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zumma (zu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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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资料] 青春作伴好还乡 / 锺永丰
时间Sun Oct 14 11:48:19 2012
原载《天南》文学双月刊第六期, 2012.2.29出版。
天南
http://www.chutzpahmagazine.com.cn/
一期刊完。但因为这内容比较浓密,依旧分次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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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作伴好还乡 / 锺永丰
农民观点的台湾战後现代化简史
1945年日本战败後,结束对台湾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国民党从日本人手上接收到的,不
仅是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基础设施,还有殖民政府镇压农民运动与左翼人士的「成果」。
1947年,国民党镇压228事件及相应的民变之後,接着「按图索骥」,用日本殖民当局建
立的档案资料追杀农民组合及台湾共产党的旧成员。1920年代末,日本人用「特别高等警
察」对付政治犯,基本上仍在民政的法律范围内,而国民党用以执行任务的「警备总部」
则易形自军方的情治单位,他们肆意越过宪法的保障,直接关押与处决嫌疑人犯。
国民党另一个超越日本殖民当局的做法是:彻底消灭农民运动的社会基础。1949年,国民
党当局颁布三七五减租,将各种形式的地租率从原本的六至七成一律降至37.5%以下,大
幅提升了农民的生产剩余率与劳动积极度,从而削除了农村的阶级矛盾与社会张力。接着
第二年颁布《耕者有其田条例》与《公地放领》:低价徵收地主的土地、释出可耕荒地并
鼓励佃农分期承购,短短几年内即把地主清出,把台湾农村改造为以小农为主的社会。
土地改革成功後,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资金与技术援助下,推出诸多以小农为主的农政措
施,如水利灌溉系统及农路的修建、化肥与农药的普及化、农会组织的改革及扩大农业试
验所的品种改良与推广服务等等。从1950代初开始,台湾的农业生产力不论是人均产量或
单位面积产量均扶摇直上;长此以往,台湾之成为先进农业地区将指日可待。国民党的农
村土地所有制改革与农业技术改良,造就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均富与高生产力农村社会,
直至今天,这仍是台湾农村的基本样貌。
国民党当局的三农政策除了有稳定政局的战略作用外,在经济上更可「以农养工」,为工
业化的进程提供必需的初期基础。1960年代初开始,在低粮价政策、重赋税、生产机械化
与现代化义务教育的推拉下,农村的资金与人力快速而大量地被挪移至工业与城市部门。
农业快速退场:从1960年代初至1980年代末,台湾发展舞台上的主角换成了工业。如同其
它地区的历程,台湾工业化所引导的社会发展也是断裂式的:人与土地、人与环境、人与
传统—甚至是人与人的联结,都出现了难以逆转的疏离。1970年代末,台湾社会进入了大
反省的时代:民主运动、乡土文学运动、民歌运动及新电影运动相继出现,各领风潮,形
塑了台湾的文化面貌。
1980年代中期之後,国民党领导人的大批老化、凋零引发日益尖锐的合法性与治理危机,
台湾进入大松动的历史阶段,各种政治运动、社会运动与文化运动风起云涌,长期受压抑
的民主、人权、族群与环境意识全面爆发。从蒋经国晚年直至1988年李登辉上台,国民党
当权派企图培植台湾本土精英与拉拢地方派系,以应付党内的反动、党外的挑战。结果是
诱发经济上的「木马屠城记」:地方派系垄断地方自治行政权与监督权後,易身为土地利
益集团,大肆炒作城乡交会区域的土地与住屋,急遽拉高受薪阶级的生活成本与制造业的
土地成本。1986至1989年,由於放任炒作,台北市的平均房价由每坪7万多元台币猛涨至
28万多元台币,同时期的人均生产毛额仅从15万多元台币增至近20万元台币。也就是说,
人均购房能力在4年间萎缩了六成五。
1989年8月,上万名无住屋市民上街夜宿地价最高昂的台北市忠孝东路段,要求政府抑制
房价,实现居住正义,是为「无壳蜗牛运动」。迫於社会压力,当时的财政部提出了以实
际交易价格课税的行政措施,却在立法院遭到众多代表建商、地主及房地产业者利益的立
法委员反对,结果几无建树。史称为「第二次土地改革」的运动戛然而止。
同时间,为挽救台湾的国际竞争力,国民党当局另一个左支右绌的策略是与时兴的全球化
接轨。为加入国际贸易组织,产值占GDP百分比已掉至个位数的农业,被推出去牺牲以换
「门票」。1986年,为争取美国支持,国民党当局被迫向其开放原本受到严格限制与保护
的烟酒市场,到了1988年初更决定扩大开放肉类农产品的进口数量与种类。1960年代为扶
植工业,农业已被牺牲过一次,到了1980年代,为了把工业再推向全球化市场,奄奄一息
的农业还要再被剥一层皮,对农民而言当然是忍无可忍。
1988年,距离1920年代的蔗农反抗运动近70年後,台湾始出现第二波农民运动。第一批农
民上街,乃由生还的「白色恐怖」政治犯所领导。他们延续1920年代农民组合运动中的反
帝国主义与反阶级压迫精神,领导畜牧农与水果农游行至美国在台协会抗议美国强势倾销
农产品,是为「316」与「321」事件。社会主义者所组织的这两起和平抗议行动引起了舆
论的义愤,引领左翼青年及农民领袖关注贸易自由化对台湾农业的影响。两个月後,民进
党参与社会运动最积极的派系—「新潮流」,为争取农运的领导权,带领上千农民与地方
党员上街抗议,并强力冲撞军警,演变成「520」事件。
「520」农民运动与之前的和平农民示威,不管就运动或政治属性均大不相同。表面上它
沿路与镇暴部队冲突,像是一个激进、坚决的农民行动。但检视其诉求:全面办理农保、
免除肥料加值税、有计划收购稻谷、农会还权於会员、改善水利会、设立「农业部」及农
地自由使用等,多着墨於农民福利与权益的改善,却不触及较核心的农业结构问题,甚至
还有农地不永续农用的「农地自由使用」诉求。以其保守甚至反动的诉求,「新潮流」却
鼓动群众与军警激烈冲突,导致396人被收押,约80人被判刑。「520」事件之後不久,农
民运动的领导人纷纷代表民进党在农业县份选上「立委」,帮助民进党进一步稳固基盘,
以与国民党竞争对农民的政治领导权,却使农民运动的进步性大为倒退;台湾第二波农民
运动出生後未满岁即告夭折。
民进党「新潮流」系之能以「争取退休福利」式的民粹主义抗争,成功发动「520」农民
运动,当时工农的经济关系状态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基础。1980年代,台湾农村呈现舒适
与惆怅混合、不满但无奈接受的特殊气息。一方面农业产值节节败退,但外出工作者汇
回的薪水足可维持起码的农家生活。是故,农民普遍兴起「末代农民」的念头。农业前
景茫茫但他们的子女在城市生根立业似已成功在望,不久全家即可脱农离土。在这样安
逸无出路、资金又充裕的背景下,农村卷起了「大家乐」的狂热:农民痴心於各种签赌
活动,成群流连於庙寺、坟场、巨石大树及各种据说现出异相的地方,疯狂猜解明牌。
但 很快地,农村的金钱盛宴就因为不速之客的归乡而收摊了。城市土地改革的失败,导
致台湾主要城市的土地价格暴涨,不仅使中低收入者愈渐无法负担城市生活,更要命的
,是激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迫使劳方上街、制造业出走,致使整体经济形势病
入膏肓。劳动者在城市的工作机会减少、薪资被压抑,房价、物价又急速上升,1990年
代初大量农村青年被迫不光彩地返回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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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这段战後台湾农民/业简史,希望大家没有觉得走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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