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shukan/20110708/4239845.shtml 2011年07月08日02:07 來源： 第一財經日報 對台灣作家楊照來說，評論是一種社會責任，小說則純然是個人愛好，他認為“故事雖 是虛構，卻蘊含著高於現實的真實” 蘇婭 台灣作家楊照的書還未在大陸出版之時，他作為評論者的身份已經為一部分大陸讀者所 熟悉，而近日出版的《故事效應——創意與創價》是楊照在大陸首度出版的書籍，寫的 是楊照對於小說故事價值的思考。 出書之前，楊照的一場關於“故事”的演講報告已在大陸流傳，演講中，楊照引本雅明 寫的《講故事的人》，表述其對故事失落的隱憂。楊照相信“故事雖是虛構，卻蘊含著 高於現實的真實”，出於對故事的迷戀，便在《故事效應》中用對五十個故事庖丁解牛 般地拆解，代替對故事本質的抽象論述。在“對故事的衝動”、“故事的功能”、“說 故事的方法”和“重新認識故事”四個段落中，他用每篇1000字左右的短小文章，包藏 了對故事的理論闡述，讀來輕巧而有意味。 在評論領域，學歷史的楊照樂於透過時事中一些被忽略的細節，分析和評價社會文化的 演變線索與特質。楊照認為，政治新聞看起來變化很快、很熱鬧，但有時是重複的，牽 涉作者對整個生命、世界的看法，“評論者需要不斷地琢磨自身的記憶。” 在楊照的成長過程中，深刻的記憶始自少年時代所經歷的“台灣社會奇特的封閉期”。 採訪時他說：“那雖然是個封閉的社會環境，但又留有一個缺口，這個缺口指向美國， 像一個窗口把另一種文化傳進來。但因為國民黨歷史上的失敗經驗，當局又對所有開放 的東西充滿恐懼。”停頓片刻，他補充道：“我們這一代人，對於這個窗口裡透進來的 任何的光，總是很飢渴地去吸收，有一種奇特享受。” 對楊照這一代作家的成長，影響最深的是美國電影。當時的年輕人一個月的零花錢只能 看三場電影，每次坐在影院裡，總是看得格外專注和較真。楊照記得，念大學的時候， 跟女朋友看完電影，一個人可以滔滔不絕講兩個小時。“今天，沒有任何一部電影、一 本書能夠再像當時那樣跟你的生命有如此密切的關係，因為面對每一件事物，總有一種 面對一次性流逝的生命的感覺。”楊照說。 他喜歡說“做評論需要不斷琢磨自身的記憶”，這一經驗來自個人記憶與集體記憶不斷 交融之後所生髮的價值判斷。上世紀80年代的台灣社會，政治轉型的呼聲越來越高，回 想這段歷史，楊照認為：“真正喚起的是改變這個社會的企圖，這個願望從未改變，包 括你看到的這個社會的一些欠缺，是需要改變的”，“我們曾經從未想過這是一個終點 ，而是需要一輩子奮鬥的事。所以，我們這一代人最需要較真的事情是：台灣民主這條 '龍'來了，你該怎麼辦？” 對楊照來說，評論是一種社會責任，小說則純然是個人愛好，是生活的樂趣之一，不管 發生什麼事，每天都會寫一點。從2002年開始的一個龐大的小說計劃，堅持了近十年， 預計2013年寫完。這是一個由100篇小說構成的系列小說，選取台灣社會從1901年到 2000年100年間發生的事，以一年一個故事的形式結構全篇。原本計劃每個小說寫1萬到 2萬字，寫的過程中，有些篇章已然寫成36萬字。 對話 第一財經日報：為什麼會一直追求小說寫作？ 楊照：為什麼會追求小說寫作？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我們這一代作家與駱以軍這一代 作家的看法是有差別的，雖然我從年齡上大駱以軍不多，但我可能是上一代作家的尾巴 ，他是中生代的開端。 我們這一代作家，即使寫非常私人的故事，仍把小說作為一個社會工具，因為，在當時 封閉的社會環境中，我們只能透過小說來表達意念，小說如果沒有一種公共性，對我們 而言是難以想像的。而對新的一代作家，寫小說時會少一些社會性的壓力，如果要寫公 共性的文章就寫評論，他們的小說更加個人性，有更豐富的內涵，可能也更深刻。因此 ，一個小說要傳遞一種公眾信息，會讓今天的讀者不安，今天，台灣很多讀者已經不知 道對我們這一代寫的小說該如何評價、如何處理。比如《巫言》，很多人讀不懂，這種 不懂不是語言上的，而是態度上的。 日報：在一個過度“話題化”的社會，知識分子在公眾中間應有怎樣的態度和行為？ 楊照：重要的還是“認識自己”。知識分子不是先有一個頭銜才叫“知識分子”，而是 有這樣一群人，他們對知識充滿熱情、花一些精力去追求知識，有了一點知識後，能夠 貢獻給這個社會需要知識的人，這是真實的知識分子，而不是說“我是知識分子，我要 影響什麼人”，這種人一定是虛假的知識分子，比非知識分子更糟糕，因為他可能是虛 偽的。 知識分子只是一個角色，最害怕的事，就是自我認定我是知識分子、我要影響人。我常 常覺得，越是沒有想到自己要去影響別人的人，才有機會真正地影響他人，那些知道粉 絲要什麼，於是給予什麼的人，是因為他早已知道粉絲預設的需要是什麼。所以，不是 知識分子影響了他們，而是他們影響了知識分子。 從“士”的傳統，可以看到知識分子對社會的價值是基於用知識和理性服務社會。英國 哲學家伯林對知識分子也有精闢的定義，伯林認為，知識分子基本上是“逆反潮流”的 ，當大家認為潮流理所當然就是如此的時候，他或許會說：也許不是這樣，還有另一種 可能性。 日報：能否介紹一下你的思想背景，主要是在價值面上，比如你信奉什麼？ 楊照：價值面上，我明確地信奉宋明理學所倡導的“自我”、“自在”，或者說“道德 自主性”。我過去常常想，面對一個紛繁的環境，什麼是人能夠自主控制的？我非常在 意這件事。後來發現，幾乎沒有什麼是能夠百分之百自我控制的，比如，我現在對某個 人做一件好事，但這件我認為的好事，對他有怎樣的影響？甚至是好是壞都不能明確知 道。那麼，我的動機、意願是不是良善的？是不是可以說服自己的？我是不是盡責地把 自己的願望做好了？ 這些是我能夠把握的，至於效果我不能太計較。 日報：寫時評和寫小說的兩種思維會不會打架？如何平衡這兩種思維方式？ 楊照：評論要越清晰越好，而文學是越曖昧越好，評論要讓你相信我看到的事，而文學 要呈現不同人看到的不同的事情，並讓你混淆你曾經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我常常擔 心我的文學會不會寫得太清楚，對我來講，把話講清楚不難，而文學的樂趣在於寫出讓 自己都感到不是那麼清楚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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