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stewart (锡兵，前进。), 信区: civic_life 标 题: 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三） 发信站: 一塌糊涂 BBS (Tue Mar 11 10:05:11 2003), 本站(ytht.net) 三、强势精英群体左右政策制定，国家（政府）的自主性日益下降 　　资源配置从改革初期的扩散模式转变为90年代的积聚模式产生的第一个直 接社会 结果是：社会中开始形成一个支配着政治经济权力和资源的强势精英群体。不少学者 期待着 中国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能出现所谓的“中间阶层”，于是他们把私营企业主的出现或 “白领 阶层”的扩大都看作是体现这一趋晡沪]头。然而，中国社会所经历的现实演变却兆 示着另 一种趋势，即像南美国家那样成为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而中国社会中总体性精英阶 层[3] 的出现及其在社会生活中垄断型地位的巩固，不仅标志着这种两极化社会的形成，而 且意味 着社会两极化趋势的不可逆转。目前，种种岊实表明，这个总体性精英阶层的主要目 标就是 巩固其基础、维持其群体边界的封闭性，以使该群体的地位和人数规模不受挑战。 　　由于政治权力制约着“市场化”过程，重要经济资源被权力拥有者所垄断 ，总体 性精英阶层的资本聚积速度相当快，有些人几年内就从几万元起家而拥有了十几亿元 的资产 。如果对照一下个体户的发展过程，总体性精英的资本扩张速度就更反常了。70年代 末和 80年代初，中国的城市中出现了大批个体户，大多从事商业和服务业；20多年过去了 ，这些 个体户大多仍在从事原来的行业，而经营规模的扩大也极为有限，这可Q称为“长不 大的个 体户”现象。由于总体性精英过多地垄断了社会资源，原本可能由逐渐成长的中产阶 级所占 有的资源，多半被总体性资本所垄断，结果总体性精英不仅遏制了中国社会中真正意 义上的 中产阶级的形成，而且侵犯了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因此，在拥有总体性资本的富裕 阶层迅 速暴富的同时，大部份农村人口以及部份城市人口沦为贫苦的社会群体。 　　80年代中国开始出现体制外的商业精英，这个新阶层的出现曾一度令体制 内的政 治经济精英十分疑惧，彼此之间难以对话沟通，在那个年代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事 实上与 这种疑惧有直接关系。但在90年代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的关系发生了明显变化， 彼此之 间开始形成复杂的联盟式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首先，80年代 末的事 件使双方都认识到，“不稳定”既不利于统治和权力，也不利于商业活动，保持稳定 是双方 共同的利益所在，]此“稳定话语”成了双方建立联盟关系的基础。其次，90年代初 中央政 府一度采取压制私营、民营和乡镇企业的政策，但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员为地方利益所 驱动而 立场鲜明地站在後者一边，于是有“几不变”政策的出台，由此，一些地方政治精英 与体制 外商业精英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再次，在90年代兴起的“下海”浪潮中，一些政府官 员或有 极强官方背景的人变为商人，这也增进了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的亲和性。最後， 知识技 术阶层中的一部份人加入了这个联盟，扩大了这个精英联盟的基础。随着体制内和体 制外精 英、政治和商业精英的结盟，这个p盟囊括了各类精英的主体，于是在中国社会中成 为唯一 的强势社会群体。这个强势群体不仅代表民间的经济势力，也代表由政府支持的主要 垄断部 门。 　　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趋势，即上述强势精英群体对政治经济 的影响 力日益扩大，与此同时，国家（政葡）的自主性则日益降低。国家机器本属于公共管 理机构 ，理应服务于全体国民的利益，要协调社会中不同利益群体的要求；因此，国家在不 同利益 群体面前应当具有相当的超越性，所谓国家的自主性即体现在这种超越性上。此外， 国家机 器以强制性的权力掌握和支配着社会中的许多资源，又是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的制定 和执行 者，这一功能本身也要求国家机构在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时要尽可能地不受社会中那 些强势 社会集团的影响和左右。但现在中国所出现的现实却恰恰相反，即国家的自主性在明 显下降 。 　　90年代以来国家自主性的下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在经济发 展与社 会公正两大政策目标之间出现了明显的不平衡，公共政策的制定明显地向社会上层倾 斜，忽 视了社会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和需要。有人批评说，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右的政府。其 意涵是 ，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上，政府总是站在资本这一方，茪ㄛO站在普通民众这一方。尽 管这一 说法很极端，但它指出的问题却是不可忽视的。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当然要追 求经济 发展和经济效率，也应当对私营经济实行优惠政策，但是，社会公正也是中国必须高 度重视 的，它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部份。然而，90年代以来，中国在资 源分配 方面却重经济政策、轻社会政策，用于社会政策的资源太少；同时也缺少有效的照顾 社会中 下层民众利益的社会政策，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和贫困人口确实有所忽视。 　　第二，强势群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公共政策的制定常常为这 个群体 所左右。在基层，强势群体主要是利用“关系”和行贿等手段来影响公共政策，如影 响当地 政府发展规划或建设项目的确定，从中获得种种商业利益。而在上层，强势群体对决 策过程 的左右往往是获得制度保障的。例如，从未考虑按照不同社会群体的人口比重来安排 人大和 政协委员、以保证委员的代表性，代表民营经济和政府部门的委员相对较多，而代表 社会弱 势群体的委员就很少。这样，在立法或决策咨询过程中，强势群体的声音必然压过来 自社会 弱势群体的声音。在公共舆论方面，强势群体利用其经济实力，通过支持赞助媒体和 学术活 动等方式，也很容易达到让媒体和学者为强势群体的利益说话的目的。例如，90年中 期前後 中国出现了经济过热现象，政府不得不实行经济紧缩方针，结果大量的房地产投资被 套牢。 于是，在各地相继召开了一系列经济发展研讨会，其主题都是主张放松银根。一些经 济学家 在会上大声疾I，当时的经济并非过热，政府应当实行宽松的财政和金融政策。许多 这样的 会议都有房地产商赞助或参与，这就是民间经济力量试图影响中央决策的一个迹象。 　　各种利益群体如果合法、公开地通过影响政府政策来追求自己的利益，这 本无可 非议。但中国的情况却是，珿有强势群体能有效地影响政策、造成有利于其利益格局 的局面 ，而其他社会群体却无法对政策施加有效影响；国家机构无法在所有社会群体面前保 持公正 性，更缺乏自主性，总是偏重照顾强势群体的利益，使占人口大多数的弱势群体的利 益被牺 牲。这种状况如果延续下去，国家机器就可能异化为强势群体实现、保护其利益的工 具。 -- ※ 来源:．一塌糊涂 BBS http://ytht.net [FROM: 166.111.67.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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