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網址：https://goo.gl/X5jFR1 On the Road to Modern War By Dennis Showalter -- 災難的進行式：俄國 第一次世界大戰於是創造並留下了兩個基礎的疑問，下一場戰爭要如何進行才能避免僵持 和僵持的感受？公眾對於那種長期且高度的衝突的支持要如何被最佳的創造和維持？未來 戰爭的特徵必須由兩方面考慮：行動層面和思想架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軍事系統和民 族國家選擇以截然不同的方式來回應這兩個問題。 蘇聯(USSR)和它的紅軍提出了最全面的回應。USSR本身完全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產物， 以馬克思、列寧觀點來看，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內鬥已經推動了無產階級革命的過程，只 是「歷史的詭詐」使得資本主義雖然在精神上受到重創卻仍能生存，這代表在戰爭中倖存 對蘇聯來說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外在的階級敵人─也就是環繞著蘇聯的資本主義國家─基 於自己的動機而期待著它的毀滅，備戰因而成了實務上的必要，而蘇聯的模型就是同時在 思想和行動上發動的總體戰。如此的衝突牽涉到擊敗敵對的陸軍和國內的敵人─「右傾主 義者」和「破壞份子」。勝利不僅代表著使蘇聯更接近共產主義，更包含了徹底轉變原先 敵對的社群。 這種勝利也需要著俄國人民的完全轉變。從革命的最初期，蘇聯陸軍就被視為並計畫為創 造「新蘇聯男人」的主要工具，不受過往的謬誤和妄念所干擾，此一原型的本質應該是唯 物論和集體主義，準備好為了蘇聯體系和共產理想而犧牲自己。兵役會推動和實現此一轉 化，並在同時創造出一個戰爭與革命的工具，足以展現蘇聯力量和擊退蘇聯的敵人。 現實的進展比較緩慢。最初環繞著以無產階級自居者來建軍的概念，在1925年的五年計畫 的工業擴張中挫敗，徵兵入伍者越來越多教育低下且對於在任何體系下服役有著負面的文 化印象的農民，此一結果成了文化中的毫無建樹：理想狀況與期望的反面。軍官團顯然認 為服役是在蘇聯體制中晉升的管道。Joseph Stalin(1879-1953)在1930年代的大清洗可能 只移除了不到百分之十的軍官，但是在關係與自信方面的損失只惡化了被徵召的下級軍人 與蘇聯體制的不合。 無論如何，在更寬廣的層面上，紅軍是正在發展的「軍國主義」的一部分，一個如霍布斯 所說的以一切對抗一切的全面系統。大恐慌沒有改變史達林的思維，面臨失敗的資本主義 可能更願意透過把軍事力量轉向蘇聯來扭轉歷史進程，不管管理者、軍人和官僚如何激烈 的爭辯細節，孤絕於完全敵對的世界上的假設並沒有改變。史達林的USSR是一個為了暴力 而生的社群，有著逐步的滅絕行動以及軍事和行政領域之間的藩籬。對防禦計畫的修正是 非法行為，政治語言建構在軍事措辭之上，文化也被武裝化以預防未來的革命啟示錄。完 全的軍事控制和鋼鐵紀律諭示並創造著軍旅生活，人為的結果可能不是蘇聯的理想主義者 所期待的，但他們仍被證實是以全球革命為名的軍事化社會的基礎。 在行動方面，戰間期的紅軍在兵力與機械化間達成了無人可比的協同。蘇聯體系主要的馬 列思想理念把戰爭視為科學，其宗旨被系統性的學習和完整的實施，使決策、行為甚至態 度的影響都能得到預期。竄升的一整個世代的技術人員把蘇聯未來的軍事看作大量的機械 化戰力，Mikhail Tukhachevsky(1893-1937)在1932年被任命為軍事與海事事務副政委， 他正是提出機械活力化和革命性戰爭的學派的焦點人物。一支科技化的大規模陸軍可以輸 出共產主義也能保衛之，「不樂意的士兵」可以透過體驗蘇聯能施加於敵人的能力而轉變 為狂熱者，他們可以成為新的無產階級的一部分，能夠極大的運使共產主義創造的軍事科 技。 在1920年代中期，紅軍軍事學院的講師把敵軍的徹底毀滅描繪為一系列的「縱深行動」： 用於突破的衝擊陸軍，以及用於擴展和追擊的機動縱隊。在Tukhachevsky麾下，「縱深戰 役」成為了全面的教條，包含以空中支援和完全機械化的機動集群打到敵軍的後方，每天 挺進二十五到三十英里。到了1938年，蘇聯的戰鬥序列包含四個坦克軍和一大堆坦克旅， 數量在世上無人能比。1939年十一月這些編制遭到解散，表面原因是西班牙內戰顯示坦克 的脆弱以及大規模裝甲編制實務上難以控制，隱藏在這些藉口之下的是史達林對於裝甲戰 力在國內的威脅的擔憂。 這個接近致命的決策的代價會在1941到1943年間逐步償還，然而紅軍畢竟以1917年後的政 策與態度形塑和教導的狀態進入二戰。行動層面上，它協同了兵力與機械化，在國內，這 是社會化為永久的軍事國家的主要工具，而在政治上，它接受了國家體制中的底層地位以 換取凌駕於民生產能、平衡預算和經濟現代化之上的軍事支出。 譯註： Joseph Stalin 史達林，不解釋。 Mikhail Tukhachevsky 圖帥，不解釋。 -- 民主本質上只是一種手段，一種保障國內安定和個人自由的實用手段。它本身絕不是一貫 正確和可靠無疑的。我們絕不能忘記，在一個專制統治下往往比在某些民主制度下有更多 的文化和精神的自由——至少可能想見，在一個非常整齊劃一的政府和一個教條主義的多 數民主的政府統治下，民主制度也許和最壞的獨裁制度同樣暴虐。 ～ 《通往奴役之路》，F.A.Haye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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