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懷民形容初識陳映真留下的印象：龐大的頭，先看見頭才看見人，一付巨人般的姿態。 事實上不只林懷民有這種印象，多年來文壇友人都暱稱陳映真為「大頭」。 「大頭」應該不只稱呼那很難找到合適帽盔的具象特徵，同時也指涉了陳映真腦袋格外發 達的狀況。這個「大頭」，不是中文裡「大頭病」的那種「大頭」，毋寧比較接近英文中 的cerebral。cerebral原意就是腦袋的，當我們形容一個人或一部作品的風格為cerebral 時，隱含著在「心與腦」的二元劃分裡，腦所代表的理智勝過了心所代表的情感。 陳映真確實是個cerebral，腦袋發達的作家。他總是在他的小說裡放進了許多思考。關於 公平正義的思考，關於經濟結構的思考，關於跨國企業正當性的思考，關於民族主義如何 不被侵蝕消滅的思考……多年以前，「人間版」「陳映真作品集」的最後一冊，蒐羅了各 方評家對陳映真其人其作的詳述，書題就叫《文學的思考者》。詹宏志的文章這樣說： 「在台灣文學界一片的思想荒蕪當中，他單獨地思索身處的時代與社會……陳映真發掘問 題、洞察社會的慧眼，都可以從他早期的作品找到很多例證。譬如： 「一、 遠在六○年代，陳映真發表了『將軍族』；到了八○年代，伴隨著『李師 科案』寄居台灣的百萬老兵問題，才被公開、廣泛（雖然並不徹底）地討論。…… 「二、 遠在六○年代，陳映真寫下有名的『唐倩的喜劇』；一直要到七○年代後 半的鄉土文學論戰，『唐』文中揭露的台北知識界蒼白、虛無、作偽的面貌，才被普遍的 反省和了解。 「三、 遠在六○年代，陳映真在小說『六月裡的玫瑰花』，寫出一個參加越戰的 黑人『軍曹巴尼』和一位台灣吧女的戀情，小說裡一面指出戰爭對人性的腐蝕與戕害，一 面也寫出了下階層人士相濡以沫的真情。這種充滿第三世界的自覺性的前瞻作品，即便到 不久前，台灣因為『越戰獵鹿人』、『現代啟示錄』等越戰電影的刺激曾有的零星討論， 仍然沒有可與『六』文相擬的作品與見地。……」 「大頭」、「思考者」陳映真顯得如此特殊，因為那個年代（恐怕延續到我們這個年代） ，台灣的文學沉陷在一種「重感情逃避理智」的習慣中。關於感情，尤其是個人感情的描 述抒發，這段時期台灣文學累積了優秀而多元的作品，建構了繁複而動人的語彙及文法， 也培養了眾多熱情的讀者，然而相對地，用文學來表達思想，討論社會集體議題方面，卻 異常地荒蕪冷漠。如此普遍背景襯托下，陳映真的小說，便以其明顯不同的「意念先行」 姿態，怪物般地受到側目注意了。 台灣文壇「重心輕腦」的極端偏食傾向，怪亦不怪。 乍看很怪，因為在此之前，中國文學傳統的核心是「文以載道」，「載道」就是「意念先 行」。不管是中國的「五四」白話文運動，或者台灣張我軍、賴和等人為先鋒所創發的新 文學，最早問世的青澀作品，都有強烈的社會關懷。之所以放棄文言文、之所以攻詰「擊 缽吟詩」，要求改用白話文、日常民眾語文寫作，其動機本來就是社會性的。所以三○、 四○年代的中國文學與台灣文學，從魯迅、茅盾、巴金到楊逵，楊華、張文環、呂赫若， 哪一個不是「意念先行」的思考者？從文學史的生發角度看，理性的、討論式的語言，比 情緒性的、感受式的寫法，起得早長得快。有這樣的歷史前因，竟會逆轉而為戰後台灣文 學「重情輕思」的後果，確實蠻奇怪的。 不過將現實政治條件考慮進去之後，怪的也就變成不怪了。強烈社會性的文學作品，與二 十世紀前半葉詭譎的政治變化，幾乎相終始。在大陸潰敗逃到台灣來的國民政府，因而視 文學為必須仔細監管的領域，尤其視思考型、傳播理念型的文學為毒蛇猛獸。在那個威權 籠罩的時代，文學被管束著，思考被窒息著，加上原本社會性思考性文學傳統被強行截斷 了，於是後輩文學工作者只能在「思想荒蕪」中，去發揮施展其文學想像了。 幸或不幸，出生成長於台灣鶯歌小鎮的陳映真，從地下管道接續了中國三○年代左翼文學 的傳統。魯迅的文學，從題裁到情緒到腔調到文字語言使用的習慣，深深感染了陳映真。 「誤入禁區」的陳映真，以他從「禁區」中秘密汲取來的養分，將自己也培養茁壯成另一 塊靜靜存在卻開滿多彩繁花的禁區。 閱讀禁書，偷偷抄寫魯迅的陳映真，一轉身，他自己的作品成了禁書，成了更年輕一輩文 學青年輾轉傳抄的對象。一九六八年，國府當局將陳映真逮捕入獄，罪名是閱讀左派書籍 以及與少數友人形成了地下組織。歷史證明，威權者總是見小不見大，不管對於自己的利 益或危險，他們從來無法準確判斷。他們只看到了陳映真作為吸收者傳播者乃至組織者的 威脅，卻看不到陳映真真正最大能量的來源──作為一個思考者，而且是以小說形式進行 思考的作家。 陳映真入獄，反而讓他藉由小說進行的思考，影響力更大。他的作品正式轉入地下，成了 傳說。「傳說」意謂著，這些作品只有少數透過特別努力，承擔一定風險的人，才有機會 接觸到。「傳說」也意謂著，這些少數人就算彼此不認識，他們透過陳映真及其他禁抑的 文本，摶合著一股特殊的感情。他們是偷偷在牆上鑿孔汲光的共犯者，而那光，就是他們 不孤單的共同保證。「傳說」更意謂著，這群在荒蕪時代接觸陳映真作品的人，必然懷抱 著一種激動且虔敬的態度，啃讀陳映真的作品，這種態度讓他們將作品讀進自我生命當中 ，鐫刻而為人格的一部分，不會是可有可無的消閑經驗。 　　陳映真成了那個「禁書世代」的核心象徵。他也清楚代表了那個世代信仰進步性的核 心價值──被世俗視為不適當的，往往就是最重要的（What is improper, must be important.）。 不過，「意念先行」的獨特風格，以及時代背景的推擁，不足以完整說明陳映真的魅力。 畢竟，那個時代還有其他進入「禁書」之列的文學作者，卻只有一個陳映真。畢竟，早在 陳映真入獄「遠行」之前，他的小說就已經在發散一些無可取代的感染力。 例如說，早在一九六○年，他二十三歲時寫的「我的弟弟康雄」，曾經讓多少讀者（包括 林懷民、黃春明）為之潸然淚下。是的，那是個遠比今天「軟心」的時代，那一代的青年 如發瘟疫般彼此傳染著多愁善感的習慣，可是要讓他們為小說虛構人物激動痛哭，那人物 與情節，內在還是要有一種精神，一種一方面打中時代特殊狀態，另一方面敲擊了普遍生 活經驗關節的精神。 一種「陳映真精神」。如果有一種貫串在陳映真小說中，不滅不變的「陳映真精神」，那 會是什麼？會是對於公平正義的追求？對於帝國主義的控訴？還是對於弱小無權者的哀憐 ? 恐怕都不是。儘管上述主題都在陳映真小說扮演過「先行意念」、「中心德目」的重要角 色，也曾經輪番刺激出最炫目的靈光來，然而它們不足以界定陳映真，更重要的，它們不 足以解釋陳映真小說與其他社會主義或民族主義口號宣傳文件之間的巨大差異。 在我看來，「陳映真精神」的原型，存在於「我的弟弟康雄」那個敍述身分與敍述口氣裡 。從某個角度看，二十歲到今天，陳映真都是以「康雄的姐姐」的身分與口氣，寫作他的 每篇小說，而被陳映真小說感動的讀者，或多或少都在自己生命底蘊中，找到了屬於「康 雄的姐姐」的那個部分。 「康雄的姐姐」，痛苦地訴說著弟弟康雄生命種種的，是怎樣的人？她自剖：「在我的弟 弟康雄死後才四個月，我舉行了婚禮；一個非虔信者站在神壇和神父的祝福之前……這些 都使我感到一種反叛的快感。固然這快感仍是伴著一種死滅的沉沉的悲哀──向處女時代 ，向我所沒有好好弄清楚過的那些社會思想和現代藝術的流派告別的悲哀。然而這最後的 反叛，卻使我嚐到一絲革命的，破壞的，屠殺的和殉道者的亢奮。這對我這樣一個簡單的 女子已經夠偉大的了。」 康雄的姐姐是個面對、認知了理想價值，卻被從理想旁邊拉開了的人。她還是個疼惜、崇 敬理想主義者，卻對他們遭遇到現實腐蝕打擊時的痛苦，如此無奈的人。她也是個回到世 俗認可的現實裡，過起世俗欣羨的「美好生活」，然而卻因不斷閃亮的理想主義記憶（或 夢靨）深深自罪自咎著的人。 康雄的姐姐在小說結尾時說：「……我一心要為他重修一座豪華的墓園。此願了後，我大 約也就能安心地耽溺在膏粱的生活和丈夫的愛撫裡度過這一生了罷。」表面看了像是幸福 的自滿自許，然而讀著這樣文字的我們，卻不禁悲從中來，因為我們明瞭此般幸福其實是 最大最殘酷的棄絕，讓自己和過去的理想，弟弟康雄所代表的真實生命尊嚴，徹底隔離。 陳映真小說訴求的讀者，對於這個世界懷抱著天真理想，卻又感受到現實庸俗概念腐蝕理 想的惘惘的威脅。陳映真小說打動了所有曾經因不同際遇，在不同場景下，與高貴理想靈 光交錯相見，卻又無力保守理想，使理想成為生活現實的人。我們知道理想比現實美好， 我們相信應該奉獻自己於理想的追求，或至少應該奉獻自己於支持協助那些理想主義者的 掙扎，可是不管出於缺乏勇氣缺乏資源缺乏識見……我們在理想之前退卻了，帶著慚惶的 罪咎，我們由理想主義者退化（或進化？）成為享受安適現成生活的「康雄的姐姐」。 陳映真最擅長寫的，不是理想主義的烈士。如果要寫烈士，「山路」的主角就應該是黃貞 柏與李國坤，而不會是蔡千惠。蔡千惠不是烈士，她是個幸或不幸，親身目睹了烈士與理 想之美，卻無力實踐烈士理想的旁觀者。她孤伶伶地站在烈士展現的犠牲情懷前而自覺渺 小，為了克服渺小的感受，她選擇了用她的方式奉獻，將自己的青春獻祭於理想。 理想最大的敵人，陳映真不憚其煩地反覆提醒，不是迫害不是磨難，而是現實庸俗的幸福 。現實庸俗的幸福讓人們如「兀自照耀著的太陽」裡的小鎮醫生一樣，拉起窗簾放起留聲 機，品賞好酒跳跳探戈，安心地不再感受到外面貧窮礦工們所體受的痛苦，同時也就讓自 己與女兒小淳那少女真純的心靈徹底脫開了。 透過小說，陳映真不憚其煩反覆提醒，生命最大的激動，來自於體受別人的痛苦，願意為 別人的痛苦而獻身。中產階級的邪惡，不在他們做了什麼壞事，而在他們封閉了人原本的 不忍人之心，用種種虛偽的藉口，假裝看不見，或看見卻假裝無所謂。 其實我們都看到的，其實我們都在乎。假裝沒看見假裝不在乎的同時，我們不是沒有罪惡 感，陳映真以及他的小說，溫柔卻不留情地挑動、張揚了這份罪惡感。讀著「將軍族」， 我們哭了；讀著「山路」，我們又哭了，往往不是為了小說角色的遭遇而哭，而是為自己 曾經參與在那虛偽的現實幸福中，讓自己與世間許多真實苦難不相涉，因而羞恥地哭了。 不為他人，為自己而哭。 逼迫讀者「為自己而哭」，陳映真的確是「海峽兩岸第一人」。用既狂烈而又細膩、細膩 地狂烈著的性格，帶引讀者走向自我道德意識的幽黯海域，應該就是最獨特、無可取代的 「陳映真精神」吧。 -- 我願意只是虛空／決不占你的心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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