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天南》文学双月刊第六期, 2012.2.29出版。 天南 http://www.chutzpahmagazine.com.cn/ 一期刊完。因为本文内容较为浓密，分次贴出。 -- 寂寞是在南方向下看 夜半紧张，我想起南方／夜半紧张，我想起南方／南方南方，近又近／南方南方， 远又远 —锺永丰词、林生祥曲，《南方》 1989年，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徐正光主持一个叫「小商品的政治经济调 查」计划，徵求操熟练客语的研究助理，以在南台湾客家地区进行农民访谈与基本家 户生计资料的蒐集工作。徐正光研究员是客家人，出生於屏东内埔，历史文化与美浓 同源。照标准，妹妹并不符合资格，可是徐老师欣赏她的丰富组织经验与社会运动热 情，加上农家背景与地缘关系皆有利於农村调查，便破格晋用仅有大学一年级学历的 秀梅。 19世纪俄国民粹主义者的「到民间去」运动，以及1920、1930年代中国左翼青年的下 乡蹲点运动，一定程度导引了妹妹的抉择，但更深层的动力，来自於想亲近父亲那一 代的农民，听他们讲故事，认识他们的处境，还有完整地经历生长地一年四季的节气 变化与民俗生活；无非是记忆与情感的作弄。 1960年代末，台湾开始施行农地重划与九年制国民义务教育，现代化的巨大裂解作用 开始指向人与土地的整体关系。农村的地景被视为妨碍生产效率，必须铲平、重划， 农村才得以与机械化生产接轨；「乡民」变成「国民」的 对立面，必须透过教育，拿 除农民子女身上的族群与地域印记。跟农村的大多数孩子一样，我们在中学毕业後通 过考试进入城里的学校，逐步远离自己的根源。一直以为这都是自由意志的选择，多 年後奢想返乡，才发觉主客观条件早经质变，现今横亘在前，如山如海。农地重划之 後，台湾农村进入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农民对农药、化肥及农机的依赖日深。我村重 划後第六年，留乡种做的父亲就因过量的体内农药残余而卒逝，得年仅55岁。 在台湾战後的发展主义历程中，农地重划与义务教育在农业挤压政策中属於第二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资金挤压，亦即通过赋税（田赋及水租）及肥料换谷等政策手段，把农 民的生产剩余大幅移转至工业部门，以进行初期投资。工业茁壮了，需要大量廉价劳 动力，便得把人从土地上解离。要把人从农村支开，光是压抑农产品的价格还不够， 还必须在不影响产量的前提下，降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需求。所以农地之所以重划， 一方面避免土地零碎化（最小面积不得少於1000平方米），另一方面使农路、水路易 於规划，总而奠定机械化耕作的基础，加上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所谓「绿色革命 」，不仅减缩了人力需求，更提升耕作效率。 农民与农村看来即将要幸福登天了，但农业经济却往相反的方向坠落。首先是「绿色 革命」大幅涨高了耕种成本，复在当局的低粮价政策并放任中间商的盘剥之下，小农 经济迅速解体，同时青壮人口大量外移。农村社会经济体系的崩溃，还不是农地重划 後的唯一锥心景象。为了增加可耕地，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地—湿地、河弯、河岸、树 林等等，不是大量消失，就是巨幅缩减。又为了稳定农、水路品质，及避免非耕土地 长草，滋养虫害，柏油、水泥被广泛铺设在田埂、水圳及田间道路上。农村的生态多 样性、地景历史，从此一去不复返，几代人的野性童年记忆行将流离失所。 1990年春我也回到美浓，加入秀梅的农村调查队伍。队伍中有四人，另二者是建筑系 背景的李允斐及社会学系训练的夏晓鹃。 说「调查」，是自我抬举，其实是到处听人操练口才、诉说故事。农民的语言表现了 他们的知识面、精神面和人际关系，我藉以读到社会关系的交会，读到他们的认同， 以及其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还有读到他们对社会关系的理解，与对自身的评价和诠 释。农民可能是老妇人、政治桩脚、民意代表、士绅或刚回去种田的年轻人；他们怎 麽看事情，动用什麽样的语言表情进行分析，表达出什麽样的观点，都是很精彩的社 会剧本。挨家挨户地串门子，聆听各式各样的农村语言，对我的影响，从运动方法一 直延伸到後来的文学与音乐创作。 通过语言，联系社会学和文学，影响了我後来的运动方法与写作，简单说，是领略了 一种相互揣摩的原则：社会学的知识必须还原为社会中的语言，同时又必须从社会中 的语言提炼出文学写作方法与社会运动理论。如此进行社会论述与文学写作，会慢慢 产生多元和多层的对话想像。因此语言文字可以像是通灵的演员；一旦让它们进入社 会语言的现实脉络，就能在一场公共政策的争辩中，兵分多路地给老农民开说明会、 向都市居民喊话、并说服记者与政治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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