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難民處理 畢自嚴《撫津疏草》〈遼民叢集速議解散疏〉裡面確實曾討論難民可能參雜間諜的問題， 但是明朝政府最終仍是將其分散至各地鄉間屯墾，畢竟這些難民是明朝打敗仗造成的結果 ，如果不協助他們，輿論和道義上頗為不妥，並且會給予滿州更多人力。 至於遼民造成的問題，黃一農教授的〈吳橋兵變：明清鼎革的一條重要導火線〉論文中曾 提及因為移居的遼民與各地官民相處不佳，吳橋兵變時大量加入叛軍；許多遼民也因為在 關內生活困苦，決定返回關外和東江。 因此，難民確實是明朝所意圖處理的問題，儘管如何處置頗顯進退兩難；而難民也並不是 因為明朝政府提供武裝才造成社會問題，而是其存在本身就已經擾亂了民情。明朝在降低 軍費的目標下對遼民進行武裝，只是加劇了衝突而已。 2.明朝糧食 郭松義先生那篇文章的畝產數字是沒脫殼之前的石數，用的人口數也低於其他學者的估計 ，所以結論顯得比較樂觀。如果用他自己在內文提及的兩石穀成為一石米來算，實際上能 養活的人口就算下降到很危險的水準。 〈明代GDP試探〉(管漢暉、李稻葵)提到研究認為晚明人口是1.2~2.0億； 〈明清時期的中國人口〉(高王凌)認為比較合理的數字是1.5億。 《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認為應該是1.3~1.5億。 〈明清時期中國的氣候和糧食生產〉則認為明末清初糧食生產有顯著下降。 事實是板上提及糧產豐盛的南方，也多有缺糧的紀錄，用理想值計算相當不妥。 《崇禎朝薊遼兵變與餉稅重整》：「崇禎二年......江西南昌八府水旱災相繼」 「江西、河南水旱成災請求蠲免」 〈補農書〉：「曩自崇禎十一、二年以農雖無水旱為災，然連年薄收，米價不減兩許，而 賦稅漸增，徵科繁擾。」「總計湖民，奇荒三載，沒者十三，存者十七，今之幸生者，全 賴十四、十五兩年豆麥滿收以度日耳。」 《崇禎年間江南的災荒與應對》整篇都在講江南的慘狀就不用引了，只不過崇禎末期比起 崇禎十三年之前慘非常多。 明朝的稅政與糧食密切相關，以至於很多部分都以糧食的石數來計算。收不到稅就代表無 法徵收到大量糧食。考慮到《邊鎮糧餉》裡面提及邊鎮早在萬曆中期就已經後勤吃緊，即 使不開戰明朝大概也沒能力提供多少糧食給後金。《明代陝西三邊軍糧補給體系探析》也 提到西北邊鎮的糧食補給持續下探，難以維持後勤。 至於鹽引，《邊鎮糧餉》已提及其額數甚少，且本質上仍需要政府協助維持，並不能認為 開放通商就一定會商旅運輸物資，遑論還要是大量的糧食。 在天啟年間以奢安之亂為首的多場戰爭中，明朝各省大量留用原本預計用於關外的新餉， 換言之新餉很難不加派。從更早期嘉靖年間的案例也可以知道，明中葉以後遭遇大規模武 裝衝突基本上都要加稅，除非有盈餘可以花，問題在於萬曆末期已經把盈餘花掉了。因此 ，和後金降低衝突就不會面臨財政與糧食問題也是不太妥當的說法。 《晚明遼餉研究》裡面也提及： 「值得注意的是，如上述，澄城縣因每畝加派額較九厘規定低......還算是輕的。」 「陝西民變的問題，與社會、經濟的不平衡有密切關係，加派應是突顯原有的問題，但這 種困厄，不單只以加派造成重課繼而引發民變來解釋。」 我認為明朝如果真能和後金降低衝突，或許有能力壓制關內，但是要說就不會有糧食配給 之類的問題，或者說肯定有能力透過通商來安撫後金，恐怕不太符合史實。 3.和談的問題 我並不反對「停戰是個很有用的手段」這件事情，但是事實是明朝如果不堪一擊，要和後 金達成長久的和平是相當困難的。不要忘了，隆慶議和澶淵之盟的背景都是先能與敵方打 成互有勝負，方才有了談判的成果；歐洲的西發里亞和約也是一樣。 皇太極的議和被很多人認為只是拖延時間的手段，談判期間後金向朝鮮和蒙古猛攻，班師 回朝之後又藉口明朝無心停戰而大舉攻擊遼左。我不懂為何會有人認為皇太極缺乏信心才 求和，後金當時沒輸過任何一場野戰，和談期間也沒停止過作戰行動。 《論努爾哈齊與皇太極對明朝軍事戰略戰術之異同》：「後金與明雙方其實一直都無意講 和，講和不過是雙方軍事戰爭的一種輔助手段。」 所以我認為，要能和皇太極真正達成停戰，明朝可能要在一場決戰中有效重挫後金，迫使 對方理解到戰爭的不可行，單純的退入山海關只是讓後金更輕易掌握蒙古各部而已，崇禎 中期滿人屢次進攻山西的情境只會更早到來。 -- 民主本質上只是一種手段，一種保障國內安定和個人自由的實用手段。它本身絕不是一貫 正確和可靠無疑的。我們絕不能忘記，在一個專制統治下往往比在某些民主制度下有更多 的文化和精神的自由——至少可能想見，在一個非常整齊劃一的政府和一個教條主義的多 數民主的政府統治下，民主制度也許和最壞的獨裁制度同樣暴虐。 ～ 《通往奴役之路》，F.A.Haye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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