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cdnews.com.tw 2008-10-15 17:02:00 http://0rz.tw/q9Mo2 白沛華 有了寬闊的視野，楊照要做的只是盡量將自己放開，讓自己進入到各種不同的台灣情境 裡面，想像並記錄各式各樣不同的台灣人記憶。 採訪當日，與楊照約在電台附近的連鎖咖啡館，近午時分，店內擁擠、人聲嘈雜，約定 時間過後不久，楊照行色匆匆地自外頭趕來，「抱歉，剛剛正在家裡寫社論，電腦又出 了點問題……。」 楊照順勢談起近幾年來的工作與生活模式，早上是他固定用來寫社論、報章雜誌專欄的 時間，下午則安排錄製電台節目，至於文學創作，楊照得抓住繁忙工作間的些許空檔， 或是等到晚上回了家，帶著疲累，寫上個數百字，作為一天的結束；兼具多重身分的他 ，一直試圖在生活中尋找平衡點，卻也未曾忘懷過自始至終的初衷──文學創作，而這 一切，都得從他的少年時代說起。 建中養我30年 熟悉楊照作品的讀者不難發現，「青春」、或者可以再縮小範圍——「高中」，一直是 他主要的創作題材之一，透過描繪一個個騷動、叛逆、苦悶、自我懷疑、滿腔熱血的高 中生，他們生活在楊照成長的那個壓抑、蒼白的年代，交織而成諸多讀來既浪漫卻又令 人不禁回想起苦澀青春的文章。 「一直到現在，我都還沒有從高中畢業。」楊照笑著引述同輩詩人楊澤的說法，同時也 點出了高中時代之於他的重要性。楊照出生於1963年，十來歲的高中時期正逢台灣內部 政治氛圍緊繃、國際局勢變化的特殊年代，再加上他當時就讀台北建國中學，學校的風 氣自由開放，更幸運地遇上了許多作風特立獨行的老師與同學，度過了現今說來還很不 可思議的精采高中生涯，「可以說是碰盡了所有特別的人與事」，楊照回憶道。 在以高中生活為主題的散文集《迷路的詩》中，可以清楚發現楊照高中生活的軌跡，無 論是對詩的熱愛與追求、與同學間早熟的文學思想論辯、高中參與校刊社的「豐功偉業 」、勇於與學校代表的威權體制對抗的經驗、壓抑且註定沒有結果的單戀……。依循著 楊照抒情而細膩的文字前行，不僅刻劃出整個時代的氛圍，同時也令人深刻感受到「建 中經驗」如何形塑出現在的楊照，「在建中那段時間所留下的記憶，以及養成的生活形 態與價值觀，從來沒有真正從我身上離開。那段時間讓我感受到人可以用各種不同的方 式打造自己的人生，人生原來有這麼多不同的可能性，所以我從那個時候開始，就很明 確地知道，我不需要相信所謂的標準答案，也不必在意很多別人認為不應該被忽視的事 情。」 楊照在高中階段確立自己對文學的熱情、培養出獨特的價值觀與信仰，也因此，「此後 的人生，每當遇到任何一個不正常的時刻，我都會很自然地回到我的高中時期，再次確 認最初的信念，高中時期因此變成最重要的信念來源。」他感性地說。 一個做了很多雜事的寫小說的人 楊照曾在許多作品中提到，「詩」是他對文學最初也曾經最巨大的熱情，他一向把詩放 得很高很高，高於散文或小說創作，然而他也漸漸發現自己性格中存在著某些與詩相違 的特質──理性遠多過感性層面，讓他很早認清自己並不適合成為一名詩人。 若說楊照心中存在著一道屬於自己的文學光譜，那麼在詩之後，排名第二的便是小說。 「年少的時候，我自己的熱情是做個詩人，等到我沒有打算繼續追求成為詩人之後，大 約有20、30年的時間，我一直定義自己是個寫小說的人。即使現在，如果真要問我的身 分是什麼，我都還會說，我是一個做了很多其他雜事的寫小說的人。」楊照進一步解釋 。他甚至自嘲地說：「我很清楚自己是個老舊的人，我是在『小說很大很大、詩很大很 大』的時代長大，我沒有辦法改變這個感受。」 但是對甫於2007年獲頒第24屆吳魯芹散文獎、2008年獲頒中國文藝協會第49屆文藝獎章 散文創作獎，甚而幾乎日日都有文章見報的楊照來說，「一個做了很多其他雜事的寫小 說的人」這個稱謂，顯然不能完全蓋括他的文學活動。 的確，楊照這幾年很少發表小說新作，而在他曾經出版的作品中，散文集的數量也遠遠 超越了小說。楊照誠實的說：「我一直對散文沒有那種自覺的熱情，雖然我還是寫很多 散文，可是大部分跟工作有關，這些都被我定義為雜事。」 除開被楊照歸類為工作，「高度厭煩、高度不得已」的政論文章之外，楊照的散文大略 可以分為兩大類：一種是帶著記憶、懷舊性質，與自己有較直接關係的抒情散文；另一 種則屬於知識性的散文。楊照自承，對於後者，他寫起來還是比較安心，他只需要掌握 到一個目前社會尚且少見的知識或觀念，就可以放心透過文字轉手這個知識或觀念。 至於前者，可以說是楊照長期以來心中的猶豫與困擾，當他在文章裡寫到關於過去回憶 的種種細節時，常常忍不住反覆問自己：「這細節有意義嗎？我這樣子過日子，於是寫 了這些東西，為什麼別人要在意我這樣想、這樣過日子？」因此楊照偶爾受邀擔任學生 文學獎的散文獎評審時，都會很明白地告訴這些文學新鮮人：「讀散文，我最大的痛苦 在於我需要你說服我，我為什麼要知道你的事？」 為了解決這個困擾、說服自己繼續創作散文，楊照常常將自己的經驗與記憶，結合當時 的時代氛圍，於是個人的故事成為記錄時代的一個插曲或片段，甚至透過個人小小的一 個經驗或記憶，看到那個時代只有透過他才能窺見的東西，「換句話說，我沒有辦法理 直氣壯的說：『這就是我』，我一定要證明為什麼值得寫我這件事情，我必須用這種方 式才能說服我自己。」 至於小說，對楊照來說完全沒有這種困擾，「小說從一開頭就展示了一種從來沒有人經 歷的生活，一個這世界上從來沒有真正存在過的人；小說家要創造這些事情，後面必然 有一個基本理由，絕不會是偶然的，背後一定會有一個強烈的信念。」因此小說的非個 人性、必然性，加以其背後強烈的信念，使其成為楊照投注全部文學熱情的對象，「我 一直沒有放棄自己寫小說的專業與堅持，即使現在沒有發表，我隨時都在寫小說，我知 道我自己是個寫小說的人。」在他的心中，小說能夠提供的虛構、幻想、想像的領域， 遠比散文迷人太多。 以小說重建台灣歷史 縱觀楊照前期的小說創作，舉凡長篇小說《大愛》、《暗巷迷夜》，中短篇小說《獨白 》、《往事追憶錄》等，絕大多數的故事背景都發生在台灣從二二八、白色恐怖到解嚴 前後的黑暗時期，而身處其中的小說人物則在「大歷史」的舞台上搬演著一齣齣個人的 愛情、政治角力等戲碼。 如此集中且聚焦的創作選材，一方面與他的學科背景有關，台大歷史系畢業後，楊照赴 美攻讀哈佛大學史學博士，史學的訓練加上對史料的熟悉與興趣，使他寫起歷史小說加 倍地得心應手；另一方面，也跟楊照個人的身世背景有關。如同後來許多人所知，楊照 的外祖父為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生長在那個噤聲苦悶的年代，楊照將他自身的經驗、 關懷以及家族中隱而不語的傷痛，化為小說題材，「我想要突顯被國民黨政治教育體系 給扼殺掉的歷史」，楊照這麼說明他的創作動機。 然而隨著時間流逝、政治情勢轉變，近年來台灣歷史研究成為一門顯學，威權時代的闇 影已然淡去。「這20年來已經沒有任何禁忌了。」楊照形容。當這些歷史事件與傷害成 為人人可談的素材時，楊照十分肯定的說：「現在最大的問題是說服力。」以前只要敢 於挑戰禁忌，便具有一定說服力，「現在什麼話都可以講、誰都可以講，為什麼還需要 你講？」 除此之外，身為二二八遺族，也讓楊照常常在公開場合遭遇到不愉快的經驗：「有一段 時間只要談到二二八，不管在任何場合，從最嚴肅的學術論文發表會到應景的座談，只 要講到二二八，底下就會有人激動地說不能只看外省人殺台灣人，台灣人也殺外省人； 另外有一種人，只要我一闡述我的基本立場──二二八是一個多重文化誤解的產物，一 定會有老先生用閩南語罵我：『難道外省人都沒有錯嗎？』」這種被誤解、雙面不討好 、近乎痛苦的折磨，讓楊照決定轉換寫作的方向，放大自己的視野，開拓更廣的寫作領 域。「我發現如果台灣社會不能用更冷靜的方式看待所有人的記憶與經驗的話，永遠不 可能相互溝通。」楊照沉重地說。 結合以上兩個原因，跨入2000年後，楊照在小說書寫的題材上漸漸產生變化，擴大了書 寫與觀照的範圍，其中尤其以2006年發表系列作之一《背過身的瞬間》短篇小說集的「 百年荒蕪」寫作計畫，最具代表性。楊照計畫以20世紀為經緯，替每一個年份寫下一篇 短篇小說，企圖以一百篇小說勾勒出台灣百年來變動而混亂的歷史面貌，可以預見將是 一項十分費時費力的寫作工程。 問起楊照為何開始專注關心起20世紀台灣史，甚至決定著手進行如此龐大的計畫，他笑 著說：「講白了，就是人老了，必須有所選擇。」楊照的興趣廣泛，從他的散文無所不 寫便可略知一二，無論是運動、音樂、政治、歷史、文化、藝術都成為他筆下寫作的題 材；但到了某個年紀之後，該扮演的社會角色、該盡的家庭責任，占去他日常生活大部 分的時間，於是在眾多興趣間，勢必要有所取捨。楊照舉了一個例子：「這有點類似荒 島情境，你原來手上有兩百本書，現在只能帶一本到荒島上去，你會選擇哪一本？」 「我會帶一本20世紀史到荒島上。」楊照給了自己答案。大約2000年前後，掀起一股回 溯與整理20世紀史的風潮，這時候楊照才驚覺，「儘管20世紀跟我們最接近，我們對20 世紀卻是最漠視也最陌生的。」所以他將以往的諸多興趣收束起來，把大部分的精神都 放在20世紀，重新挖掘並填補台灣20世紀史上的空缺。 百年來，台灣從原本受清朝統治、接收中國文化，再歷經日本殖民統治高壓時期、懷柔 時期、戰爭後期的皇民化運動，接著便是國民政府來台發生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的 高壓統治等，「從史料上來看，必然得到一個結論──這是一個多麼可怕、複雜、變動 的社會，過程中一定有很多奇怪的經驗，但如果細究，會發現其中的故事不見了。」 於是那些清朝時跑去中國參加科舉、留下《試帖詩》的台灣人，那些日本殖民時期遠赴 東洋留學恰巧碰上東京大地震的台灣人，那些加入滿洲國及汪精衛偽政權的台灣人，那 些60年代參與台灣對美間諜工作的情報員，他們雖然在史料上留下了姓名，但關於他們 的個人故事卻十分可惜地流失在歷史的空缺中。這些史料就像二二八與白色恐怖一樣， 所有的記憶都被抹殺、壓抑，他們同樣需要經過認識與重建。 「我要做的事情正是一個寫小說的人最基本的機會跟責任，運用想像力填補這些人的故 事；同時這也實踐了我的歷史關懷，因為台灣歷史上有太多的空缺，我不可能用歷史的 方法修補，最後只能靠小說幫忙。」說到這，楊照的眼睛甚至有些閃閃發亮，「理解到 一點，你就知道有多少東西可以寫，有多少棒得不得了的想法可以放在裡面，寫小說的 人沒有比這個更好的機會。」 有了寬闊的視野，楊照要做的只是盡量將自己放開，讓自己進入到各種不同的台灣情境 裡面，想像並記錄各式各樣不同的台灣人的記憶。 為上帝而寫 「有一天，我不經意讀到朱西甯老師《華太平家傳》裡的一句話：『他是為上帝而寫』 ，我就這麼簡單地領悟了。」楊照聊到文學之於他的意義，這麼說道。 雖然懷抱著對文學的巨大熱情，但在小說創作的過程中，楊照也曾經感到困惑，「開始 創作小說，是因為覺得人必須對社會盡一定的責任，而我認為自己能對這社會盡的責任 就是寫小說，換句話說，藉由小說來影響社會；可是慢慢我也知道不能繼續欺騙自己， 認為小說對這社會還存在著什麼影響力，於是有段時間我常在想，如果小說對這個社會 已經沒有影響力，為什麼我還要寫小說？小說還能做什麼？」 還好楊照的疑問得以從前輩作家朱西甯的文字中獲得解答。在楊照的心中，所謂的「為 上帝而寫」，指的是創作者應該要擁有「一套更高的、超越世俗與個人的價值和標準」 ，然後相信它、並為它而寫，「也許我心裡的上帝跟朱老師的並不一樣，但我清楚地知 道那是什麼。」 既然是為內在的上帝而寫，楊照能夠更自由地創作，無須在意這個時代所謂「對」的文 學是什麼？流行的文學是什麼？受歡迎的文學又是什麼？他唯一在意的，是創作的成品 是不是只有自己才能完成的？可否帶來高度的滿足感？最重要的是，有沒有符合自己所 想像的「更高的」標準？ 「我必須承認這幾年的工作當中，每次不管是在寫工作用的文稿、採訪、主持會議的期 間，發生一些狗屁倒灶的事情的時候，我給自己最大的安慰就是：『再忍耐一下，等下 可以回家寫小說』。」只要想到可以繼續寫小說，生活中所有不愉快與厭倦，雖不至於 煙消雲散，但也變得能夠忍耐，小說之於楊照，是他生命最根源的安慰，也是他生命的 意義。 【中央網路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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