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天南》文學雙月刊第六期, 2012.2.29出版。 天南 http://www.chutzpahmagazine.com.cn/ 一期刊完。因為本文內容較為濃密，分次貼出。 -- 寂寞是在南方向下看 夜半緊張，我想起南方／夜半緊張，我想起南方／南方南方，近又近／南方南方， 遠又遠 —鍾永豐詞、林生祥曲，《南方》 1989年，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的研究員徐正光主持一個叫「小商品的政治經濟調 查」計劃，徵求操熟練客語的研究助理，以在南台灣客家地區進行農民訪談與基本家 戶生計資料的蒐集工作。徐正光研究員是客家人，出生於屏東內埔，歷史文化與美濃 同源。照標準，妹妹並不符合資格，可是徐老師欣賞她的豐富組織經驗與社會運動熱 情，加上農家背景與地緣關係皆有利於農村調查，便破格晉用僅有大學一年級學歷的 秀梅。 19世紀俄國民粹主義者的「到民間去」運動，以及1920、1930年代中國左翼青年的下 鄉蹲點運動，一定程度導引了妹妹的抉擇，但更深層的動力，來自於想親近父親那一 代的農民，聽他們講故事，認識他們的處境，還有完整地經歷生長地一年四季的節氣 變化與民俗生活；無非是記憶與情感的作弄。 1960年代末，台灣開始施行農地重劃與九年制國民義務教育，現代化的巨大裂解作用 開始指向人與土地的整體關係。農村的地景被視為妨礙生產效率，必須剷平、重劃， 農村才得以與機械化生產接軌；「鄉民」變成「國民」的 對立面，必須透過教育，拿 除農民子女身上的族群與地域印記。跟農村的大多數孩子一樣，我們在中學畢業後通 過考試進入城裡的學校，逐步遠離自己的根源。一直以為這都是自由意志的選擇，多 年後奢想返鄉，才發覺主客觀條件早經質變，現今橫亙在前，如山如海。農地重劃之 後，台灣農村進入工業化的生產方式，農民對農藥、化肥及農機的依賴日深。我村重 劃後第六年，留鄉種做的父親就因過量的體內農藥殘餘而卒逝，得年僅55歲。 在台灣戰後的發展主義歷程中，農地重劃與義務教育在農業擠壓政策中屬於第二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資金擠壓，亦即通過賦稅（田賦及水租）及肥料換谷等政策手段，把農 民的生產剩餘大幅移轉至工業部門，以進行初期投資。工業茁壯了，需要大量廉價勞 動力，便得把人從土地上解離。要把人從農村支開，光是壓抑農產品的價格還不夠， 還必須在不影響產量的前提下，降低農業生產的勞動力需求。所以農地之所以重劃， 一方面避免土地零碎化（最小面積不得少於1000平方米），另一方面使農路、水路易 於規劃，總而奠定機械化耕作的基礎，加上農藥、化肥的大量使用—所謂「綠色革命 」，不僅減縮了人力需求，更提升耕作效率。 農民與農村看來即將要幸福登天了，但農業經濟卻往相反的方向墜落。首先是「綠色 革命」大幅漲高了耕種成本，復在當局的低糧價政策並放任中間商的盤剝之下，小農 經濟迅速解體，同時青壯人口大量外移。農村社會經濟體系的崩潰，還不是農地重劃 後的唯一錐心景象。為了增加可耕地，野生動植物的棲息地—濕地、河彎、河岸、樹 林等等，不是大量消失，就是巨幅縮減。又為了穩定農、水路品質，及避免非耕土地 長草，滋養蟲害，柏油、水泥被廣泛鋪設在田埂、水圳及田間道路上。農村的生態多 樣性、地景歷史，從此一去不復返，幾代人的野性童年記憶行將流離失所。 1990年春我也回到美濃，加入秀梅的農村調查隊伍。隊伍中有四人，另二者是建築系 背景的李允斐及社會學系訓練的夏曉鵑。 說「調查」，是自我抬舉，其實是到處聽人操練口才、訴說故事。農民的語言表現了 他們的知識面、精神面和人際關係，我藉以讀到社會關係的交會，讀到他們的認同， 以及其在社會關係中的位置，還有讀到他們對社會關係的理解，與對自身的評價和詮 釋。農民可能是老婦人、政治樁腳、民意代表、士紳或剛回去種田的年輕人；他們怎 麼看事情，動用什麼樣的語言表情進行分析，表達出什麼樣的觀點，都是很精彩的社 會劇本。挨家挨戶地串門子，聆聽各式各樣的農村語言，對我的影響，從運動方法一 直延伸到後來的文學與音樂創作。 通過語言，聯繫社會學和文學，影響了我後來的運動方法與寫作，簡單說，是領略了 一種相互揣摩的原則：社會學的知識必須還原為社會中的語言，同時又必須從社會中 的語言提煉出文學寫作方法與社會運動理論。如此進行社會論述與文學寫作，會慢慢 產生多元和多層的對話想像。因此語言文字可以像是通靈的演員；一旦讓它們進入社 會語言的現實脈絡，就能在一場公共政策的爭辯中，兵分多路地給老農民開說明會、 向都市居民喊話、並說服記者與政治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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