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信人: stewart (錫兵，前進。), 信區: civic_life 標 題: 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新趨勢（三） 發信站: 一塌糊塗 BBS (Tue Mar 11 10:05:11 2003), 本站(ytht.net) 三、強勢精英群體左右政策制定，國家（政府）的自主性日益下降 　　資源配置從改革初期的擴散模式轉變為90年代的積聚模式產生的第一個直 接社會 結果是：社會中開始形成一個支配著政治經濟權力和資源的強勢精英群體。不少學者 期待著 中國的社會發展過程中能出現所謂的“中間階層”，于是他們把私營企業主的出現或 “白領 階層”的擴大都看作是體現這一趨晡滬]頭。然而，中國社會所經歷的現實演變卻兆 示著另 一種趨勢，即像南美國家那樣成為兩極分化嚴重的社會，而中國社會中總體性精英階 層[3] 的出現及其在社會生活中壟斷型地位的鞏固，不僅標志著這種兩極化社會的形成，而 且意味 著社會兩極化趨勢的不可逆轉。目前，種種岊實表明，這個總體性精英階層的主要目 標就是 鞏固其基礎、維持其群體邊界的封閉性，以使該群體的地位和人數規模不受挑戰。 　　由于政治權力制約著“市場化”過程，重要經濟資源被權力擁有者所壟斷 ，總體 性精英階層的資本聚積速度相當快，有些人幾年內就從幾萬元起家而擁有了十幾億元 的資產 。如果對照一下個體戶的發展過程，總體性精英的資本擴張速度就更反常了。70年代 末和 80年代初，中國的城市中出現了大批個體戶，大多從事商業和服務業；20多年過去了 ，這些 個體戶大多仍在從事原來的行業，而經營規模的擴大也極為有限，這可Q稱為“長不 大的個 體戶”現象。由于總體性精英過多地壟斷了社會資源，原本可能由逐漸成長的中產階 級所佔 有的資源，多半被總體性資本所壟斷，結果總體性精英不僅遏制了中國社會中真正意 義上的 中產階級的形成，而且侵犯了其他社會階層的利益。因此，在擁有總體性資本的富裕 階層迅 速暴富的同時，大部份農村人口以及部份城市人口淪為貧苦的社會群體。 　　80年代中國開始出現體制外的商業精英，這個新階層的出現曾一度令體制 內的政 治經濟精英十分疑懼，彼此之間難以對話溝通，在那個年代所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事 實上與 這種疑懼有直接關系。但在90年代體制內精英和體制外精英的關系發生了明顯變化， 彼此之 間開始形成復雜的聯盟式關系。這種關系的形成與以下幾個因素有關。首先，80年代 末的事 件使雙方都認識到，“不穩定”既不利于統治和權力，也不利于商業活動，保持穩定 是雙方 共同的利益所在，]此“穩定話語”成了雙方建立聯盟關系的基礎。其次，90年代初 中央政 府一度採取壓制私營、民營和鄉鎮企業的政策，但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員為地方利益所 驅動而 立場鮮明地站在後者一邊，于是有“幾不變”政策的出台，由此，一些地方政治精英 與體制 外商業精英建立了密切的關系。再次，在90年代興起的“下海”浪潮中，一些政府官 員或有 極強官方背景的人變為商人，這也增進了體制內精英與體制外精英的親和性。最後， 知識技 術階層中的一部份人加入了這個聯盟，擴大了這個精英聯盟的基礎。隨著體制內和體 制外精 英、政治和商業精英的結盟，這個p盟囊括了各類精英的主體，于是在中國社會中成 為唯一 的強勢社會群體。這個強勢群體不僅代表民間的經濟勢力，也代表由政府支持的主要 壟斷部 門。 　　90年代以來出現了一個令人矚目的趨勢，即上述強勢精英群體對政治經濟 的影響 力日益擴大，與此同時，國家（政葡）的自主性則日益降低。國家機器本屬于公共管 理機構 ，理應服務于全體國民的利益，要協調社會中不同利益群體的要求；因此，國家在不 同利益 群體面前應當具有相當的超越性，所謂國家的自主性即體現在這種超越性上。此外， 國家機 器以強制性的權力掌握和支配著社會中的許多資源，又是社會政策和公共政策的制定 和執行 者，這一功能本身也要求國家機構在制定和執行公共政策時要盡可能地不受社會中那 些強勢 社會集團的影響和左右。但現在中國所出現的現實卻恰恰相反，即國家的自主性在明 顯下降 。 　　90年代以來國家自主性的下降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在經濟發 展與社 會公正兩大政策目標之間出現了明顯的不平衡，公共政策的制定明顯地向社會上層傾 斜，忽 視了社會中下層民眾的利益和需要。有人批評說，中國政府是世界上最右的政府。其 意涵是 ，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上，政府總是站在資本這一方，茪ㄛO站在普通民眾這一方。盡 管這一 說法很極端，但它指出的問題卻是不可忽視的。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當然要追 求經濟 發展和經濟效率，也應當對私營經濟實行優惠政策，但是，社會公正也是中國必須高 度重視 的，它本身就是社會發展的一個必不可少的重要部份。然而，90年代以來，中國在資 源分配 方面卻重經濟政策、輕社會政策，用于社會政策的資源太少；同時也缺少有效的照顧 社會中 下層民眾利益的社會政策，對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和貧困人口確實有所忽視。 　　第二，強勢群體對公共政策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公共政策的制定常常為這 個群體 所左右。在基層，強勢群體主要是利用“關系”和行賄等手段來影響公共政策，如影 響當地 政府發展規劃或建設項目的確定，從中獲得種種商業利益。而在上層，強勢群體對決 策過程 的左右往往是獲得制度保障的。例如，從未考慮按照不同社會群體的人口比重來安排 人大和 政協委員、以保証委員的代表性，代表民營經濟和政府部門的委員相對較多，而代表 社會弱 勢群體的委員就很少。這樣，在立法或決策咨詢過程中，強勢群體的聲音必然壓過來 自社會 弱勢群體的聲音。在公共輿論方面，強勢群體利用其經濟實力，通過支持讚助媒體和 學術活 動等方式，也很容易達到讓媒體和學者為強勢群體的利益說話的目的。例如，90年中 期前後 中國出現了經濟過熱現象，政府不得不實行經濟緊縮方針，結果大量的房地產投資被 套牢。 于是，在各地相繼召開了一系列經濟發展研討會，其主題都是主張放鬆銀根。一些經 濟學家 在會上大聲疾I，當時的經濟並非過熱，政府應當實行寬鬆的財政和金融政策。許多 這樣的 會議都有房地產商讚助或參與，這就是民間經濟力量試圖影響中央決策的一個跡象。 　　各種利益群體如果合法、公開地通過影響政府政策來追求自己的利益，這 本無可 非議。但中國的情況卻是，珿有強勢群體能有效地影響政策、造成有利于其利益格局 的局面 ，而其他社會群體卻無法對政策施加有效影響；國家機構無法在所有社會群體面前保 持公正 性，更缺乏自主性，總是偏重照顧強勢群體的利益，使佔人口大多數的弱勢群體的利 益被犧 牲。這種狀況如果延續下去，國家機器就可能異化為強勢群體實現、保護其利益的工 具。 -- ※ 來源:．一塌糊塗 BBS http://ytht.net [FROM: 166.111.67.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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