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於「兵部尚书 陈新甲之死」暨南国际大学历史学系 王鸿泰教授以此为引题，写了 一篇「明清的资讯传播、社会想像与公众社会」论文。初略看了一下，对明清公共意 识的形成有深入浅出的介绍。 （「明清的资讯传播、社会想像与公众社会」 http://0rz.tw/X85OI） 以下是论文中 王鸿泰教授分析「邸报」与「兵部尚书 陈新甲之死」的关联，以及如 何藉由「邸报」了解与影响朝廷的权力运作： 崇祯十五年(1642)七月，深得思宗(1611-1644)信任的兵部尚书，被论处下狱，不久 後，遭处死。关於他的死因《三垣笔记》中载道： 上(思宗)与陈司马新甲密议款边，手诏往返数十纸，戒弗泄。忽一日报至， 新甲偶置案上，其仆不知，持授塘报官，遂钞传於外。方给谏士亮得报，遂 疏劾，上怒，故新甲终以此诛。 崇祯末年，明王朝在流寇与满洲两面夹攻下，渐感不支，兵部尚书陈新甲(?-1642) 因此试图与大清议和，以暂缓「南北交困」的窘境。这个战略也得到思宗的认可， 但却因为事机不密，文件流入邸报之传播系统中。密议因此完全公开，公开後「言 路譁然」，议和计画随之中止，而思宗为了杜塞言官的抨击，只好将陈新甲置之死 地。 陈新甲的死主要就在於他让皇帝的私密，流入邸报中，成为官员们，乃至於天下人 ，共同「参观」的过失——《明史》说他：帝初甚倚之，晚特恶其泄机事，且彰主 过，故杀之不疑。 如此看来造成陈新甲被处死的原因主要是「泄机事」与「彰主过」，这两者实是一 事。「泄机事」造成原来的战略受到阻扰——这个和议战略可能是明王朝最後的转 机，却因小小的疏忽而横生枝节，皇帝的愤恨可想而知。 不过，至此皇帝大概还没有置陈新甲於死的打算——《明史》中说议和机事公开， 而给事中上疏批评後，「帝愠甚，留疏不下。已，降严旨，切责新甲，令自陈。」 这时如果陈新甲如果能够适当地替皇帝遮掩，大概还罪不致死。但是「新甲不引罪 ，反自诩其功，帝益怒。至七月，给事中马嘉植复劾之，遂下狱。」自此，皇帝的 怒气一往无反，「遂弃新甲於市」。 所以，真正激怒皇帝而致陈新甲於死的，与其说是「泄机事」，不如说是「彰主过 」，或者说他因「泄机事」而导致「彰主过」的结果，才造成无可挽回的悲剧，而 这一切的过程主要是邸报在其间起作用。 在此事件中，邸报可以说就像是个舞台一般，本来在幕後运作的权术，被摊开在大 众面前，连拥有最高权力的皇帝也被放置在聚光灯下，官员以致於天下人皆众目睽 睽地「参观」这一切的动作，这些眼光饱含着批判意味，准备以此为标靶展开评论 。陈新甲不能完全掌握这种情势的变化，或者他对此情势作了错误的判断——他不 认为这是「过」，因而不知替皇帝遮掩，结果皇帝也只好用他的屍体来当挡箭牌了 。 从他「终以此诛」，可以说，陈新甲是被传播媒体致之死地的，而他的死显示：「 邸报」别出於行政系统而具有传播功能後，它已经自成一个活动场域，它是个舞台 ，权力的运作进入邸报就由幕後走到幕前来，在此一切的动作都将受到台下的参观 者的「监视」，乃至「干扰」。 邸报原本源出於政府行政系统，但当它渐偏离行政命令性质，而成为传播系统时， 它就不完全从属於既有的权力支配的系统，它「参观」功能的发挥逐渐让它与实际 的权力运作发展出「对抗」性的关系，在许多时候它成为「监看」行政系统的另一 个系统，因此，行政权力也时常想要对它加以管制——《典故纪闻》中言： 故事，章奏既得旨，诸司抄出奉行，亦互相传报，使知朝政。自成化时， 汪直用事，其党千户吴绶以为漏泄机密，请禁之。後之奸人恐不便己私， 遂往往禁诸传报者，然卒未有不传，亦可笑矣。 像汪直(?-1487)党羽试图以泄密的理由禁止邸报的作为是不难理解的，一旦其所作 所为进入邸报的传播系统中，则其行径将暴露於官员们眼中。汪党之「禁诸传报」 ，除显示其心虚外，也反映出，邸报所具有的监看意义，已被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了 。 为什麽汪直及「後之奸人」要「禁诸传报者」呢？或许可以这麽说：邸报之类传播 系统的存在，已经使政治权力的操控变得更为复杂。它打破了权力运作的封闭性， 让权力运作过程进入「众人」的视野中。如此，权力的行使除了特定对象的抗衡、 整合外，更涉及不特定对象的「众人」可能的反应，因为他们藉由传播系统观看着 这一切的运作。对传播系统的管制与其说是「奸人」们的私心，不如说是行政权力 与传播功能之间具有本质上的紧张关系。 事实上，在明清间，政权试图管制传播已非新鲜事，而作此尝试者也不可一概以「 奸人」视之，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限制功能日渐强化的传播系统与对此种限制的 反制，已成为明清间的政治议题，此争论也正透露出传播的政治性及社会性意义。 明万历年间，「给事中王元翰言军国机密不宜抄传，诏并禁章奏未下者。由是中朝 政事，四方寂然不得闻」。因此有大臣抗议道：「禁科抄之报，不使誊传，一世盲 聋，万年长夜。」崇祯即位後，也下令：「各衙门章奏，未经御览批红，不许报房 抄发，泄漏机密，一概私揭，不许擅行抄传，违者治罪。」 此政策也激起大臣们的不满，刑科左给事中左懋第(?-1645)上疏争辨，其中有言： 「盖人臣事君，原无不可使天下共知之言；而朝廷行事，更无不可使天下共知之事 。」 从这正反两方作为，大体上可以理解：邸报这个传播系统的存在，已经成为整体政 治运作的一部分，一般官员们已经习惯透过这个系统的「参观」功能去掌握政治的 动向，失去此参观机能，则参政者将「盲聋」，而政治场合将成「长夜」。甚至， 这种盲聋与长夜并不仅限於官僚阶层，而及於社会大众。左懋第的说法隐含着：在 观念上他已将邸报视为是朝廷与「天下」相通的凭藉，也就是说让资讯进入这个传 播系统就等於是将政府作为向天下公开之意。如此，邸报已经不止是官员们了解朝 廷政务的凭藉而已，它也是一个供天下人「参观」朝政的管道。这种观念应非左懋 第个人的独特见解，而是相当普遍地存在明清间一般人观念中——小说《白圭志》 中曾叙及一桩陈年冤案被侦破後，「帝命将此事刊报颁行天下，自是天下人皆知此 事。」 可见将邸报之类的传播系统视为天下人共同参观的一个场域，已是一种普遍性的认 知，就此可以说，这个传播系统是朝廷与天下的一个中介。 -- ζ ξ -● ν) 到了最後 在身边的 只剩菸跟影子... √■＿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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