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3.2.自由時報 對切．格瓦拉產生興趣是在二○○○年，那年的四月，由中國一批「新左派」知識分子 張廣天、黃紀蘇等主創的史詩劇《切‧格瓦拉》在北京上演，在知識界引起轟動。 圍繞該劇表現出的對中國社會與政治的折射意義，自由主義與「新左派」兩造展開激烈 論戰。二○○一年三月十九日出刊的《新聞周刊》曾經評論說：「這齣戲直指腐敗、 貧富不均等社會現實，提出了一個古老的命題：革命。語言極具鼓動，諷刺功能。一些 觀眾因此而癡迷，另一些人幾乎憤然離席。」我自己在中國的很多朋友也都捲進這場論戰 ，因此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所以，對切‧格瓦拉的了解，從一開始就是與「拉丁美洲革命英雄」聯繫在一起的。他 那句名言：「我想，革命是不朽的。」幾乎已經成了他自身的符號。多年來，格瓦拉的 形象遍及全球，也無不是與游擊隊、暴力、革命和左派等字樣連結在一起。當時我就想過 ，如果僅僅是一個政治意義上的符號，格瓦拉怎麼可能成為這樣具有象徵意義的人物？ 他的巨大的魅力，一定有一些是超越枯燥的政治範疇的。否則，他的傳奇經歷散發出的 神祕色彩從何而來呢？ 一九五一年格瓦拉與好友阿爾貝托漫遊拉丁美洲，八個月內走了五個國家：智利、 玻利維亞、秘魯、哥倫比亞和委內瑞拉。《CHE—— 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實際上 就是這次旅行的紀錄。在這本旅行手記中，我們看到了一個不一樣的格瓦拉，一個浪漫、 多情、具備文學素養和人道主義情懷的格瓦拉，一個與革命者應當有的那種冷酷、堅毅、 一絲不苟的形象有出入的格瓦拉，一個頗具幽默感的格瓦拉。他記錄下了沿途的風土人情 和如畫的風景，也記錄下了第一次接觸底層社會後內心的感受。這時的格瓦拉還沒有 準備好走上革命的道路，但是革命者的氣質已經開始顯露。而最令我回味的，就是這種 早期革命者的氣質。 從手記反映出的青年時期的格瓦拉的氣質，聯繫到以後他的革命歷程，以及最後悲壯的 犧牲。在他的身上，在閱讀手記的時候，我所看到是濃厚深沉的悲劇色彩。 作為一個革命者的格瓦拉，他的悲劇性表現在四重衝突上： 一是革命與夢想的衝突。格瓦拉是一個夢想家，他說：「我是個夢想家，嚮往無拘無束的 生活。」夢想也是一個革命者基本的素質，因為沒有對烏托邦的夢想，就不會有革命的 動力。問題在於，夢想破滅之後，接下來的是什麼？革命是與夢想聯繫在一起的，但是 革命的困境也就在這裡。對於革命者來說，夢想破滅是一種宿命，多少年輕的生命都曾經 經歷過夢想破滅之後的幻滅。中國的所謂「老三」知識青年，當年帶著滿腔的熱情與忠貞 追隨毛澤東發起「文化大革命」，當他們的利用價值所剩無幾，於是被下放到農村之後， 他們才逐漸意識到夢想與現實的距離，那種沉重的幻滅是刻骨銘心的。當格瓦拉的夢想 面對資本主義席捲全球，勢不可當，而他的遊擊戰爭並不能解決世界上的不公正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格瓦拉，難道不是一個悲劇人物嗎？ 二是革命與政治的衝突。革命，基本上是一種理念支撐的浪漫主義衝動，一種以情緒 為出發點的社會運動。但是政治需要的是計算，是妥協，是失信，是殘酷，是功利主義。 這根本上就是兩種不同調性的行為。但是，革命又是與政治無法分割的；而且，革命的 結局往往就是政治。政治的運作結果，就是對革命的吞噬。也就是說，革命生下了政治， 政治則反噬了革命。這不也是一種悲劇嗎？格瓦拉與卡斯楚並肩戰鬥，取得了古巴革命的 成功，並且擔任了國家銀行行長。但是天生就是革命者的他，最終無法接受不再革命的 命運。他於一九六五年四月一日，給卡斯楚留下一封告別信之後，悄悄離開古巴，重新 開始游擊戰士的生涯。他出任銀行行長的時候卻想廢除貨幣，想用強迫「義務」勞動的 方式發展經濟，這種政策被他的戰友們糾正，這也是他離開古巴的重要原因之一。最後， 在處境最艱難的時刻，格瓦拉在玻利維亞試圖發動農民參加他的游擊隊伍，卻遭到農民的 拒絕。他可以說是在完全孤立的狀態下被抓到和犧牲的。他離開了政治，重新回歸革命， 但是面對的是失敗和死亡。 三是革命與浪漫的衝突。格瓦拉是一個天性浪漫的人，在手記中他這樣描寫看到的海洋： 「一輪滿月把千萬道銀光灑落在波浪之上……大海是一個胸腹之交，它會傾聽我訴說的 一切，而不會洩漏一字一句；在我有需要時，它也會向我提出忠告。」這樣的文字， 反映出的是一個敏感，多情，甚至有一些孤獨自閉的文學青年的內心世界。這樣的浪漫， 與革命所面對，所必須承擔的艱苦與絕望怎麼可能相容呢？作為一個革命者，只有泯滅掉 一些內心的本性，完成作為孤獨的個人向集體中的成員的轉換，才可能適應革命的生活與 環境。這種泯滅，不也是一種悲劇嗎？ 四是革命與人道主義的衝突。在《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作為一個 初入社會的青年，一個醫學系大學生的心中，那種質樸的、鮮活的人道主義情懷。 在照料了一位患有氣喘病的老夫人之後，格瓦拉寫道：「在這些沒有明天的人身上，我們 可以具體而微地窺見了全世界無產者所經受的深重苦難。」在巴西導演Walter Salles執導 的電影中，對格瓦拉的人道主義情懷也給予了最充分的挖掘和展示。問題在於，革命往往 是與人道主義相衝突的。雨果在《九三年》裡曾經描寫過這樣的衝突：當革命者與自己的 親叔叔對峙的時候，親情和正義，到底選擇哪一個？雨果的回答是：「在絕對正確的革命 之上，是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但是，對於那些無法像雨果一樣看待革命與人道主義的 衝突的革命者來說，這種衝突就會是悲劇的開始。而格瓦拉的游擊生涯，實際上也面對 這種悲劇的痛苦。 顯然，在《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還沒有進入革命狀態的革命者 格瓦拉。如果僅僅看這本手記，我們感受不到任何悲劇意義，但是我們畢竟已經成了歷史 的閱讀者，這一份閱讀之後的心情，就只能用一份沉重來表達了。 不管怎麼說，我對格瓦拉還是充滿景仰的，因為儘管背負了濃厚的悲劇色彩，他畢竟還是 一個真正的革命者，雖然這「真正」二字成了他的悲劇的根源。也許，格瓦拉是這個時代 最後的革命者了。 -- ※ 編輯: filmwalker 來自: 211.23.74.220 (03/02 1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