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信人: stewart (錫兵，前進。), 信區: civic_life 標 題: 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新趨勢（二） 發信站: 一塌糊塗 BBS (Tue Mar 11 10:04:31 2003), 本站(ytht.net) 　　二、供求結構和資源配置方式的趨勢性變化 　　在這些現象的背後可以發現，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結構發生的一系列 重要變 化，一是消費和生產正經歷著從“生活必需品時代”到“耐用消費品時代”的轉型， 另一個 就是社會資源的配置呈現出一種從擴散轉變為重新積聚的趨勢。這兩個變化極大地改 變了中 國的經濟社會生活，導致不同社會力量在社會政治生﹞丹鼽m的變化，也導致了不同 的結盟 和對立關系的出現。 　　1.從“生活必需品時代”到“耐用消費品時代”的轉型 　　這一轉型可以從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觀察到。在70年代，大多數城市居民的 工資都 只有幾十元，家庭的支出結構相當固定，購買了憑糧票供應的螺食，憑布票供應的布 料和衣 服，憑票供應的肉、油、蛋、魚、火柴、麻醬等日用品之後，家庭收入就所剩無幾了 。與這 種典型的商品短缺和供給制特征相對應的，是生活必需品在居民家庭的需求和支出結 構中佔 據主要地位。但到了90年代情況就完全不同了，人們議論日常生活開支時經常提到： “現在 每個月吃飯用不了多少錢”。這意味著中國的供求結構正經歷著一場變遷，即從以生 活必需 品的生產和消費為主的時代轉變為耐用消費品生產和消費為主的時代。耐用消費品的 生產和 消費開始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主要內容，而生活必需品的生產和消費則退居次n地位 。 　　直接反映這種變遷的是“恩格爾系數”的變化。“恩格爾系數”是指食品 類支出 佔消費總支出的比重。這個系數的變化大體可以表示生活必需品在人們的消費支出中 所佔比 重的變化趨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 聯合國 糧農組織”認為：“恩格爾系數”高于60％以上的國家屬于貧困型社會；該系數為50 ％－ 60％的國家是溫飽型社會；40％－50％為小康型社會；40％以下為富裕社會。中國城 鎮居民 的恩格爾系數在1995年即已下降到50％以下，1999年進一步下降到41．9％，2000年 則降到 40％；2000年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也僅為50％左右。 　　從“生活必需品時代”到“耐用消費品時代”的轉型，對整個社會生活、 特別是 對社會結構的變化具有重大影響，但這一點幾乎完全被中國的理論界忽視了。從“生 活必需 品時代”到“耐用消費品時代”的轉型，絕不O簡單地意味著人們從此不必為基本的 生存需 求而奔忙，可以開始享受寬敞的住房、汽車、高檔電器、各種服務等；這一轉型必然 伴隨著 整個經濟和社會生活的一系列重大變化，如果不能妥善地處理這個轉變過程中出現的 種種問 題，就可能釀成某種危機。20世紀30年代西方國家出現過經濟大蕭條，關于其原因的 種種解 釋不斷受到後人的懷疑和挑戰；近些年來有些學者提出，這次經濟大蕭條就是西方國 家由生 活必需品階段向耐用消費品階段的轉型引起的。在本文的討論中將進一步分析這一問 題。 　　2.資源配置：從擴散到重新積聚的趨勢 　@80年代初，中國社會的財富主要是集中在政府手中，然後由政府按照社會 成員在 社會結構中的地位實行再分配。與這種制度相伴隨的是社會財富和資源的極度“匱乏 ”。在 這種情況下，從社會邊緣開始發端、以市場為基本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無疑具有財 富增長 和資源擴散的效應。 　　在這個過程中，首先是社會中的弱勢和邊緣群體在改革中受益，社會中最 貧困階 層的收入和生活得到了改善。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後，政府同時提高了糧 食和其 他農產品的收購價格，農民的收入大幅度增加了；城市中職工的收入因工資和獎金的 增加也 提高了（有時甚至出現工資獎金的增長快于企業收入增長的所謂“超分配”現象）； 一些當 時處于失業狀態的人們（如部份無法進入企事業單位的回城知識青年以及刑滿被釋放 的人員 ），在改革政策的鼓勵下開始了個體經營，結果這部份本來處于社會底層的人們成了 最早的 致富者。礄仱ㄓF極少數成功的個體戶之外，社會中並不存在特別富裕的階層；可以 說，在 80年代裡，社會成員的絕大多數都是改革的受益者；正是在這樣的經濟社會背景下， 出現了 所謂的“共同富裕”的局面。 　　其次，在80年代社會的邊緣地帶出現了興旺氣象和發展生機。“聯產承包 責任制 ”的實行使人民公社時期缺少勞動積極性的社員成了自主經營的農民，加之新政策鼓 勵農民 實行多種經營，農村經濟出現了明顯的增長。雖然仍然受到城鄉“二元結構”的束縛 ，農村 中的富余勞動力和其他資源無法流入城市中，而只能以鄉鎮企業的形式在農村內部積 聚發展 ，但也因此促進了鄉鎮企業的迅速擴張，其增長速度遠遠超過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 鄉鎮企 業的發展不僅解決了部份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就業問題，而且也大大增加了農民的收入 。在鄉 鎮企業發展的推動下，小城鎮也迅速發展起來。 　　再次，隨著“放權讓利式”改革滷懦i，基層政府和企業獲得了更多的自 主權和 可供支配的資源。在經濟和社會活動中，基層政府和企業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過去那 種消極 的執行者角色，而成為一種積極的主體。基層政府和企業掌握資源的增加，也為基層 經濟和 社會生活帶來了活力。 　　然而，這種權篷和財富擴散的良性演變趨勢在80年代中期就開始表現出逆 轉的苗 頭，那就是“官倒”的出現。“官倒”的制度背景是價格“雙軌制”，“官倒”現象 使一些 擁有或接近政治與行政權力的人們突然成了中國的一批新興富裕者，那時其中一些人 被稱為 “萬元戶”。但當時其人數極為有限，他們所獲財富的數量也不算大，他們的存在尚 不足以 對整個社會的收入分配格局造成根本性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些人正是靠著 從事“ 官倒”活動積累的財富而完成了最初的“原始資本”積累過程，後來成了90年代有名 的私營 企業主。 　　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開始出現與80年代的財富及資源擴散走向截然相 反的財 富及資源聚斂過程。這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如引入市場機制提供的機會、巨大的收 入差距 、貪污受賄、大規模瓜分國有資產，都使得收入和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裡；盡 管城鄉 之間壁壘森嚴，但通過稅收、儲蓄以峔銗L途徑，大量來自農村的資源源源不斷地流 入城市 社會；1994年的稅制改革使政府的稅收迅速增加，而政府則將這些收入集中投向特大 城市或 其他大城市；証券市場的發展、企業間的重組和兼並，也把越來越多的資金、技術、 設備集 中到數量越來越少的企業之中。所有這一切都從根本上改變著中國的資源配置格局。 　　這種資源重新積聚的趨勢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首先，各 社會群 體間收入和財富的差距越拉越大。改革初期“做大蛋糕”的改革模式是在失利者出現 之前造 就了得利者；但90年代資源配置機制的變化使一些人迅速暴富，而改革初期得到一些 利益的 邊緣和弱勢群體卻日益成為改革代價的承擔者。在90年代這個改革的失利者顯現的年 代裡， 一方面一個數量不多的“富人”群體開始形成[2]，另一方面城市中的失業者成為一 個最引 人注目的群體。改革前這個群體的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均處于明顯的優勢位置，但過 去十幾 年中它已淪為城市社會的底層，開工不足企業的職工和部份退休職工也屬于這個群體 。 　　其次，在社會的邊緣地帶出現了明顯的凋敝，特別是在農村和小城鎮。不 少地方 的鄉村已很少見到年輕人，有的村莊成了“空殼村”，道路、水利等基礎設施普遍破 敗失修 。農業在過去十幾年中已基本成為一個無利可圖的產業。盡管國民經濟以6-8%的速度 增長， 但農民的收入基本停滯不前，1997年以後大多數以農業為主業的農民的收入實際上是 下降的 。 　　再次，鄉村基層被掏空。近年來財政收入越來越多地集中到省以上財政， 基層政 府的財力越來越弱。有不少縣級政府無法支付公務員和教師的工資；目前全國鄉鎮政 府的負 債已達2,000多億元，實際負債還不止這個數字；村委會的負債也急劇上升，一個村 莊負債 40至50萬元是常見的。 -- ※ 來源:．一塌糊塗 BBS http://ytht.net [FROM: 166.111.67.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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