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在這裡要插入一個“0小節”﹖筆者認為﹐對德國總參謀部這一特有歷史實體的 討論總是無法脫離其所在的歷史環境﹐德國歷史學家漢斯‧德爾布呂克說﹕“研究戰爭 不僅要研究政治的背景﹐還應當研究經濟的、社會的與文化的背景。”（[2]﹐前言）。 德意志（德語“Deutsch”）作為民族而言歷史悠久﹐但作為國家卻還是從近代後期才 開始的﹐從1356年頒布“黃金詔書”開始到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國成立﹐“德國” （Germany）其實隻是一個持續了500多年“事實分裂”狀態的民族概念﹐盡管這段漫 長的時期內不乏出現種種以德意志冠名的所謂“聯邦”之類的東東。攤開歐洲地圖﹐我 們不難發現在總體上呈南高北低的歐洲大陸上﹐位於萊茵河與奧得河之間的一片開闊平 原地帶正是銜接東歐與西歐的一條走廊﹐對於軍隊而言是個良好的戰場﹐但卻不利於國 家的防御﹐亦即“易攻難守”──早在1806年沙恩霍斯特就注意到“由於地理條件”﹐ 普魯士“缺乏人工和天然防御屏障”﹐因而“難以進行防御作戰”（[1]﹐第2章）。而 在地緣政治上﹐歐洲自從進入近代以來﹐逐漸形成了以英國為代表的“海權國”和以法 國-德國為主體的“大陸國”兩大主要政治集團之間的對峙﹐而後者之間亦存在為了爭 奪大陸霸權而進行的長期角力。學術界對此也分為以美國軍事家馬漢（Alfred Mahan） 為代表的“海權派”和以英國著名學者哈爾福德‧麥金德爵士（Sir Halford Mackinder）為代表的“陸權派”。麥金德在其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的“心臟地帶論” （Heartland Theory）中認為“歐亞大陸的中、北部平原……是‘歷史的中樞’”﹐而 德國正是這一“心臟地帶中的心臟”﹐麥金德將這一觀點提煉為一個著名的三段式的斷 言﹕“誰統治了東歐（包括德國）便控制了心臟地帶﹔誰統治了心臟地帶便控制了世界 島（指歐亞大陸）﹔誰統治了世界島便控制了世界”（[8]﹐第7章）。發跡於易北河東 岸的普魯士不可能不明白這個道理﹐歷史上德意志內部就數次受到來自東西歐大國以民 族或宗教事務的借口幹涉﹐三十年戰爭的結果不僅使經濟和社會遭到破壞﹐更嚴重的是 ﹐一紙《維斯特伐裡亞和約》以近似國際法的形式正式確立了德意志的全面分裂狀態﹐ 此後的德國“有兩百年不見於政治積極的歐洲國家之列”（[3]﹐第1章第4節﹐恩格斯 語）。作為大陸傳統的國家﹐俄國和法國始終始終使德國處於東西兩線作戰的窘境﹐更 何況日爾曼人內部還有與奧地利的爭雄﹐所有這些構成普魯士/德國總的戰爭地理形勢 就是﹕地處中歐腹地﹐防御困難﹐且又必須在夾縫中求生存。 這種不利的形勢促使普魯士/德國的政治家們不得不殫精竭力地為這個國家的前途和命 運進行深入思考﹐在英、法、俄這三個歐洲主要大國之中至少需要與其中之一維持盟 友（至少是中立）關系﹐到了俾斯麥掌權的時代﹐其主要外交手段是推行“大陸政策 ”（[3]﹐第5章第5節）﹐目標更具體為避免兩線作戰甚至三線作戰﹐需要與奧地利結 成牢固的同盟﹐並且與法、俄之一維持友鄰關系﹐曾先後出任過俄、法兩國公使的俾 斯麥選擇了俄國﹔而在對像對英國這樣一個海權國家的問題上﹐俾斯麥不急於像傳統 歐洲列強一樣大力拓展海外殖民地﹐以避免於英國的利益沖突﹐盡管這個原則在19世 紀80年代之後因為德國介入非洲和中國殖民事務而有所鬆動﹐但從歷史上看﹐德國對 海外霸權的爭奪並不是積極的﹐重心仍然在歐洲大陸。這些動作體現了直至戰前的一 段時間內﹐德國大體的政治和外交傾向是﹕在大陸維持政治均勢﹐對海外維持保守立 場﹔對大陸國家的態度是﹐與南線（奧）結盟﹐在東線（俄）持守勢﹐在西線（法） 持攻勢。 德國的戰爭地理形勢和政治傳統對德國軍事領導層具有非凡的意義﹐總參謀部的組織 與建設﹐它對於戰爭的計劃的擬定大都受到這些客觀因素的影響。那麼繼續回到我們 的話題﹐總參謀部從何而來﹖它是如何從後台走向前台﹐成為戰爭的指導者的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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