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初期楚国主要的扩张方向是汉水流域与长江的接合部位，也就是现在的 襄樊──宛洛一线。这段时期楚国的主要劲敌是随国，「汉东之国隋为大」(《 左传》桓公六年)，桓公六年、八年、十一年、庄公四年都直接间接(十一年) 有 与随相关的军事行动；六年为双方的第一次接触而楚国失败，十一年郧国曾计画 与随、绞、州、蓼四国联合进攻楚国。然而这几场军事行动中应以桓公八年与庄 公四年最为重要。在桓公八年随国的大夫季梁曾经提到楚军的弱点，「楚人上左 ，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矣。」(《左 传》桓公八年)然而领军的「少师曰：『不当王非敌也。』弗从。」(同上引)， 因此「战于速杞，随师败绩。」(同上引)。 庄公四年的重要性在於楚国在进行对随国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前先改造了其军 队。「传四年春王正月，楚武王荆尸授师孑焉，以伐随。」(《左传》庄公传四 年)，改革的重点在於「荆尸」和「授孑」。杜预注：「尸，陈也；荆，亦楚也 ，更为楚陈兵之法。」因此「荆尸」指的是楚国采用了新的作战阵型；杜预又说 ：「扬雄《方言》曰：『孑者，戟也』然则楚始於此参用戟为陈。」，则另一个 改革的重点在於兵器上楚国第一次采用了戟。这两种改革可能都是针对桓公四年 随大夫季梁所说而来，即「右无良焉」与「偏败，众乃携矣」两个问题而来。戟 的采用说明了在此之前战车上的楚贵族可能并不重视来自其右方的威胁，或者说 楚国重视左方胜於右方；这可能反映出在此之前楚国依靠的主要是射手提供的火 力而非戎右负责的近距离攻击。这与「楚人上左」的现象或许有正相关的关系。 改革的另一个重点「荆尸」，《左传》当中似乎没有更多对这种阵型的描述 。我猜想这可能与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中提到的「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 实从之」和宣公十二年，鄢陵之战中提到的「其君之戎，分为二广，广有一卒， 卒偏之两」有关。所谓的「广」，杜预注：「君之亲兵。」又注：「十五乘为一 广。《司马法》：『百人为卒，二十五人为两，车十五乘为大偏。』今广十五乘 亦用旧偏法，复以二十五人为承副。」由此可知楚国的「广」和中原的「偏」一 样，指的可能都是战车的独立编队；在这里只是用於指称的名词不同。然而下面 的叙述「复以二十五人为承副」可能是这整个改革的关键。 春秋时代战车与步卒可能是以战车在前，步卒在後的方式列阵，所谓的「先 偏後伍」(《左传》桓公五年)、「两於前，伍於後」(《左传》昭公元年。按： 杜预注引《司马法》当中的「两」有两种解释，一种是25人为一两，一种是50乘 为一两；而伍指的是步卒五人的编队。)。但在桓公五年周郑之间的繻葛之战中 郑国采用了另一种阵型，即「先偏後伍，伍承弥缝」的所谓「鱼丽之陈」。杜预 注：「…以车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弥缝阙漏也。…此盖鱼丽陈法。」也 就是说「鱼丽」的特点在於第一线不再是纯粹的战车部队，在战车间的缝细夹杂 了步卒的编队「伍」。这种阵型可能是因应战车数量趋於劣势的情况，为了维持 一个与对方相当的正面而做的权宜之计；而这种布阵方式主要应用於位於中央的 部队，「原繁、高渠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陈」，以维持足够的战车在两翼上发挥 其机动性。 再回来看楚国，假如杜预注所言「复以二十五人为承副」是对的，那麽与郑 国鱼丽之阵「先偏後伍，伍承弥缝」一样，楚国的阵型可能也是「广」位於前方 ，「卒」位於後方的形式，而「两」位於卒的侧翼，即所谓的「卒偏之两」，用 来补齐车间的空隙。与郑国当时一样楚国将此阵法运用於中军，也就是楚「君之 亲兵」的位置，而楚国可能就此「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左传》成公 十六年)，楚王的位置不再是左方而是中央。然而将步卒和战车放在第一线的先 决条件是第一线的步卒必须有对抗战车的训练──这也是季梁所谓「偏败，众乃 携矣」的楚国弱点所在，即前方的战车编队「偏」若是被击败，其後方的步卒就 稳不住阵脚，整个阵型分崩离析。就此推论，「荆尸」阵型的重点应该在於楚国 步卒训练的加强，同时可能吸收了郑国的经验将步卒布置在中央的第一线上以加 强两翼的战车实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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