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ccyares (chen)
看板YangZhao
标题幸福的不安──重读陈映真小说◎杨照
时间Thu Jun 19 16:59:12 2008
林怀民形容初识陈映真留下的印象:庞大的头,先看见头才看见人,一付巨人般的姿态。
事实上不只林怀民有这种印象,多年来文坛友人都昵称陈映真为「大头」。
「大头」应该不只称呼那很难找到合适帽盔的具象特徵,同时也指涉了陈映真脑袋格外发
达的状况。这个「大头」,不是中文里「大头病」的那种「大头」,毋宁比较接近英文中
的cerebral。cerebral原意就是脑袋的,当我们形容一个人或一部作品的风格为cerebral
时,隐含着在「心与脑」的二元划分里,脑所代表的理智胜过了心所代表的情感。
陈映真确实是个cerebral,脑袋发达的作家。他总是在他的小说里放进了许多思考。关於
公平正义的思考,关於经济结构的思考,关於跨国企业正当性的思考,关於民族主义如何
不被侵蚀消灭的思考……多年以前,「人间版」「陈映真作品集」的最後一册,蒐罗了各
方评家对陈映真其人其作的详述,书题就叫《文学的思考者》。詹宏志的文章这样说:
「在台湾文学界一片的思想荒芜当中,他单独地思索身处的时代与社会……陈映真发掘问
题、洞察社会的慧眼,都可以从他早期的作品找到很多例证。譬如:
「一、 远在六○年代,陈映真发表了『将军族』;到了八○年代,伴随着『李师
科案』寄居台湾的百万老兵问题,才被公开、广泛(虽然并不彻底)地讨论。……
「二、 远在六○年代,陈映真写下有名的『唐倩的喜剧』;一直要到七○年代後
半的乡土文学论战,『唐』文中揭露的台北知识界苍白、虚无、作伪的面貌,才被普遍的
反省和了解。
「三、 远在六○年代,陈映真在小说『六月里的玫瑰花』,写出一个参加越战的
黑人『军曹巴尼』和一位台湾吧女的恋情,小说里一面指出战争对人性的腐蚀与戕害,一
面也写出了下阶层人士相濡以沫的真情。这种充满第三世界的自觉性的前瞻作品,即便到
不久前,台湾因为『越战猎鹿人』、『现代启示录』等越战电影的刺激曾有的零星讨论,
仍然没有可与『六』文相拟的作品与见地。……」
「大头」、「思考者」陈映真显得如此特殊,因为那个年代(恐怕延续到我们这个年代)
,台湾的文学沉陷在一种「重感情逃避理智」的习惯中。关於感情,尤其是个人感情的描
述抒发,这段时期台湾文学累积了优秀而多元的作品,建构了繁复而动人的语汇及文法,
也培养了众多热情的读者,然而相对地,用文学来表达思想,讨论社会集体议题方面,却
异常地荒芜冷漠。如此普遍背景衬托下,陈映真的小说,便以其明显不同的「意念先行」
姿态,怪物般地受到侧目注意了。
台湾文坛「重心轻脑」的极端偏食倾向,怪亦不怪。
乍看很怪,因为在此之前,中国文学传统的核心是「文以载道」,「载道」就是「意念先
行」。不管是中国的「五四」白话文运动,或者台湾张我军、赖和等人为先锋所创发的新
文学,最早问世的青涩作品,都有强烈的社会关怀。之所以放弃文言文、之所以攻诘「击
钵吟诗」,要求改用白话文、日常民众语文写作,其动机本来就是社会性的。所以三○、
四○年代的中国文学与台湾文学,从鲁迅、茅盾、巴金到杨逵,杨华、张文环、吕赫若,
哪一个不是「意念先行」的思考者?从文学史的生发角度看,理性的、讨论式的语言,比
情绪性的、感受式的写法,起得早长得快。有这样的历史前因,竟会逆转而为战後台湾文
学「重情轻思」的後果,确实蛮奇怪的。
不过将现实政治条件考虑进去之後,怪的也就变成不怪了。强烈社会性的文学作品,与二
十世纪前半叶诡谲的政治变化,几乎相终始。在大陆溃败逃到台湾来的国民政府,因而视
文学为必须仔细监管的领域,尤其视思考型、传播理念型的文学为毒蛇猛兽。在那个威权
笼罩的时代,文学被管束着,思考被窒息着,加上原本社会性思考性文学传统被强行截断
了,於是後辈文学工作者只能在「思想荒芜」中,去发挥施展其文学想像了。
幸或不幸,出生成长於台湾莺歌小镇的陈映真,从地下管道接续了中国三○年代左翼文学
的传统。鲁迅的文学,从题裁到情绪到腔调到文字语言使用的习惯,深深感染了陈映真。
「误入禁区」的陈映真,以他从「禁区」中秘密汲取来的养分,将自己也培养茁壮成另一
块静静存在却开满多彩繁花的禁区。
阅读禁书,偷偷抄写鲁迅的陈映真,一转身,他自己的作品成了禁书,成了更年轻一辈文
学青年辗转传抄的对象。一九六八年,国府当局将陈映真逮捕入狱,罪名是阅读左派书籍
以及与少数友人形成了地下组织。历史证明,威权者总是见小不见大,不管对於自己的利
益或危险,他们从来无法准确判断。他们只看到了陈映真作为吸收者传播者乃至组织者的
威胁,却看不到陈映真真正最大能量的来源──作为一个思考者,而且是以小说形式进行
思考的作家。
陈映真入狱,反而让他藉由小说进行的思考,影响力更大。他的作品正式转入地下,成了
传说。「传说」意谓着,这些作品只有少数透过特别努力,承担一定风险的人,才有机会
接触到。「传说」也意谓着,这些少数人就算彼此不认识,他们透过陈映真及其他禁抑的
文本,抟合着一股特殊的感情。他们是偷偷在墙上凿孔汲光的共犯者,而那光,就是他们
不孤单的共同保证。「传说」更意谓着,这群在荒芜时代接触陈映真作品的人,必然怀抱
着一种激动且虔敬的态度,啃读陈映真的作品,这种态度让他们将作品读进自我生命当中
,镌刻而为人格的一部分,不会是可有可无的消闲经验。
陈映真成了那个「禁书世代」的核心象徵。他也清楚代表了那个世代信仰进步性的核
心价值──被世俗视为不适当的,往往就是最重要的(What is improper, must be
important.)。
不过,「意念先行」的独特风格,以及时代背景的推拥,不足以完整说明陈映真的魅力。
毕竟,那个时代还有其他进入「禁书」之列的文学作者,却只有一个陈映真。毕竟,早在
陈映真入狱「远行」之前,他的小说就已经在发散一些无可取代的感染力。
例如说,早在一九六○年,他二十三岁时写的「我的弟弟康雄」,曾经让多少读者(包括
林怀民、黄春明)为之潸然泪下。是的,那是个远比今天「软心」的时代,那一代的青年
如发瘟疫般彼此传染着多愁善感的习惯,可是要让他们为小说虚构人物激动痛哭,那人物
与情节,内在还是要有一种精神,一种一方面打中时代特殊状态,另一方面敲击了普遍生
活经验关节的精神。
一种「陈映真精神」。如果有一种贯串在陈映真小说中,不灭不变的「陈映真精神」,那
会是什麽?会是对於公平正义的追求?对於帝国主义的控诉?还是对於弱小无权者的哀怜
?
恐怕都不是。尽管上述主题都在陈映真小说扮演过「先行意念」、「中心德目」的重要角
色,也曾经轮番刺激出最炫目的灵光来,然而它们不足以界定陈映真,更重要的,它们不
足以解释陈映真小说与其他社会主义或民族主义口号宣传文件之间的巨大差异。
在我看来,「陈映真精神」的原型,存在於「我的弟弟康雄」那个敍述身分与敍述口气里
。从某个角度看,二十岁到今天,陈映真都是以「康雄的姐姐」的身分与口气,写作他的
每篇小说,而被陈映真小说感动的读者,或多或少都在自己生命底蕴中,找到了属於「康
雄的姐姐」的那个部分。
「康雄的姐姐」,痛苦地诉说着弟弟康雄生命种种的,是怎样的人?她自剖:「在我的弟
弟康雄死後才四个月,我举行了婚礼;一个非虔信者站在神坛和神父的祝福之前……这些
都使我感到一种反叛的快感。固然这快感仍是伴着一种死灭的沉沉的悲哀──向处女时代
,向我所没有好好弄清楚过的那些社会思想和现代艺术的流派告别的悲哀。然而这最後的
反叛,却使我嚐到一丝革命的,破坏的,屠杀的和殉道者的亢奋。这对我这样一个简单的
女子已经够伟大的了。」
康雄的姐姐是个面对、认知了理想价值,却被从理想旁边拉开了的人。她还是个疼惜、崇
敬理想主义者,却对他们遭遇到现实腐蚀打击时的痛苦,如此无奈的人。她也是个回到世
俗认可的现实里,过起世俗欣羡的「美好生活」,然而却因不断闪亮的理想主义记忆(或
梦靥)深深自罪自咎着的人。
康雄的姐姐在小说结尾时说:「……我一心要为他重修一座豪华的墓园。此愿了後,我大
约也就能安心地耽溺在膏粱的生活和丈夫的爱抚里度过这一生了罢。」表面看了像是幸福
的自满自许,然而读着这样文字的我们,却不禁悲从中来,因为我们明了此般幸福其实是
最大最残酷的弃绝,让自己和过去的理想,弟弟康雄所代表的真实生命尊严,彻底隔离。
陈映真小说诉求的读者,对於这个世界怀抱着天真理想,却又感受到现实庸俗概念腐蚀理
想的惘惘的威胁。陈映真小说打动了所有曾经因不同际遇,在不同场景下,与高贵理想灵
光交错相见,却又无力保守理想,使理想成为生活现实的人。我们知道理想比现实美好,
我们相信应该奉献自己於理想的追求,或至少应该奉献自己於支持协助那些理想主义者的
挣扎,可是不管出於缺乏勇气缺乏资源缺乏识见……我们在理想之前退却了,带着惭惶的
罪咎,我们由理想主义者退化(或进化?)成为享受安适现成生活的「康雄的姐姐」。
陈映真最擅长写的,不是理想主义的烈士。如果要写烈士,「山路」的主角就应该是黄贞
柏与李国坤,而不会是蔡千惠。蔡千惠不是烈士,她是个幸或不幸,亲身目睹了烈士与理
想之美,却无力实践烈士理想的旁观者。她孤伶伶地站在烈士展现的犠牲情怀前而自觉渺
小,为了克服渺小的感受,她选择了用她的方式奉献,将自己的青春献祭於理想。
理想最大的敌人,陈映真不惮其烦地反覆提醒,不是迫害不是磨难,而是现实庸俗的幸福
。现实庸俗的幸福让人们如「兀自照耀着的太阳」里的小镇医生一样,拉起窗帘放起留声
机,品赏好酒跳跳探戈,安心地不再感受到外面贫穷矿工们所体受的痛苦,同时也就让自
己与女儿小淳那少女真纯的心灵彻底脱开了。
透过小说,陈映真不惮其烦反覆提醒,生命最大的激动,来自於体受别人的痛苦,愿意为
别人的痛苦而献身。中产阶级的邪恶,不在他们做了什麽坏事,而在他们封闭了人原本的
不忍人之心,用种种虚伪的藉口,假装看不见,或看见却假装无所谓。
其实我们都看到的,其实我们都在乎。假装没看见假装不在乎的同时,我们不是没有罪恶
感,陈映真以及他的小说,温柔却不留情地挑动、张扬了这份罪恶感。读着「将军族」,
我们哭了;读着「山路」,我们又哭了,往往不是为了小说角色的遭遇而哭,而是为自己
曾经参与在那虚伪的现实幸福中,让自己与世间许多真实苦难不相涉,因而羞耻地哭了。
不为他人,为自己而哭。
逼迫读者「为自己而哭」,陈映真的确是「海峡两岸第一人」。用既狂烈而又细腻、细腻
地狂烈着的性格,带引读者走向自我道德意识的幽黯海域,应该就是最独特、无可取代的
「陈映真精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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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意只是虚空/决不占你的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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