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cdnews.com.tw 2008-10-15 17:02:00 http://0rz.tw/q9Mo2 白沛华 有了宽阔的视野，杨照要做的只是尽量将自己放开，让自己进入到各种不同的台湾情境 里面，想像并记录各式各样不同的台湾人记忆。 采访当日，与杨照约在电台附近的连锁咖啡馆，近午时分，店内拥挤、人声嘈杂，约定 时间过後不久，杨照行色匆匆地自外头赶来，「抱歉，刚刚正在家里写社论，电脑又出 了点问题……。」 杨照顺势谈起近几年来的工作与生活模式，早上是他固定用来写社论、报章杂志专栏的 时间，下午则安排录制电台节目，至於文学创作，杨照得抓住繁忙工作间的些许空档， 或是等到晚上回了家，带着疲累，写上个数百字，作为一天的结束；兼具多重身分的他 ，一直试图在生活中寻找平衡点，却也未曾忘怀过自始至终的初衷──文学创作，而这 一切，都得从他的少年时代说起。 建中养我30年 熟悉杨照作品的读者不难发现，「青春」、或者可以再缩小范围——「高中」，一直是 他主要的创作题材之一，透过描绘一个个骚动、叛逆、苦闷、自我怀疑、满腔热血的高 中生，他们生活在杨照成长的那个压抑、苍白的年代，交织而成诸多读来既浪漫却又令 人不禁回想起苦涩青春的文章。 「一直到现在，我都还没有从高中毕业。」杨照笑着引述同辈诗人杨泽的说法，同时也 点出了高中时代之於他的重要性。杨照出生於1963年，十来岁的高中时期正逢台湾内部 政治氛围紧绷、国际局势变化的特殊年代，再加上他当时就读台北建国中学，学校的风 气自由开放，更幸运地遇上了许多作风特立独行的老师与同学，度过了现今说来还很不 可思议的精采高中生涯，「可以说是碰尽了所有特别的人与事」，杨照回忆道。 在以高中生活为主题的散文集《迷路的诗》中，可以清楚发现杨照高中生活的轨迹，无 论是对诗的热爱与追求、与同学间早熟的文学思想论辩、高中参与校刊社的「丰功伟业 」、勇於与学校代表的威权体制对抗的经验、压抑且注定没有结果的单恋……。依循着 杨照抒情而细腻的文字前行，不仅刻划出整个时代的氛围，同时也令人深刻感受到「建 中经验」如何形塑出现在的杨照，「在建中那段时间所留下的记忆，以及养成的生活形 态与价值观，从来没有真正从我身上离开。那段时间让我感受到人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 式打造自己的人生，人生原来有这麽多不同的可能性，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很明 确地知道，我不需要相信所谓的标准答案，也不必在意很多别人认为不应该被忽视的事 情。」 杨照在高中阶段确立自己对文学的热情、培养出独特的价值观与信仰，也因此，「此後 的人生，每当遇到任何一个不正常的时刻，我都会很自然地回到我的高中时期，再次确 认最初的信念，高中时期因此变成最重要的信念来源。」他感性地说。 一个做了很多杂事的写小说的人 杨照曾在许多作品中提到，「诗」是他对文学最初也曾经最巨大的热情，他一向把诗放 得很高很高，高於散文或小说创作，然而他也渐渐发现自己性格中存在着某些与诗相违 的特质──理性远多过感性层面，让他很早认清自己并不适合成为一名诗人。 若说杨照心中存在着一道属於自己的文学光谱，那麽在诗之後，排名第二的便是小说。 「年少的时候，我自己的热情是做个诗人，等到我没有打算继续追求成为诗人之後，大 约有20、30年的时间，我一直定义自己是个写小说的人。即使现在，如果真要问我的身 分是什麽，我都还会说，我是一个做了很多其他杂事的写小说的人。」杨照进一步解释 。他甚至自嘲地说：「我很清楚自己是个老旧的人，我是在『小说很大很大、诗很大很 大』的时代长大，我没有办法改变这个感受。」 但是对甫於2007年获颁第24届吴鲁芹散文奖、2008年获颁中国文艺协会第49届文艺奖章 散文创作奖，甚而几乎日日都有文章见报的杨照来说，「一个做了很多其他杂事的写小 说的人」这个称谓，显然不能完全盖括他的文学活动。 的确，杨照这几年很少发表小说新作，而在他曾经出版的作品中，散文集的数量也远远 超越了小说。杨照诚实的说：「我一直对散文没有那种自觉的热情，虽然我还是写很多 散文，可是大部分跟工作有关，这些都被我定义为杂事。」 除开被杨照归类为工作，「高度厌烦、高度不得已」的政论文章之外，杨照的散文大略 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带着记忆、怀旧性质，与自己有较直接关系的抒情散文；另一 种则属於知识性的散文。杨照自承，对於後者，他写起来还是比较安心，他只需要掌握 到一个目前社会尚且少见的知识或观念，就可以放心透过文字转手这个知识或观念。 至於前者，可以说是杨照长期以来心中的犹豫与困扰，当他在文章里写到关於过去回忆 的种种细节时，常常忍不住反覆问自己：「这细节有意义吗？我这样子过日子，於是写 了这些东西，为什麽别人要在意我这样想、这样过日子？」因此杨照偶尔受邀担任学生 文学奖的散文奖评审时，都会很明白地告诉这些文学新鲜人：「读散文，我最大的痛苦 在於我需要你说服我，我为什麽要知道你的事？」 为了解决这个困扰、说服自己继续创作散文，杨照常常将自己的经验与记忆，结合当时 的时代氛围，於是个人的故事成为记录时代的一个插曲或片段，甚至透过个人小小的一 个经验或记忆，看到那个时代只有透过他才能窥见的东西，「换句话说，我没有办法理 直气壮的说：『这就是我』，我一定要证明为什麽值得写我这件事情，我必须用这种方 式才能说服我自己。」 至於小说，对杨照来说完全没有这种困扰，「小说从一开头就展示了一种从来没有人经 历的生活，一个这世界上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的人；小说家要创造这些事情，後面必然 有一个基本理由，绝不会是偶然的，背後一定会有一个强烈的信念。」因此小说的非个 人性、必然性，加以其背後强烈的信念，使其成为杨照投注全部文学热情的对象，「我 一直没有放弃自己写小说的专业与坚持，即使现在没有发表，我随时都在写小说，我知 道我自己是个写小说的人。」在他的心中，小说能够提供的虚构、幻想、想像的领域， 远比散文迷人太多。 以小说重建台湾历史 纵观杨照前期的小说创作，举凡长篇小说《大爱》、《暗巷迷夜》，中短篇小说《独白 》、《往事追忆录》等，绝大多数的故事背景都发生在台湾从二二八、白色恐怖到解严 前後的黑暗时期，而身处其中的小说人物则在「大历史」的舞台上搬演着一出出个人的 爱情、政治角力等戏码。 如此集中且聚焦的创作选材，一方面与他的学科背景有关，台大历史系毕业後，杨照赴 美攻读哈佛大学史学博士，史学的训练加上对史料的熟悉与兴趣，使他写起历史小说加 倍地得心应手；另一方面，也跟杨照个人的身世背景有关。如同後来许多人所知，杨照 的外祖父为二二八事件的受难者，生长在那个噤声苦闷的年代，杨照将他自身的经验、 关怀以及家族中隐而不语的伤痛，化为小说题材，「我想要突显被国民党政治教育体系 给扼杀掉的历史」，杨照这麽说明他的创作动机。 然而随着时间流逝、政治情势转变，近年来台湾历史研究成为一门显学，威权时代的闇 影已然淡去。「这20年来已经没有任何禁忌了。」杨照形容。当这些历史事件与伤害成 为人人可谈的素材时，杨照十分肯定的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说服力。」以前只要敢 於挑战禁忌，便具有一定说服力，「现在什麽话都可以讲、谁都可以讲，为什麽还需要 你讲？」 除此之外，身为二二八遗族，也让杨照常常在公开场合遭遇到不愉快的经验：「有一段 时间只要谈到二二八，不管在任何场合，从最严肃的学术论文发表会到应景的座谈，只 要讲到二二八，底下就会有人激动地说不能只看外省人杀台湾人，台湾人也杀外省人； 另外有一种人，只要我一阐述我的基本立场──二二八是一个多重文化误解的产物，一 定会有老先生用闽南语骂我：『难道外省人都没有错吗？』」这种被误解、双面不讨好 、近乎痛苦的折磨，让杨照决定转换写作的方向，放大自己的视野，开拓更广的写作领 域。「我发现如果台湾社会不能用更冷静的方式看待所有人的记忆与经验的话，永远不 可能相互沟通。」杨照沉重地说。 结合以上两个原因，跨入2000年後，杨照在小说书写的题材上渐渐产生变化，扩大了书 写与观照的范围，其中尤其以2006年发表系列作之一《背过身的瞬间》短篇小说集的「 百年荒芜」写作计画，最具代表性。杨照计画以20世纪为经纬，替每一个年份写下一篇 短篇小说，企图以一百篇小说勾勒出台湾百年来变动而混乱的历史面貌，可以预见将是 一项十分费时费力的写作工程。 问起杨照为何开始专注关心起20世纪台湾史，甚至决定着手进行如此庞大的计画，他笑 着说：「讲白了，就是人老了，必须有所选择。」杨照的兴趣广泛，从他的散文无所不 写便可略知一二，无论是运动、音乐、政治、历史、文化、艺术都成为他笔下写作的题 材；但到了某个年纪之後，该扮演的社会角色、该尽的家庭责任，占去他日常生活大部 分的时间，於是在众多兴趣间，势必要有所取舍。杨照举了一个例子：「这有点类似荒 岛情境，你原来手上有两百本书，现在只能带一本到荒岛上去，你会选择哪一本？」 「我会带一本20世纪史到荒岛上。」杨照给了自己答案。大约2000年前後，掀起一股回 溯与整理20世纪史的风潮，这时候杨照才惊觉，「尽管20世纪跟我们最接近，我们对20 世纪却是最漠视也最陌生的。」所以他将以往的诸多兴趣收束起来，把大部分的精神都 放在20世纪，重新挖掘并填补台湾20世纪史上的空缺。 百年来，台湾从原本受清朝统治、接收中国文化，再历经日本殖民统治高压时期、怀柔 时期、战争後期的皇民化运动，接着便是国民政府来台发生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的 高压统治等，「从史料上来看，必然得到一个结论──这是一个多麽可怕、复杂、变动 的社会，过程中一定有很多奇怪的经验，但如果细究，会发现其中的故事不见了。」 於是那些清朝时跑去中国参加科举、留下《试帖诗》的台湾人，那些日本殖民时期远赴 东洋留学恰巧碰上东京大地震的台湾人，那些加入满洲国及汪精卫伪政权的台湾人，那 些60年代参与台湾对美间谍工作的情报员，他们虽然在史料上留下了姓名，但关於他们 的个人故事却十分可惜地流失在历史的空缺中。这些史料就像二二八与白色恐怖一样， 所有的记忆都被抹杀、压抑，他们同样需要经过认识与重建。 「我要做的事情正是一个写小说的人最基本的机会跟责任，运用想像力填补这些人的故 事；同时这也实践了我的历史关怀，因为台湾历史上有太多的空缺，我不可能用历史的 方法修补，最後只能靠小说帮忙。」说到这，杨照的眼睛甚至有些闪闪发亮，「理解到 一点，你就知道有多少东西可以写，有多少棒得不得了的想法可以放在里面，写小说的 人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机会。」 有了宽阔的视野，杨照要做的只是尽量将自己放开，让自己进入到各种不同的台湾情境 里面，想像并记录各式各样不同的台湾人的记忆。 为上帝而写 「有一天，我不经意读到朱西甯老师《华太平家传》里的一句话：『他是为上帝而写』 ，我就这麽简单地领悟了。」杨照聊到文学之於他的意义，这麽说道。 虽然怀抱着对文学的巨大热情，但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杨照也曾经感到困惑，「开始 创作小说，是因为觉得人必须对社会尽一定的责任，而我认为自己能对这社会尽的责任 就是写小说，换句话说，藉由小说来影响社会；可是慢慢我也知道不能继续欺骗自己， 认为小说对这社会还存在着什麽影响力，於是有段时间我常在想，如果小说对这个社会 已经没有影响力，为什麽我还要写小说？小说还能做什麽？」 还好杨照的疑问得以从前辈作家朱西甯的文字中获得解答。在杨照的心中，所谓的「为 上帝而写」，指的是创作者应该要拥有「一套更高的、超越世俗与个人的价值和标准」 ，然後相信它、并为它而写，「也许我心里的上帝跟朱老师的并不一样，但我清楚地知 道那是什麽。」 既然是为内在的上帝而写，杨照能够更自由地创作，无须在意这个时代所谓「对」的文 学是什麽？流行的文学是什麽？受欢迎的文学又是什麽？他唯一在意的，是创作的成品 是不是只有自己才能完成的？可否带来高度的满足感？最重要的是，有没有符合自己所 想像的「更高的」标准？ 「我必须承认这几年的工作当中，每次不管是在写工作用的文稿、采访、主持会议的期 间，发生一些狗屁倒灶的事情的时候，我给自己最大的安慰就是：『再忍耐一下，等下 可以回家写小说』。」只要想到可以继续写小说，生活中所有不愉快与厌倦，虽不至於 烟消云散，但也变得能够忍耐，小说之於杨照，是他生命最根源的安慰，也是他生命的 意义。 【中央网路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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