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marks0905:2.臺灣耕作面積、米作、蔗糖產量的提升與輸出，與統治者 11/24 21:23 : → marks0905: 有必然關係嗎？ 請參考清初雍正對臺灣施政要領如后： 一、職官建制──健全臺灣行政管理機構 1、增設升改行政機構：一府四縣、臺灣道、澎湖廳 2、巡臺御史制度化：朝廷耳目、滿漢並用 3、大力推行鄉治措施：設鄉長、辦團練、行保甲 二、吏治隊伍──打造有效治理臺灣的文武百官 1、嚴格選用臺灣文武官員：務求出色、確保強幹 2、對臺灣各官勤加訓導勸誡：要緊、據實、和衷 雍正帝要求在臺各官務必認識到海疆臺灣的重要性及其職責的重大。雍正元年 （1723）六月，新補放的臺灣水師遊擊蔡徵溫陛見，雍正帝勉勵他說：「臺灣是要緊地 方。你用心替朕出力，不可負朕委用你的意思。」9當高其倬調任福建總督時，雍正帝特 地囑咐他：「臺灣地方緊要。」「爾到閩省加意料理，務使可以放心方?妥協。」雍正五 年（1727）七月，高其倬將到任後料理臺灣事務情形奏報，雍正帝再次向他強調：「閩 省未要於理臺之事者。」命他「再當留心訪察博采」10。此類訓導，屢見不鮮。 3、對在臺文武多方籠絡：賞賜、召見、重用 4、對「木偶」官員及時調整：調離庸官、撤換劣員 三、營伍建設──大力強化臺灣駐防官兵 1、擴充在臺軍事建制：駐臺官兵達12670 名 2、加強臺灣班兵的選派和安撫：精選強壯、恩賞家眷 3、保障臺兵軍備精良：製造軍器、修造戰船 四、臺地開發──放寬內地移民赴臺加大土地墾植 1、「安臺之至計」：臺地民人俱可搬接家眷 先看一下對官員攜眷入臺問題的處理。康熙時規定：「臺屬文武大小各官，不許攜 帶家眷。」雍正初，仍如其制，但到後期出現了特許個別官員帶眷的例子。雍正九年 （1731）正月，汀州知府王仕任奉旨調臺，他訴稱隨身只有一妾，妾生之子尚在襁褓，無 可寄託，希准暫帶赴臺。雍正帝特恩諭准「隨他本人之意」，但強調下不?例。雍正十二年 （1734），巡臺御史?修奏請，臺灣各官應許其搬取家眷，以安其心。對此，雍正帝特在福 建總督郝玉麟陛見時面加詢問商酌，最後規定：臺灣文武官員年過四十尚無子嗣者，准其 搬眷。對臺員攜眷之事，直到雍正朝末年儘管仍然控制得很嚴，但卻開了缺口，較之以往 靈活些了。再看對一般民人遷移臺灣的前後對策。據載：「臺疆初闢，地力甚厚，三熟四 熟，收穫豐稔。」故此，「漳、泉、粵東之民，趨之若鶩」23。雍正初年，沿襲康熙「為 防臺而治臺」的政策，繼續嚴格控制過臺人口。雍正元年（1723），巡臺御史吳達禮、黃 叔璥奏請，對已經在臺居住暫回大陸而要重返臺灣的人，當令本縣查明給照，廈門同知驗 照放行。對此，雍正帝諭准。 到雍正五年（1727），首次諭准部分臺民搬眷。福建督撫及在臺任事各員曾先後多 次議論，認?臺地民人「若令搬眷成家，則人人有守其田廬顧其妻子之心，不敢妄?， 實安靜臺境之一策」24。也有臣工提出，福建沿海地方「生齒日繁」，「無田可耕」，准 民移臺，可「廣開其謀生之路」25。有人看的更遠一些，認?「臺灣山高土肥，……不歸 之民，……恐寇自外來，將有日本、荷蘭之患」26。雍正五年（1727）七月，福建總督 高其倬再次奏及此事，他把臺地民人分?幾類，說這些人「若令全不搬眷，固非長策」。 高其倬提出，田滿一甲27之人當准其搬眷，至於貿易、雇工、無業之人，「非安土之輩， 一概不准搬」。雍正帝感到臺民搬眷已勢在必行，便批道：「只得暫如此行。」「且行看 。」28從此，一部分民人的家眷可以名正言順地前往臺灣了，這破了大清的天荒。 雍正十年（1732），終於諭准臺地民人俱可搬眷。這年，大學士鄂爾泰奏請，臺灣 民人凡妻子在內地者，許呈明給照搬眷過臺。經過幾年部分民人搬眷的試行，雍正帝感 到，讓在臺之人各有家室，安分守業，「此誠安臺之至計」，於是頒諭准行。海峽兩岸當 即出現了「源源搬接」的景象，家眷「至者日多，皆有闢田廬長子孫之志」。 雍正帝放寬赴臺移民，對臺灣的開發是個積極促進。由於康熙和雍正前期嚴禁臺 灣官民攜帶家眷，臺灣男多女少現象極端嚴重。「有村莊數百人而無一眷口者」，有個大 埔莊，「居民79 家，計257 人，……其中有女眷者一人」29。這既不利於臺灣的穩定， 更制約了臺灣人口的自然增長，嚴重影響對臺灣的開發。另外，由於嚴禁家眷赴臺，割 斷了夫妻父子骨肉之情，內地家屬常冒九死一生的危險偷渡赴臺尋找親人。據廈門同知 胡宗文稟報：「拿獲偷渡人犯帶有搜出家信，非父寄其子，即妻寄其夫，兄寄其弟，拆 閱情詞，甚屬哀切。」這些人「未嘗不知功令森嚴，盤查甚密，而猶千謀百計，致蹈偷 渡之罪者，實有骨肉親族萬不得已之情」30。因此說，雍正後期漸漸放寬了臺地民人搬 接家眷，這順應開發臺灣、更好地治理臺灣的歷史大潮，適應了當時兩岸有骨肉之情的 民人希望團圓的迫切要求，客觀上起到了促進臺灣發展的作用。 2、對臺灣土地的開墾：官莊、漢莊、社田 清初移民高潮促進了島內人口的激增，大大改變了有史以來地曠人稀、勞動力嚴重 缺乏的局面，而雍正後期漸准臺民搬眷，又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臺地男多女少的問題，提 高了自然增殖率。在當時生?力水平比較落後的臺灣，頓增數十萬勞動大軍，這對臺灣 土地的開墾、封建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和前提。雍正時期對臺灣土地的開墾主 要有如下三種形式： 第一種是官莊，即臺灣官員出資開墾之田。官莊之設，起自康熙，不久廢止。雍正 元年（1723），藍鼎元上書說：「官莊猶古公田，更不病民，舊莊雖沒，新地可再墾也。 查臺北有竹塹埔，沃衍百餘里，可闢良田千頃，……若令全臺文武各官分地闢之，各捐 資本，自備牛種田器，結廬招佃，永?本衙門恒?，不獨一時之利，萬世之利也。」31雍 正帝諭准實施。於是，在臺官吏陸續出資墾地，雍正一朝開設官莊共達125 所。 第二種是漢莊，是指內地移臺漢民自行墾種之田。這是開墾臺灣土地的主要形式。 漢莊又分?幾種情況：一是一些有錢人赴縣申領墾單，租貸番田，「招佃墾荒」。據載： 「其始佃農力小，不足經營，富豪出資本，給牛種，建廬鑿圳，以任其費。」「各莊佃 丁山客，十居八九靡有室家，漳、泉人稱之曰客仔，客仔稱莊主曰頭家。頭家始借其力 以墾草地，招而來之，漸乃呼類引朋，連千累百。」32這裡的「富豪」、「莊頭」、「頭家」， 也稱「業戶」、「墾戶」，亦即地主，那些被招雇墾田的民人則?「佃戶」。還有一類漢莊， 是移民群?基於自願互助的原則組成的開墾團夥，他們自行籌集開墾費用歸於一處共同 使用，「群入深山，雜耕番地」，「生聚日繁，漸開漸遠」33。這類漢莊?生的多?自耕農 和小地主。此外，也有分散的自墾田地自身承種者，亦屬自耕農。 第三種是社田，是指臺灣當地番人開墾的田地。在移臺漢民農業墾植的影響下，當 地土著人的農業耕作水平也大大提高。他們「亦知以稼穡?重，凡社中舊管埔地，皆芟 刈草萊，墾闢田園」；「亦學漢人築圳，疏引溪流，以資灌溉」34；「耕種犁耙諸器，均如 漢人」35。雍正五年（1727），淡水同知王汧上書說，隨著大批移民湧入臺灣，番地日被 侵墾，或以賤價售人，以致番人無從得食，日益窮困，更恐熟番退居內山，漸變生番。 雍正帝得報當即諭令設立社田，大社留給水旱之地500 甲，中社400 甲，小社300 甲， 作?番民固定的耕種牧獵之所。社田均立界碑，四至田畝刊載於書，以俾日後勢豪不得 侵佔。其餘草地悉令召墾，並限三年起科。這一措施是比較妥善的，它既保護了番人賴 以生存的耕地，使其生活有所保障，減少番人與漢民的矛盾，又促使移臺漢民對其他荒 地進行開墾，有利於臺灣的穩定和開發。 對臺灣墾闢的田地，雍正帝進行封建性經濟管理。辦法有四：其一，徵收官莊租 息。按規定，臺灣凡新墾田地三年起科，官莊亦一體納課，輸交租銀。雍正三年（1725） 查得，臺地官莊田園共有8768 甲，官府每年收取租銀30719 兩。其二，解決墾田欺隱 之弊。臺灣「欺隱之田，倍於報墾之數」。雍正五年（1727），福建總督高其倬等先後奏 報此情。雍正帝認?這是一樁「難事」，若大規模清查田畝，勢必引起社會的不安乃至 動亂，?保持臺灣社會的安定，又解決隱田問題，他諭令民人自行首報，統於雍正七年 （1729）起科，並悉免從前欺隱之罪。經這次首報，查出新墾田園18075 甲。其三，理 順社餉與官稅的關係。舊例，官府按番社田地之多寡徵銀，名?社餉。康熙及雍正初年， 移民漸次向番人租地耕種，每年貼社餉給番人向官府輸納，所墾田地大多未報升科。雍 正七年（1729）後，臺地民墾田園全部升科納稅，這就有了社餉與官稅的矛盾，即移臺 漢民已輸課於官，而向番人貼餉仍舊。?此，雍正八年（1730）三月，臺灣道員劉藩長 奏請：嗣後番地未墾者，仍令番人輸納社餉；如其地已租與民人，而民已升科者，則民 免貼餉，並將番餉豁免；番人自行開墾者，俱照民人一例報升，社餉概行豁除。對此， 雍正帝命臺地官員「酌量行之」36。其四，確保番租兌現。移臺漢民欲墾番地，須先與 番民相約，按年納租，稱之?番大租。雙方記下界址租額，存以?據，或報送官署。? 保障番民利益，官署負責向背約者催科，飭令租地漢民按時如數交納番租。通過這些措 施，雍正帝把臺灣移民對田地的開墾納入了封建經濟的軌道之上。 「大抵自17 世紀末葉到18 世紀30 年代的五六十年間（康熙、雍正年間），是移 民開墾的極盛時期，廣闊而肥沃的北部平原和南部下淡水溪流域大部分已經開發」37。 雍正帝的有關政策，促進了臺地墾荒。同時，我們也從中看到，臺灣土地的開墾，是內 地移民與臺灣土著民族一起勞作的結果，亦即是漢族和高山諸族人民用汗水共同譜寫了 臺灣的開發史。 3、對臺灣稻米的利用：接濟漳泉、平糶沿海 接濟內地，是臺灣稻米的主要用途。「臺灣地廣民稀，所出之米，一年豐收，足供 四五年之用。」38閩浙沿海諸地則人多田少，民食不敷。自清統一臺灣後，漳、泉等地 「向藉臺灣米穀接濟」。 雍正元年（1723），巡臺御史黃叔璥等以朱一貴之變上奏說，臺灣之米出口日多， 恐其接濟洋盜，更恐聽民搬運，萬一致使臺地米貴，或生事端，請禁止臺米外運。雍正 帝批准了這一奏請。但作?官府，?解內地燃眉之急，仍不時將臺米外運。就在雍正元 年（1723），因浙江歉收，先自福州、臺灣二處撥米1.7 萬石接濟，次年又自臺灣續運2 萬石前往寧波等處平糶。雍正二年（1724），漳、泉米穀歉收，次年正月，閩撫黃國材 調撥臺米3 萬石運往接濟，並飭令臺灣府再碾米4 萬石分批運往。鑒於漳、泉二府每到 青黃不接之際，民人便遭受米貴乏食之苦，黃國材奏請，此後每年自正月起至五月止， 令臺灣府每月碾米1 萬石，5000 石運漳，5000 石運泉。雍正帝諭准批復：「地方上相機 酌量運籌，挪移全賴爾等封疆大臣也。」39 雍正四年（1726），開臺灣米禁。這年七月，閩浙總督高其倬上摺說，若一概禁止， 則臺灣屯積之米廢?無用，墾務必受影響。而官府所撥接濟漳、泉之米仍不敷用，故米 禁既不便於臺灣，又不便於漳、泉。雍正帝對此奏很重視，命「九卿確議速奏」。廷臣 認?可行，雍正帝於是諭令實施。 米禁解除後，臺米源源不斷地運往沿海各地。?加強管理，官府規定每隻商船限載 60 石，以防偷漏。清政府還往往動用專門款項採辦臺米，雍正四年（1726），朝廷議定， 每年除仍照運臺米5 萬石接濟漳、泉外，另以國庫正項銀錢購運10 萬石，分儲沿海各 處，若遇豐年，再酌量加運。雍正七年（1729），經福建總督高其倬奏准，臺灣官莊租 息銀兩全部用來採買漳、泉所需米穀。雍正九年（1731）詔令，將每年撥給閩省福、興、 漳、泉四府的平糶銀兩分給臺灣四縣，用以糴買。 另外，臺米還常常接濟鄰省。雍正十年（1732），浙江臺州受災歉收，次年春，官 府招商赴閩採買。閩省總督郝玉麟即命速撥鳳山倉谷10 萬石運至廈門，以備浙商採買。 應當說，臺米運銷大陸，對解決閩南及浙粵鄰省的民食起了很大的補濟作用。同時，內 地的廣闊市場又是島內米價穩定和稻作經濟持續增長的一個保障。 4、其他方面的開發利用：蔗糖、食鹽、西瓜 康雍時期，臺地蔗糖業興旺發展。當時，臺灣所?蔗糖有烏糖、漏斗糖、白糖和冰 糖四種。每年可出60 餘萬簍，每簍約180 斤。製糖的手工場稱?糖?，內部分工精細， 「工價逐月六、七十金」40。說明此時臺灣已出現資本主義因素的萌芽。 雍正帝開放海禁，發展臺灣貿易。清初實行海禁，康熙統一臺灣後，又立臺灣出海 貿易之禁。雍正五年（1727），福建總督高其倬奏陳，內地生齒日增，「惟開洋一途，藉 貿易之贏餘，佐耕耘之不足」41。雍正帝據此開放海禁，臺灣貿易之禁亦隨之開解。官 府規定，赴臺商船外運，俱到廈門掛號徵稅，然後准駛各有關地方。臺地稻米、蔗糖等 物於是大量外運，近處行銷於福建、廣東、浙江沿海地帶，南至東南亞，北到上海、煙 臺、天津、牛莊等地。同時，回程船隻亦將沿海及內地貨物大量載入臺灣。「海壖彈丸， 商旅輻輳」42，舳艫相望，絡繹於途。在臺灣島內，不僅平原地帶貿易頻繁，甚至臺東 內山番社「亦有漢人敢至其地，與之貿易」43。商業貿易的繁榮，大大促進了臺灣及沿 海地方經濟的發展。 雍正帝諭令官府統辦臺地鹽務。臺灣濱海，以往民人曬鹽自賣。雍正四年（1726）， 諭命臺灣鹽務由官府專辦。全臺分設四處鹽場，每場設管事一名，每年計收納九至十萬 石鹽。臺灣府設立一處總館，各市鎮設立分館。販鹽民戶赴館納課，領引而出。這就創 立了臺灣食鹽專賣制度。 雍正帝還在臺灣種瓜供清宮享用。雍正帝沿襲康熙晚年的做法，每年春季欽發榆次 瓜籽到閩，福建督撫於八月委派官員赴臺布種，十二月瓜熟之時精選四五十個送京。清 帝欽頒瓜種到臺灣，主要是利用臺灣的自然條件，以便在春節前後向皇宮供應新鮮西 瓜。但在客觀上，卻使內地的優良瓜種在臺灣得到推廣。 在臺灣開發史上，雍正帝的有關舉措起了重要的促進和推動作用。因此，雍正一朝 雖然僅有13 年，但海島臺灣卻得到了很大的開發和利用。 五、原住居民──對臺灣番民的安撫德政 1、對生番歸化加意綏撫：施恩布教、慰諭獎賞 2、對臺地番人輕徭薄賦：免除番婦丁稅、禁絕規禮擾累 3、對番地事端慎重處置：重在招撫、反對興兵 4、對番人漢民劃界封山：勒石立界、嚴禁侵擾 除上述四點之外，雍正帝還在臺灣設立社田。即?番社留出一定的耕獵之地，不准 漢民侵墾。 六、科舉文化──欽定臺地舉人名額全面推行封建教化 1、增設臺地學務官員：置學政、添教官 2、閩省鄉試特立臺字型大小：欽定臺灣每科兩名舉人 3、保障臺灣士子進身之階：嚴禁外人冒充臺籍科考 4、廣置教育文運場所：增儒學、添書院、設私塾 5、推行封建教化：興祠壇、建寺廟 上文轉載自 兩岸故宮第一屆學術研討會：為君難－雍正其人其事及其時代1 清宮檔案：雍正與臺灣※ 李 國 榮（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研究員）撰寫初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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