以色列的基布茲，還到美國德克薩斯講學。1968年「布拉格之春」前 的風雨動盪之中，昆德拉積極參加抗議活動，為新浪潮電影人辯護，而久在黨內的克里瑪 則援引馬克思的相關論述，來聲揚創作人的創作自由。 克里瑪比昆德拉小兩歲，「布拉格之春」前後，青春正盛的他（如其在回憶錄《我的瘋狂 世紀》中所說）除了參與公共活動外，還搞了兩次外遇，隨後，在得知簽證即將被中止時 ，他要做出抉擇：許多捷克斯洛伐克人都移民出去了，包括他的一些好友。他該何去何從 ，是回歸布拉格、回歸家庭，還是留在西方？ 他回來了，不管是出於什麼理由。在一張1973年拍攝的照片裡，他和昆德拉二人留同樣的 髮式，看上去正在為什麼事一起嗤嗤發笑，笑容極具捷克人的特點，有種狡猾而放蕩的味 道。昆德拉是1975年最終離開捷克斯洛伐克的，他定居法國後，逐漸為西方讀者所知， 1984年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更是被西方讀者看作一扇窺視東歐社會的窗口。昆德拉 顯得超脫，世外高人一般，執定「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的理念，在《生命之輕》《 告別圓舞曲》《慢》等作品中，他把捷克斯洛伐克發生的事納入一種整體性的荒謬圖景之 中，以某種宏觀的歷史規律吸納局部的非公，弱化個體抗爭強權的道義感召力，幾乎把壓 迫看作對被壓迫者的一種「成全」，用來證明世界之荒謬的真相。 西方讀者在接受了昆德拉講述的事實的同時，也把昆德拉對此的態度，還有他的寫作風格 一併接受過去，視為「捷克範兒」：黑色幽默，荒謬，加上對性愛的赤裸裸、火辣辣的痴 迷。克里瑪沒有移民。他的作品在1970年代已被禁，境遇的反差或許會使人感到他和昆德 拉必然分道揚鑣，日後，克里瑪的作品逐漸翻譯成英文和其他語言時，二人的區別也能從 譯文裡一眼看出：昆德拉高冷，「哲理向」鮮明，寫的故事是給那些希望體會深刻的人看 的；而克里瑪「就事論事」的時候更多，語言直白不拐彎，好以第一人稱寫親眼目睹、親 身體會的事情。 但兩人的共同點也是明顯的。用最淺顯的話講，他們對於性愛、情人等主題有同等的痴迷 。對此的解讀可以是這樣的：在高度壓抑性的社會氛圍中，情愛的時刻，一方面是個體品 嚐稀有的自由的不二之途，另一方面也是一種必不可少的發洩，人們用縱慾耗盡自我，緩 和對那個巨大陰影的恐懼。 在1970年代，美國作家菲利普·羅斯多次到布拉格，與克里瑪交上了朋友。兩人的對話很 多，形成文字後有很高的品質。羅斯說，克里瑪是教他去看「真實生活」的人：70年代初 ，被作協「下放」出去的作家，做著像清潔工、搬磚工、兜售雪茄煙之類的工作，以此謀 生；克里瑪也不例外，他掃過大街，還在醫院裡擔任過秩序維護人（他說，因為醫院免費 醫療，秩序難免混亂）。他引著羅斯看到這些，雖說「真實」未必一定意味著淪落、不體 面、苟延殘喘，克里瑪本人也未必能展示全部「真實」，但一個誠實的作家一定會承認， 世界的真實的一面，人類生活的真實的一面，一定是偏向於瑣屑、偏向於缺乏光彩的。 克里瑪似乎在70年代末之後漸漸得到了出版機會。1986年，他拿出了《愛情與垃圾》（英 譯本1990年問世），羅斯稱這本書是「反向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然後他又寫出 長篇《我的金飯碗》。單看他出書的頻率，你會誤以為這是一位處在黃金年齡的多產作家 ，一定忙著到處巡回簽售，發表演講，上電台電視講話；你斷然想不到，時年已經50多歲 的克里瑪，那會兒竟還掃過大街，因為他的作家身分始終不被承認。《愛情與垃圾》就是 他上街掃垃圾後寫出來的，當時是「地下出版物」。「垃圾」構成了「愛情」所需的對立 面。 1989年，他好不容易領到了退休金，終於退休了。早年的倖存是不是預支了他人生的運氣 額度，才使得他半輩子都無法像個職業作家那樣活著？退休後不久，他的老友、也是文壇 同行瓦茨拉夫·哈維爾選上了總統，邀請他也來政府裡當一份差，他拒絕了。之後，克里 瑪的書才陸續進入市場，不斷被翻譯成各個語種，到21世紀，回憶錄《我的瘋狂世紀》把 他的知名度推到頂峰。 博胡米爾·赫拉巴爾雖然早有聲名，但他畢生創作的最高成就——中篇小說《過於喧囂的 孤獨》，同樣是在1989年才終獲出版。克里瑪似乎是擇定了捷克斯洛伐克作為自己的終老 之地，後來幾度窘迫也沒有離開。他和赫拉巴爾也頗有些相似之處，他們的小說裡頗多自 傳色彩，對於在捷克的真實生活，如勞動的瑣碎、居住條件的簡陋，如知識分子和普通體 力勞動者的混淆，以及情愛方面的坦蕩熱切，都有很多描寫。不過，無論是1968年還是 1977年，赫拉巴爾幾乎沒有受到什麼政治上的壓制，克里瑪就不一樣了，他常年無法出版 作品，他坦率直露的表達方式讓他始終受到懷疑。 在《我的瘋狂世紀》中，他這樣解釋1990年他拒絕哈維爾政府的任職邀請的緣由：「我曾 短暫地相信，一個人如果不想浪費一生，他就有責任設法拯救世界。這段相信的時間已經 過去，如今我想繼續做一件我懂得如何做的事：寫作。」 《我的瘋狂世紀》第一部、第二部 [捷克]伊凡·克里瑪 著 花城出版社 ================================== ● 散文集「布拉格精神」被譯成中文2003年在台灣出版 ● 2024年底，台灣文學館舉辦的「打字機也會唱歌：捷克現當代文學展」，克里瑪在展覽中 以錄影現身，表示希望觀眾能從中感受啟發和智慧，進而閱讀更多捷克文學作品。 -- 雖非龍樹粉，閒看鏈鋸人。 云潔何必潔，名真未曾真。 風鯊旋天舞，蕾淀束海沉。 無分城鄉鼠，偷腥不可存。 --2025.11 https://i.postimg.cc/YCwdHMmL/t7.jpg https://i.postimg.cc/fLS2vy1X/k.jp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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