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初期楚國主要的擴張方向是漢水流域與長江的接合部位，也就是現在的 襄樊──宛洛一線。這段時期楚國的主要勁敵是隨國，「漢東之國隋為大」(《 左傳》桓公六年)，桓公六年、八年、十一年、莊公四年都直接間接(十一年) 有 與隨相關的軍事行動；六年為雙方的第一次接觸而楚國失敗，十一年鄖國曾計畫 與隨、絞、州、蓼四國聯合進攻楚國。然而這幾場軍事行動中應以桓公八年與莊 公四年最為重要。在桓公八年隨國的大夫季梁曾經提到楚軍的弱點，「楚人上左 ，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眾乃攜矣。」(《左 傳》桓公八年)然而領軍的「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同上引)， 因此「戰于速杞，隨師敗績。」(同上引)。 莊公四年的重要性在於楚國在進行對隨國進一步的軍事行動前先改造了其軍 隊。「傳四年春王正月，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左傳》莊公傳四 年)，改革的重點在於「荊尸」和「授孑」。杜預註：「尸，陳也；荊，亦楚也 ，更為楚陳兵之法。」因此「荊尸」指的是楚國採用了新的作戰陣型；杜預又說 ：「揚雄《方言》曰：『孑者，戟也』然則楚始於此參用戟為陳。」，則另一個 改革的重點在於兵器上楚國第一次採用了戟。這兩種改革可能都是針對桓公四年 隨大夫季梁所說而來，即「右無良焉」與「偏敗，眾乃攜矣」兩個問題而來。戟 的採用說明了在此之前戰車上的楚貴族可能並不重視來自其右方的威脅，或者說 楚國重視左方勝於右方；這可能反映出在此之前楚國依靠的主要是射手提供的火 力而非戎右負責的近距離攻擊。這與「楚人上左」的現象或許有正相關的關係。 改革的另一個重點「荊尸」，《左傳》當中似乎沒有更多對這種陣型的描述 。我猜想這可能與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中提到的「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 實從之」和宣公十二年，鄢陵之戰中提到的「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 卒偏之兩」有關。所謂的「廣」，杜預註：「君之親兵。」又註：「十五乘為一 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 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由此可知楚國的「廣」和中原的「偏」一 樣，指的可能都是戰車的獨立編隊；在這裡只是用於指稱的名詞不同。然而下面 的敘述「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可能是這整個改革的關鍵。 春秋時代戰車與步卒可能是以戰車在前，步卒在後的方式列陣，所謂的「先 偏後伍」(《左傳》桓公五年)、「兩於前，伍於後」(《左傳》昭公元年。按： 杜預註引《司馬法》當中的「兩」有兩種解釋，一種是25人為一兩，一種是50乘 為一兩；而伍指的是步卒五人的編隊。)。但在桓公五年周鄭之間的繻葛之戰中 鄭國採用了另一種陣型，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的所謂「魚麗之陳」。杜預 註：「…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此蓋魚麗陳法。」也 就是說「魚麗」的特點在於第一線不再是純粹的戰車部隊，在戰車間的縫細夾雜 了步卒的編隊「伍」。這種陣型可能是因應戰車數量趨於劣勢的情況，為了維持 一個與對方相當的正面而做的權宜之計；而這種布陣方式主要應用於位於中央的 部隊，「原繁、高渠彌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以維持足夠的戰車在兩翼上發揮 其機動性。 再回來看楚國，假如杜預註所言「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是對的，那麼與鄭 國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一樣，楚國的陣型可能也是「廣」位於前方 ，「卒」位於後方的形式，而「兩」位於卒的側翼，即所謂的「卒偏之兩」，用 來補齊車間的空隙。與鄭國當時一樣楚國將此陣法運用於中軍，也就是楚「君之 親兵」的位置，而楚國可能就此「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左傳》成公 十六年)，楚王的位置不再是左方而是中央。然而將步卒和戰車放在第一線的先 決條件是第一線的步卒必須有對抗戰車的訓練──這也是季梁所謂「偏敗，眾乃 攜矣」的楚國弱點所在，即前方的戰車編隊「偏」若是被擊敗，其後方的步卒就 穩不住陣腳，整個陣型分崩離析。就此推論，「荊尸」陣型的重點應該在於楚國 步卒訓練的加強，同時可能吸收了鄭國的經驗將步卒布置在中央的第一線上以加 強兩翼的戰車實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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