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stewart (锡兵，前进。), 信区: civic_life 标 题: 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二） 发信站: 一塌糊涂 BBS (Tue Mar 11 10:04:31 2003), 本站(ytht.net) 　　二、供求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的趋势性变化 　　在这些现象的背後可以发现，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的一系列 重要变 化，一是消费和生产正经历着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 另一个 就是社会资源的配置呈现出一种从扩散转变为重新积聚的趋势。这两个变化极大地改 变了中 国的经济社会生活，导致不同社会力量在社会政治生﹞丹鼽m的变化，也导致了不同 的结盟 和对立关系的出现。 　　1.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 　　这一转型可以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观察到。在70年代，大多数城市居民的 工资都 只有几十元，家庭的支出结构相当固定，购买了凭粮票供应的螺食，凭布票供应的布 料和衣 服，凭票供应的肉、油、蛋、鱼、火柴、麻酱等日用品之後，家庭收入就所剩无几了 。与这 种典型的商品短缺和供给制特征相对应的，是生活必需品在居民家庭的需求和支出结 构中占 据主要地位。但到了90年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人们议论日常生活开支时经常提到： “现在 每个月吃饭用不了多少钱”。这意味着中国的供求结构正经历着一场变迁，即从以生 活必需 品的生产和消费为主的时代转变为耐用消费品生产和消费为主的时代。耐用消费品的 生产和 消费开始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消费则退居次n地位 。 　　直接反映这种变迁的是“恩格尔系数”的变化。“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 类支出 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这个系数的变化大体可以表示生活必需品在人们的消费支出中 所占比 重的变化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 联合国 粮农组织”认为：“恩格尔系数”高于60％以上的国家属于贫困型社会；该系数为50 ％－ 60％的国家是温饱型社会；40％－50％为小康型社会；40％以下为富裕社会。中国城 镇居民 的恩格尔系数在1995年即已下降到50％以下，1999年进一步下降到41．9％，2000年 则降到 40％；2000年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也仅为50％左右。 　　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对整个社会生活、 特别是 对社会结构的变化具有重大影响，但这一点几乎完全被中国的理论界忽视了。从“生 活必需 品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绝不O简单地意味着人们从此不必为基本的 生存需 求而奔忙，可以开始享受宽敞的住房、汽车、高档电器、各种服务等；这一转型必然 伴随着 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如果不能妥善地处理这个转变过程中出现的 种种问 题，就可能酿成某种危机。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过经济大萧条，关于其原因的 种种解 释不断受到後人的怀疑和挑战；近些年来有些学者提出，这次经济大萧条就是西方国 家由生 活必需品阶段向耐用消费品阶段的转型引起的。在本文的讨论中将进一步分析这一问 题。 　　2.资源配置：从扩散到重新积聚的趋势 　@8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财富主要是集中在政府手中，然後由政府按照社会 成员在 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实行再分配。与这种制度相伴随的是社会财富和资源的极度“匮乏 ”。在 这种情况下，从社会边缘开始发端、以市场为基本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无疑具有财 富增长 和资源扩散的效应。 　　在这个过程中，首先是社会中的弱势和边缘群体在改革中受益，社会中最 贫困阶 层的收入和生活得到了改善。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後，政府同时提高了粮 食和其 他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农民的收入大幅度增加了；城市中职工的收入因工资和奖金的 增加也 提高了（有时甚至出现工资奖金的增长快于企业收入增长的所谓“超分配”现象）； 一些当 时处于失业状态的人们（如部份无法进入企事业单位的回城知识青年以及刑满被释放 的人员 ），在改革政策的鼓励下开始了个体经营，结果这部份本来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成了 最早的 致富者。礄仱ㄓF极少数成功的个体户之外，社会中并不存在特别富裕的阶层；可以 说，在 80年代里，社会成员的绝大多数都是改革的受益者；正是在这样的经济社会背景下， 出现了 所谓的“共同富裕”的局面。 　　其次，在80年代社会的边缘地带出现了兴旺气象和发展生机。“联产承包 责任制 ”的实行使人民公社时期缺少劳动积极性的社员成了自主经营的农民，加之新政策鼓 励农民 实行多种经营，农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增长。虽然仍然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的束缚 ，农村 中的富余劳动力和其他资源无法流入城市中，而只能以乡镇企业的形式在农村内部积 聚发展 ，但也因此促进了乡镇企业的迅速扩张，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 乡镇企 业的发展不仅解决了部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且也大大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在乡 镇企业发展的推动下，小城镇也迅速发展起来。 　　再次，随着“放权让利式”改革卤懦i，基层政府和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自 主权和 可供支配的资源。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基层政府和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那 种消极 的执行者角色，而成为一种积极的主体。基层政府和企业掌握资源的增加，也为基层 经济和 社会生活带来了活力。 　　然而，这种权篷和财富扩散的良性演变趋势在80年代中期就开始表现出逆 转的苗 头，那就是“官倒”的出现。“官倒”的制度背景是价格“双轨制”，“官倒”现象 使一些 拥有或接近政治与行政权力的人们突然成了中国的一批新兴富裕者，那时其中一些人 被称为 “万元户”。但当时其人数极为有限，他们所获财富的数量也不算大，他们的存在尚 不足以 对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造成根本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些人正是靠着 从事“ 官倒”活动积累的财富而完成了最初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後来成了90年代有名 的私营 企业主。 　　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与80年代的财富及资源扩散走向截然相 反的财 富及资源聚敛过程。这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如引入市场机制提供的机会、巨大的收 入差距 、贪污受贿、大规模瓜分国有资产，都使得收入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尽 管城乡 之间壁垒森严，但通过税收、储蓄以峔銗L途径，大量来自农村的资源源源不断地流 入城市 社会；1994年的税制改革使政府的税收迅速增加，而政府则将这些收入集中投向特大 城市或 其他大城市；证券市场的发展、企业间的重组和兼并，也把越来越多的资金、技术、 设备集 中到数量越来越少的企业之中。所有这一切都从根本上改变着中国的资源配置格局。 　　这种资源重新积聚的趋势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首先，各 社会群 体间收入和财富的差距越拉越大。改革初期“做大蛋糕”的改革模式是在失利者出现 之前造 就了得利者；但90年代资源配置机制的变化使一些人迅速暴富，而改革初期得到一些 利益的 边缘和弱势群体却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在90年代这个改革的失利者显现的年 代里， 一方面一个数量不多的“富人”群体开始形成[2]，另一方面城市中的失业者成为一 个最引 人注目的群体。改革前这个群体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均处于明显的优势位置，但过 去十几 年中它已沦为城市社会的底层，开工不足企业的职工和部份退休职工也属于这个群体 。 　　其次，在社会的边缘地带出现了明显的凋敝，特别是在农村和小城镇。不 少地方 的乡村已很少见到年轻人，有的村庄成了“空壳村”，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普遍破 败失修 。农业在过去十几年中已基本成为一个无利可图的产业。尽管国民经济以6-8%的速度 增长， 但农民的收入基本停滞不前，1997年以後大多数以农业为主业的农民的收入实际上是 下降的 。 　　再次，乡村基层被掏空。近年来财政收入越来越多地集中到省以上财政， 基层政 府的财力越来越弱。有不少县级政府无法支付公务员和教师的工资；目前全国乡镇政 府的负 债已达2,000多亿元，实际负债还不止这个数字；村委会的负债也急剧上升，一个村 庄负债 40至50万元是常见的。 -- ※ 来源:．一塌糊涂 BBS http://ytht.net [FROM: 166.111.67.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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