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shukan/20110708/4239845.shtml 2011年07月08日02:07 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 对台湾作家杨照来说，评论是一种社会责任，小说则纯然是个人爱好，他认为“故事虽 是虚构，却蕴含着高於现实的真实” 苏娅 台湾作家杨照的书还未在大陆出版之时，他作为评论者的身份已经为一部分大陆读者所 熟悉，而近日出版的《故事效应——创意与创价》是杨照在大陆首度出版的书籍，写的 是杨照对於小说故事价值的思考。 出书之前，杨照的一场关於“故事”的演讲报告已在大陆流传，演讲中，杨照引本雅明 写的《讲故事的人》，表述其对故事失落的隐忧。杨照相信“故事虽是虚构，却蕴含着 高於现实的真实”，出於对故事的迷恋，便在《故事效应》中用对五十个故事庖丁解牛 般地拆解，代替对故事本质的抽象论述。在“对故事的冲动”、“故事的功能”、“说 故事的方法”和“重新认识故事”四个段落中，他用每篇1000字左右的短小文章，包藏 了对故事的理论阐述，读来轻巧而有意味。 在评论领域，学历史的杨照乐於透过时事中一些被忽略的细节，分析和评价社会文化的 演变线索与特质。杨照认为，政治新闻看起来变化很快、很热闹，但有时是重复的，牵 涉作者对整个生命、世界的看法，“评论者需要不断地琢磨自身的记忆。” 在杨照的成长过程中，深刻的记忆始自少年时代所经历的“台湾社会奇特的封闭期”。 采访时他说：“那虽然是个封闭的社会环境，但又留有一个缺口，这个缺口指向美国， 像一个窗口把另一种文化传进来。但因为国民党历史上的失败经验，当局又对所有开放 的东西充满恐惧。”停顿片刻，他补充道：“我们这一代人，对於这个窗口里透进来的 任何的光，总是很饥渴地去吸收，有一种奇特享受。” 对杨照这一代作家的成长，影响最深的是美国电影。当时的年轻人一个月的零花钱只能 看三场电影，每次坐在影院里，总是看得格外专注和较真。杨照记得，念大学的时候， 跟女朋友看完电影，一个人可以滔滔不绝讲两个小时。“今天，没有任何一部电影、一 本书能够再像当时那样跟你的生命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因为面对每一件事物，总有一种 面对一次性流逝的生命的感觉。”杨照说。 他喜欢说“做评论需要不断琢磨自身的记忆”，这一经验来自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不断 交融之後所生发的价值判断。上世纪80年代的台湾社会，政治转型的呼声越来越高，回 想这段历史，杨照认为：“真正唤起的是改变这个社会的企图，这个愿望从未改变，包 括你看到的这个社会的一些欠缺，是需要改变的”，“我们曾经从未想过这是一个终点 ，而是需要一辈子奋斗的事。所以，我们这一代人最需要较真的事情是：台湾民主这条 '龙'来了，你该怎麽办？” 对杨照来说，评论是一种社会责任，小说则纯然是个人爱好，是生活的乐趣之一，不管 发生什麽事，每天都会写一点。从2002年开始的一个庞大的小说计划，坚持了近十年， 预计2013年写完。这是一个由100篇小说构成的系列小说，选取台湾社会从1901年到 2000年100年间发生的事，以一年一个故事的形式结构全篇。原本计划每个小说写1万到 2万字，写的过程中，有些篇章已然写成36万字。 对话 第一财经日报：为什麽会一直追求小说写作？ 杨照：为什麽会追求小说写作？对於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这一代作家与骆以军这一代 作家的看法是有差别的，虽然我从年龄上大骆以军不多，但我可能是上一代作家的尾巴 ，他是中生代的开端。 我们这一代作家，即使写非常私人的故事，仍把小说作为一个社会工具，因为，在当时 封闭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只能透过小说来表达意念，小说如果没有一种公共性，对我们 而言是难以想像的。而对新的一代作家，写小说时会少一些社会性的压力，如果要写公 共性的文章就写评论，他们的小说更加个人性，有更丰富的内涵，可能也更深刻。因此 ，一个小说要传递一种公众信息，会让今天的读者不安，今天，台湾很多读者已经不知 道对我们这一代写的小说该如何评价、如何处理。比如《巫言》，很多人读不懂，这种 不懂不是语言上的，而是态度上的。 日报：在一个过度“话题化”的社会，知识分子在公众中间应有怎样的态度和行为？ 杨照：重要的还是“认识自己”。知识分子不是先有一个头衔才叫“知识分子”，而是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对知识充满热情、花一些精力去追求知识，有了一点知识後，能够 贡献给这个社会需要知识的人，这是真实的知识分子，而不是说“我是知识分子，我要 影响什麽人”，这种人一定是虚假的知识分子，比非知识分子更糟糕，因为他可能是虚 伪的。 知识分子只是一个角色，最害怕的事，就是自我认定我是知识分子、我要影响人。我常 常觉得，越是没有想到自己要去影响别人的人，才有机会真正地影响他人，那些知道粉 丝要什麽，於是给予什麽的人，是因为他早已知道粉丝预设的需要是什麽。所以，不是 知识分子影响了他们，而是他们影响了知识分子。 从“士”的传统，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对社会的价值是基於用知识和理性服务社会。英国 哲学家伯林对知识分子也有精辟的定义，伯林认为，知识分子基本上是“逆反潮流”的 ，当大家认为潮流理所当然就是如此的时候，他或许会说：也许不是这样，还有另一种 可能性。 日报：能否介绍一下你的思想背景，主要是在价值面上，比如你信奉什麽？ 杨照：价值面上，我明确地信奉宋明理学所倡导的“自我”、“自在”，或者说“道德 自主性”。我过去常常想，面对一个纷繁的环境，什麽是人能够自主控制的？我非常在 意这件事。後来发现，几乎没有什麽是能够百分之百自我控制的，比如，我现在对某个 人做一件好事，但这件我认为的好事，对他有怎样的影响？甚至是好是坏都不能明确知 道。那麽，我的动机、意愿是不是良善的？是不是可以说服自己的？我是不是尽责地把 自己的愿望做好了？ 这些是我能够把握的，至於效果我不能太计较。 日报：写时评和写小说的两种思维会不会打架？如何平衡这两种思维方式？ 杨照：评论要越清晰越好，而文学是越暧昧越好，评论要让你相信我看到的事，而文学 要呈现不同人看到的不同的事情，并让你混淆你曾经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常常担 心我的文学会不会写得太清楚，对我来讲，把话讲清楚不难，而文学的乐趣在於写出让 自己都感到不是那麽清楚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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