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兵部尚書 陳新甲之死」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王鴻泰教授以此為引題，寫了 一篇「明清的資訊傳播、社會想像與公眾社會」論文。初略看了一下，對明清公共意 識的形成有深入淺出的介紹。 （「明清的資訊傳播、社會想像與公眾社會」 http://0rz.tw/X85OI） 以下是論文中 王鴻泰教授分析「邸報」與「兵部尚書 陳新甲之死」的關聯，以及如 何藉由「邸報」瞭解與影響朝廷的權力運作： 崇禎十五年(1642)七月，深得思宗(1611-1644)信任的兵部尚書，被論處下獄，不久 後，遭處死。關於他的死因《三垣筆記》中載道： 上(思宗)與陳司馬新甲密議款邊，手詔往返數十紙，戒弗洩。忽一日報至， 新甲偶置案上，其僕不知，持授塘報官，遂鈔傳於外。方給諫士亮得報，遂 疏劾，上怒，故新甲終以此誅。 崇禎末年，明王朝在流寇與滿洲兩面夾攻下，漸感不支，兵部尚書陳新甲(?-1642) 因此試圖與大清議和，以暫緩「南北交困」的窘境。這個戰略也得到思宗的認可， 但卻因為事機不密，文件流入邸報之傳播系統中。密議因此完全公開，公開後「言 路譁然」，議和計畫隨之中止，而思宗為了杜塞言官的抨擊，只好將陳新甲置之死 地。 陳新甲的死主要就在於他讓皇帝的私密，流入邸報中，成為官員們，乃至於天下人 ，共同「參觀」的過失——《明史》說他：帝初甚倚之，晚特惡其洩機事，且彰主 過，故殺之不疑。 如此看來造成陳新甲被處死的原因主要是「洩機事」與「彰主過」，這兩者實是一 事。「洩機事」造成原來的戰略受到阻擾——這個和議戰略可能是明王朝最後的轉 機，卻因小小的疏忽而橫生枝節，皇帝的憤恨可想而知。 不過，至此皇帝大概還沒有置陳新甲於死的打算——《明史》中說議和機事公開， 而給事中上疏批評後，「帝慍甚，留疏不下。已，降嚴旨，切責新甲，令自陳。」 這時如果陳新甲如果能夠適當地替皇帝遮掩，大概還罪不致死。但是「新甲不引罪 ，反自詡其功，帝益怒。至七月，給事中馬嘉植復劾之，遂下獄。」自此，皇帝的 怒氣一往無反，「遂棄新甲於市」。 所以，真正激怒皇帝而致陳新甲於死的，與其說是「洩機事」，不如說是「彰主過 」，或者說他因「洩機事」而導致「彰主過」的結果，才造成無可挽回的悲劇，而 這一切的過程主要是邸報在其間起作用。 在此事件中，邸報可以說就像是個舞台一般，本來在幕後運作的權術，被攤開在大 眾面前，連擁有最高權力的皇帝也被放置在聚光燈下，官員以致於天下人皆眾目睽 睽地「參觀」這一切的動作，這些眼光飽含著批判意味，準備以此為標靶展開評論 。陳新甲不能完全掌握這種情勢的變化，或者他對此情勢作了錯誤的判斷——他不 認為這是「過」，因而不知替皇帝遮掩，結果皇帝也只好用他的屍體來當擋箭牌了 。 從他「終以此誅」，可以說，陳新甲是被傳播媒體致之死地的，而他的死顯示：「 邸報」別出於行政系統而具有傳播功能後，它已經自成一個活動場域，它是個舞台 ，權力的運作進入邸報就由幕後走到幕前來，在此一切的動作都將受到台下的參觀 者的「監視」，乃至「干擾」。 邸報原本源出於政府行政系統，但當它漸偏離行政命令性質，而成為傳播系統時， 它就不完全從屬於既有的權力支配的系統，它「參觀」功能的發揮逐漸讓它與實際 的權力運作發展出「對抗」性的關係，在許多時候它成為「監看」行政系統的另一 個系統，因此，行政權力也時常想要對它加以管制——《典故紀聞》中言： 故事，章奏既得旨，諸司抄出奉行，亦互相傳報，使知朝政。自成化時， 汪直用事，其黨千戶吳綬以為漏泄機密，請禁之。後之奸人恐不便己私， 遂往往禁諸傳報者，然卒未有不傳，亦可笑矣。 像汪直(?-1487)黨羽試圖以泄密的理由禁止邸報的作為是不難理解的，一旦其所作 所為進入邸報的傳播系統中，則其行徑將暴露於官員們眼中。汪黨之「禁諸傳報」 ，除顯示其心虛外，也反映出，邸報所具有的監看意義，已被他們清楚地意識到了 。 為什麼汪直及「後之奸人」要「禁諸傳報者」呢？或許可以這麼說：邸報之類傳播 系統的存在，已經使政治權力的操控變得更為複雜。它打破了權力運作的封閉性， 讓權力運作過程進入「眾人」的視野中。如此，權力的行使除了特定對象的抗衡、 整合外，更涉及不特定對象的「眾人」可能的反應，因為他們藉由傳播系統觀看著 這一切的運作。對傳播系統的管制與其說是「奸人」們的私心，不如說是行政權力 與傳播功能之間具有本質上的緊張關係。 事實上，在明清間，政權試圖管制傳播已非新鮮事，而作此嘗試者也不可一概以「 奸人」視之，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說，限制功能日漸強化的傳播系統與對此種限制的 反制，已成為明清間的政治議題，此爭論也正透露出傳播的政治性及社會性意義。 明萬曆年間，「給事中王元翰言軍國機密不宜抄傳，詔併禁章奏未下者。由是中朝 政事，四方寂然不得聞」。因此有大臣抗議道：「禁科抄之報，不使謄傳，一世盲 聾，萬年長夜。」崇禎即位後，也下令：「各衙門章奏，未經御覽批紅，不許報房 抄發，泄漏機密，一概私揭，不許擅行抄傳，違者治罪。」 此政策也激起大臣們的不滿，刑科左給事中左懋第(?-1645)上疏爭辨，其中有言： 「蓋人臣事君，原無不可使天下共知之言；而朝廷行事，更無不可使天下共知之事 。」 從這正反兩方作為，大體上可以理解：邸報這個傳播系統的存在，已經成為整體政 治運作的一部分，一般官員們已經習慣透過這個系統的「參觀」功能去掌握政治的 動向，失去此參觀機能，則參政者將「盲聾」，而政治場合將成「長夜」。甚至， 這種盲聾與長夜並不僅限於官僚階層，而及於社會大眾。左懋第的說法隱含著：在 觀念上他已將邸報視為是朝廷與「天下」相通的憑藉，也就是說讓資訊進入這個傳 播系統就等於是將政府作為向天下公開之意。如此，邸報已經不止是官員們瞭解朝 廷政務的憑藉而已，它也是一個供天下人「參觀」朝政的管道。這種觀念應非左懋 第個人的獨特見解，而是相當普遍地存在明清間一般人觀念中——小說《白圭志》 中曾敘及一樁陳年冤案被偵破後，「帝命將此事刊報頒行天下，自是天下人皆知此 事。」 可見將邸報之類的傳播系統視為天下人共同參觀的一個場域，已是一種普遍性的認 知，就此可以說，這個傳播系統是朝廷與天下的一個中介。 -- ζ ξ -● ν) 到了最後 在身邊的 只剩菸跟影子... √■＿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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