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天南》文學雙月刊第六期, 2012.2.29出版。 天南 http://www.chutzpahmagazine.com.cn/ 一期刊完。但因為這內容比較濃密，依舊分次貼出。 -- 青春作伴好還鄉 / 鍾永豐 農民觀點的台灣戰後現代化簡史 1945年日本戰敗後，結束對台灣長達50年的殖民統治。國民黨從日本人手上接收到的，不 僅是初具規模的現代化基礎設施，還有殖民政府鎮壓農民運動與左翼人士的「成果」。 1947年，國民黨鎮壓228事件及相應的民變之後，接著「按圖索驥」，用日本殖民當局建 立的檔案資料追殺農民組合及台灣共產黨的舊成員。1920年代末，日本人用「特別高等警 察」對付政治犯，基本上仍在民政的法律範圍內，而國民黨用以執行任務的「警備總部」 則易形自軍方的情治單位，他們肆意越過憲法的保障，直接關押與處決嫌疑人犯。 國民黨另一個超越日本殖民當局的做法是：徹底消滅農民運動的社會基礎。1949年，國民 黨當局頒佈三七五減租，將各種形式的地租率從原本的六至七成一律降至37.5%以下，大 幅提升了農民的生產剩餘率與勞動積極度，從而削除了農村的階級矛盾與社會張力。接著 第二年頒佈《耕者有其田條例》與《公地放領》：低價徵收地主的土地、釋出可耕荒地並 鼓勵佃農分期承購，短短幾年內即把地主清出，把台灣農村改造為以小農為主的社會。 土地改革成功後，國民黨當局在美國的資金與技術援助下，推出諸多以小農為主的農政措 施，如水利灌溉系統及農路的修建、化肥與農藥的普及化、農會組織的改革及擴大農業試 驗所的品種改良與推廣服務等等。從1950代初開始，台灣的農業生產力不論是人均產量或 單位面積產量均扶搖直上；長此以往，台灣之成為先進農業地區將指日可待。國民黨的農 村土地所有制改革與農業技術改良，造就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均富與高生產力農村社會， 直至今天，這仍是台灣農村的基本樣貌。 國民黨當局的三農政策除了有穩定政局的戰略作用外，在經濟上更可「以農養工」，為工 業化的進程提供必需的初期基礎。1960年代初開始，在低糧價政策、重賦稅、生產機械化 與現代化義務教育的推拉下，農村的資金與人力快速而大量地被挪移至工業與城市部門。 農業快速退場：從1960年代初至1980年代末，台灣發展舞台上的主角換成了工業。如同其 它地區的歷程，台灣工業化所引導的社會發展也是斷裂式的：人與土地、人與環境、人與 傳統—甚至是人與人的聯結，都出現了難以逆轉的疏離。1970年代末，台灣社會進入了大 反省的時代：民主運動、鄉土文學運動、民歌運動及新電影運動相繼出現，各領風潮，形 塑了台灣的文化面貌。 1980年代中期之後，國民黨領導人的大批老化、凋零引發日益尖銳的合法性與治理危機， 台灣進入大鬆動的歷史階段，各種政治運動、社會運動與文化運動風起云湧，長期受壓抑 的民主、人權、族群與環境意識全面爆發。從蔣經國晚年直至1988年李登輝上台，國民黨 當權派企圖培植台灣本土精英與拉攏地方派系，以應付黨內的反動、黨外的挑戰。結果是 誘發經濟上的「木馬屠城記」：地方派系壟斷地方自治行政權與監督權後，易身為土地利 益集團，大肆炒作城鄉交會區域的土地與住屋，急遽拉高受薪階級的生活成本與製造業的 土地成本。1986至1989年，由於放任炒作，台北市的平均房價由每坪7萬多元台幣猛漲至 28萬多元台幣，同時期的人均生產毛額僅從15萬多元台幣增至近20萬元台幣。也就是說， 人均購房能力在4年間萎縮了六成五。 1989年8月，上萬名無住屋市民上街夜宿地價最高昂的台北市忠孝東路段，要求政府抑制 房價，實現居住正義，是為「無殼蝸牛運動」。迫於社會壓力，當時的財政部提出了以實 際交易價格課稅的行政措施，卻在立法院遭到眾多代表建商、地主及房地產業者利益的立 法委員反對，結果幾無建樹。史稱為「第二次土地改革」的運動戛然而止。 同時間，為挽救台灣的國際競爭力，國民黨當局另一個左支右絀的策略是與時興的全球化 接軌。為加入國際貿易組織，產值佔GDP百分比已掉至個位數的農業，被推出去犧牲以換 「門票」。1986年，為爭取美國支持，國民黨當局被迫向其開放原本受到嚴格限制與保護 的煙酒市場，到了1988年初更決定擴大開放肉類農產品的進口數量與種類。1960年代為扶 植工業，農業已被犧牲過一次，到了1980年代，為了把工業再推向全球化市場，奄奄一息 的農業還要再被剝一層皮，對農民而言當然是忍無可忍。 1988年，距離1920年代的蔗農反抗運動近70年後，台灣始出現第二波農民運動。第一批農 民上街，乃由生還的「白色恐怖」政治犯所領導。他們延續1920年代農民組合運動中的反 帝國主義與反階級壓迫精神，領導畜牧農與水果農遊行至美國在台協會抗議美國強勢傾銷 農產品，是為「316」與「321」事件。社會主義者所組織的這兩起和平抗議行動引起了輿 論的義憤，引領左翼青年及農民領袖關注貿易自由化對台灣農業的影響。兩個月後，民進 黨參與社會運動最積極的派系—「新潮流」，為爭取農運的領導權，帶領上千農民與地方 黨員上街抗議，並強力衝撞軍警，演變成「520」事件。 「520」農民運動與之前的和平農民示威，不管就運動或政治屬性均大不相同。表面上它 沿路與鎮暴部隊衝突，像是一個激進、堅決的農民行動。但檢視其訴求：全面辦理農保、 免除肥料加值稅、有計劃收購稻穀、農會還權於會員、改善水利會、設立「農業部」及農 地自由使用等，多著墨於農民福利與權益的改善，卻不觸及較核心的農業結構問題，甚至 還有農地不永續農用的「農地自由使用」訴求。以其保守甚至反動的訴求，「新潮流」卻 鼓動群眾與軍警激烈衝突，導致396人被收押，約80人被判刑。「520」事件之後不久，農 民運動的領導人紛紛代表民進黨在農業縣份選上「立委」，幫助民進黨進一步穩固基盤， 以與國民黨競爭對農民的政治領導權，卻使農民運動的進步性大為倒退；台灣第二波農民 運動出生後未滿歲即告夭折。 民進黨「新潮流」系之能以「爭取退休福利」式的民粹主義抗爭，成功發動「520」農民 運動，當時工農的經濟關係狀態是非常重要的社會基礎。1980年代，台灣農村呈現舒適 與惆悵混合、不滿但無奈接受的特殊氣息。一方面農業產值節節敗退，但外出工作者匯 回的薪水足可維持起碼的農家生活。是故，農民普遍興起「末代農民」的念頭。農業前 景茫茫但他們的子女在城市生根立業似已成功在望，不久全家即可脫農離土。在這樣安 逸無出路、資金又充裕的背景下，農村捲起了「大家樂」的狂熱：農民痴心於各種簽賭 活動，成群流連於廟寺、墳場、巨石大樹及各種據說現出異相的地方，瘋狂猜解明牌。 但 很快地，農村的金錢盛宴就因為不速之客的歸鄉而收攤了。城市土地改革的失敗，導 致台灣主要城市的土地價格暴漲，不僅使中低收入者愈漸無法負擔城市生活，更要命的 ，是激化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迫使勞方上街、製造業出走，致使整體經濟形勢病 入膏肓。勞動者在城市的工作機會減少、薪資被壓抑，房價、物價又急速上升，1990年 代初大量農村青年被迫不光彩地返回農村。 -- 看完這段戰後台灣農民/業簡史，希望大家沒有覺得走錯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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